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河順女，在1920年的時候，于晉州出生。

但是，因為生活困頓，無奈之下，就搬家到木浦。

可是，在那里父親的病情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家庭更加困頓。

無奈，便再次搬家到靈巖。因為這里親戚比較集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幫助。

在這里，我們的家，總算安頓下來。

不過，我們家的困頓依然如此。母親生了8個孩子，全是女孩，可是不幸的是，這8個孩子都沒活下來。只有姐姐活下來，但是在姐姐9歲的時候，也夭折了。

于是，我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

當時，為了生存，我們家就租別人的土地耕種。

父親多病，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忙做家務。

當時，同村的小孩都去學堂讀書。我們家因為太窮，交不起學費，我沒法上學。直到12歲的時候，父母才湊到了一點錢，把我送進了普通學校去念書。

有關這個普通學校，略作說明，在韓國的小學教育制度，也就是普通學校，是在1906年開始實施。到1938年，普通學校改為小學學校，再往后又改為股民學校，1995年又改為初等學校。

可是因為入學晚，我一上學，就成了班里年齡最大的學生，同學們都嘲笑我。我非常生氣，跑回家里哭，不想去上學，可是父親逼著我去上學。這反而讓我對上學這件事，更加厭惡和抵觸起來。

每天被逼去上學，沒過多久，我實在感到痛苦不堪。

有一天父親兇得太狠了，我便離家跑了。

那時候，家里太窮了，所以離家的時候，除了一身衣服是身無分文。

最后，我混進了一趟火車，在光州站下了車。

下車后，我沒地方去，就在火車站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個老大娘路過，見我可憐，便把我帶到她家里，給我了一點吃的，又讓我住了一夜。過了兩天，她把我介紹給自己的一個親戚，去那家做女傭。

那家是個大戶人家，主人整日里忙著做生意，沒時間看護孩子，于是，我便負責看孩子，以及洗洗掃掃的家務活。雖然主人管吃住，但是卻一點薪水也不付給我。于是，在做了三年后，我想換個有薪水的工作，那時候主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安慰我說，讓我好好工作，等我到了出嫁的年齡時，便給我找個好婆家，有吃有喝，總是會比鄉下的家里要好的。

我答應了主人，于是繼續沒有薪水的工作。

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自己的現狀也逐漸不滿足起來。有時候，我也會想到家里的情況。實際上，后來從別人口中得知，我離家出走后，父母都快瘋了，滿世界找我，甚至為了找到我，還跑到算卦那里去算了一卦。

總之，那時候，我年輕，倔強地離開了家，什么也不知道。

在我21歲的那年，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我把家里的事做完后，和鄰居家的小保姆在門外閑聊。

有兩個男人來到我們面前，一個朝鮮男人，一個日本男人，他們穿著西服，看著很有派頭的樣子。

他們問我們兩個在這里做女傭能拿多少薪水？我們說沒有薪水。于是，他們就說我們應該去日本大阪，在那里工作都是會支付很高的薪水的。

當時，我們已經到了特別想有點兒自己的錢的年齡了，所以十分心動，竟然一時腦熱，跟主人家也不告辭，就跟著那兩個男人走了，以為馬上就能到日本