我,李次男,出生于1922年。
幼年的時候,家里太窮,無法維持生計,父母就帶著我離開朝鮮老家,到日本去討生活。
在日本的時候,為了適應日本的生活,我又多了一個日本名字,叫安中加晉內。
那年月,在日本討生活的朝鮮人很多。
不過,因為生存壓力很大,討生活的朝鮮人都做著非常艱辛的底層工作,男人做苦力,女人做女傭。
因此,活著就是一件不易的事,所以上學讀書,都是不可能的事。
后來,父母身患疾病,沒有錢治療,都先后在日本過世了,連葉落歸根都沒法實現。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根本沒有能力善后父母的喪葬事宜。
而且,我還要活命。
為此,我就到日本大阪,給一家人做女傭。
做女傭非常辛苦,燒飯、打掃、洗衣服,反正家里的事情都得去做。
做得不夠好,還要時不時遭到主人的責罵和毆打,備受虐待,飽嘗心酸。
那時候,我很想離開日本,回到朝鮮去。
終于在1937年的時候,那一年我15歲了。
那年,我認識了一個女人,她說要回朝鮮去。
我聽說后,就央求她把也帶回去。
那時候,我對于朝鮮是什么樣的,心里一點兒印象和概念也沒有。
但是,一種本能促使我應該回去,畢竟那里才是自己的祖國。
結果,我坐船真的回到了釜山。
可是,別人踏上那一片土地,都知道家在什么方向,該往什么地方去。
可我踏上土地那一刻,滿眼都是陌生的,在這片土地上,我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我只是因為知道自己是朝鮮人,所以才回來了這里。
回到這里,跟日本也沒有什么兩樣。因為無處可去,又要生存。只能先找工作來干,維持生計。
我找到了一家冷面館打雜的活,冷面館的老板是一個從日本回來的離異獨身女人。我很勤快,老板也挺喜歡我。可惜的是,我跟老板的孩子們經常發生摩擦和矛盾,導致我不得不離開,換了一個工作。
但是,換來換去,總是不能如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遭遇都很糟糕,跟在日本沒什么兩樣。無論在哪里,稍有閃失,主人家都會責罵和毆打。
好多個夜里,我在傷心和委屈的時候,覺得我這樣一個人,活著其實沒什么意義了,于是設想去自殺。可是,面對死亡的時候,我都猶豫了一下。
就這樣,我從15歲熬到了17歲。
那時候,我在梁山郡勿禁面給人家做女傭,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個女孩,她比我大兩歲,19歲,和父親相依為命。
我們倆聊得很好,便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1939年的年底,這個女孩對我說,有人給她在日本找了個工作,她希望我能和她一起去日本。
我當時想了想,覺得在朝鮮兩年的時間里,同樣是飽受生活的磨難,并沒有任何改善。如果去日本換個工作,能夠略微改善一點點,那么何必守在這里受苦呢?
于是,我就答應了她,辭掉了女傭的工作。
我跟著我的朋友去見介紹工作的人,一對朝鮮夫婦,據說是平安道新義州人。
他們大概是做安排工作這種生意的,因為除了我和朋友外,我們還見到了另外4個女孩。
在離開朝鮮之前,那對夫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臨時的吃住之地,又給我們買了一些簡單的廉價衣服。那時候,我們女孩子都留著長頭發,那對夫婦讓我們都剪短,稍微把自己打扮了一番。
我們在釜山的旅館里,等了一星期。根據那對夫婦的安排,原本是要坐船去日本的。可是最后沒等來船,便帶我們坐火車去了新義州,在新義州又等了一周,又折回釜山。
在釜山,那對夫婦并沒有帶我們去日本,而是把我們交給了一個日本軍人。
幾經折騰,我們原該懷疑這其中是有問題的,可是我們太想離開苦難的處境,想獲得哪怕一點點改變了。因此,我們忍受了來回的折騰,甚至說服自己要相信這一切都沒問題。
結果,在釜山我們跟著那個日本人上了船。
我想,這次我們應該可以順利去日本了。
但是,經歷了暈船的痛苦折騰之后,船在一個港口停靠住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這里是臺灣。
那時候,就算后悔也來不及了。
押送我們的日本人非常殘暴,只要我們這些女孩子稍微不聽話或反抗一下,便會遭到棍棒的擊打。因此,為了避免遭受暴打,我們選擇了順從。
在臺灣,僅僅只休息了一夜,我們便被催促上船,拉到了廣東廣州。
在廣州下船后,我們立即被等候在那里的一輛卡車拉到了一處三層磚房前。
那樓房的門口有站崗的日軍,我們六個被領進去的時候,那里已經有15名朝鮮女孩了。她們都能講日語,很熱心地教我們。因為突然多了6個人,房間有點緊張。于是,一些大的房間就加床,多的有四張床。
直到此時,我才知道我們進了地獄般的日軍慰安所。
因為,處境悲涼,我就忍不住唱了一首朝鮮歌曲,結果被日本人聽到了,打了我一頓,他們說在這里不準唱朝鮮歌曲。
日常管理我們這些女孩的是一對日本夫婦,那男人讓我們叫他哥哥,女的讓我們叫她姐姐。
他們給我取了一個新名字,叫愛子。
來到廣州兩天后,噩夢般的生活便開始了,我的第一次被日本軍人粗暴地剝奪了。對于一個女人而言,這幾乎是一個可怕的災難。
可是,往后日復一日的重復噩夢,才是更為痛苦的事情。
安慰所里有著嚴格的時間和管理,所有女孩每天早上7點起床,先收拾衛生,接著去吃飯。每天只有兩頓飯,早上和晚上。吃的飯基本都是米飯,菜很簡單。
早飯后和晚飯后的其余時間,都是接待日本軍人。
如果是爆發戰爭的時候,慰安婦們每天接待的軍人會略微少點,一個人每天接待五六個。可是若是到了周六日,或者沒有戰爭的時候,一天就會接待15個左右的日本軍人,有時候甚至會更多。
日軍進來都是要付費的,不過交的錢都被管理慰安所的日本夫婦收走了。每到月底的時候,日本夫婦就會根據每個女孩的收入來進行打分,如果表現差,創造的金錢比較少,輕則挨罵,重則會被暴打一頓。
也許因為從小就沒享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愛,飽嘗生活苦難,所以我對什么都無所謂,逆來順受,因此表現一般。那日本夫婦對我的態度,是不表揚,也不責罵,但是有什么活都讓我去干。
因為從事那種事情,身體健康很重要,日本人最怕我們這些女人得病。因此,每周都會有一次身體檢查。如果身體患病的女子,都會被打606號針。
當時,我因為接待日軍過多,身體遭到巨大的摧殘,腹部腫痛難忍,如同爆裂,于是日本夫婦便只得讓我去醫院接受治療。
后來,我還悄悄總結成了一個經驗:那就是當到檢查日期的時候,日本夫婦都會要求我們用鹽水清洗身體,然后去接受檢查,這樣容易通過檢查;而我故意偷偷不洗下體,便有機會被檢查不合格,這樣就能留在醫院接受治療,而不用回去接待日本軍人。
可是,那對日本夫婦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我被留院治療期間,為了早日治好我的腹痛,他們便給我進行艾灸,結果因為艾灸使用過度,把我的腹部燙傷,留下了一道很大的傷疤。
那時候,我聽那些一起的慰安婦姐妹們說,像我們這樣的女人,等到有了年歲,身體就不能要了。
還有的說,身體遭受摧殘過度,加上不斷使用那些可怕的藥物,子宮可能會遭到破壞,以后連孩子也不能生了。
那時候,我開始感到害怕,開始為自己的身體擔憂起來。
可是,害怕和擔憂也沒用。在慰安所里,每個女人的命運都時刻在和死神交叉而過。比如和我一起來的那個朋友,在慰安所一年后,不幸患病死了。
她死的時候,沒有葬禮,沒有儀式,被人拖出去,就在慰安所旁邊燒掉了。
尸體被燒后的氣味隨風飄進房子里,我聞著那氣味,感到自己十分麻木,連悲傷的欲望和情緒都沒有,只是麻木地聞著,想著有一天自己大概也這樣就死了。
苦熬兩年后,一個關系比較好的女孩私下偷偷告訴我,說我們來時跟這間慰安所簽的合同是兩年,現在已經到期了。
而這一切,我不知道,管理我們的日本夫婦也不說。
于是,我就趁著一天喝多了的時候,把這事抖摟了出來。
管理我們的日本夫婦見我知道了,便不再強迫我去接待日本軍人。因為,如果他們強迫我這樣做,我就可以去日本憲兵那里舉報他們,他們就會受到懲罰。
但是,為了生存,我又去別的慰安所,慘遭蹂躪的命運依然沒有改變。
直到45年,日軍戰敗后,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可截止此時,我已經在中國的廣州被日軍折磨了長達6年之久。
當時,有人通知我,應該回到朝鮮去,因為我是朝鮮人。
可是,在朝鮮,我沒有一個親人。我曾經回到過那里去,什么親情也沒感受到。對于我而言,在哪里都一樣,與其回到朝鮮,不如待在廣州,所以我并不想回去。
但是,朝鮮籍的管理人,說我是朝鮮人,就必須回到朝鮮去,而且不聽話的,也會遭到責打。
沒辦法,在1946年初,我被迫坐上了一艘滿是朝鮮慰安婦的回朝鮮的船。一路上,我都在想回到朝鮮,我該往哪里去。可是,想了很久,還是無處可去,我想跳海自殺,但是大海上的風浪很大,我沒有成功。
在釜山,下船的時候,我和其她兩個同去的女孩清子和野知代告別。記得當時,我們被騙離開釜山的時候,是六個女孩,但如今回來的,卻只有三個,其余三個,都在慰安所里死掉了。
可我沒有時間去悲傷,我要自己去工作來養活自己。這樣過了些年,有朋友勸我應該找個男人結婚,我也覺得一個人生活太苦太沒意思了,便在28歲的時候,和一個認識沒多久的男人閃婚了。
總算有了一個家,但這個家并沒有給我帶來家的溫暖,因為一起生活了12年,因為我的子宮在做6年慰安婦的時候遭到嚴重的破壞,患了重病,已經徹底喪失了生育的能力。
這對于我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我丈夫對此,也耿耿于懷,大概每個男人都想有孩子傳宗接代吧。于是,他不愿跟我再在一起生活,我也知道自己不能生育,也不愿耽誤人家,便離婚了。
離婚后,我曾去山中廟里做個尼姑,但想想也沒有去實施。
一個人就渾渾噩噩,一直過了下去,年邁的時候,我只能靠政府的補貼勉強維持生存,洞事務所一直在幫助我這樣的命運悲慘的人,尤其是在65歲之后,洞事務所每個月都給我發28000到3萬元的補助,另外每月還給發2公斤麥子和10公斤大米。
后來,曾經的慰安婦金學順率先發起了對日軍的控訴,之后陸陸續續有不少慰安婦都勇敢地站了出來,我便也接受了采訪,把自己的經歷說了出來。
可是,一切都成定局,我的一生已經被糟蹋了,被徹底毀了!
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幾天了,我最大的希望便是祖國能夠強大起來,讓那樣的悲劇永遠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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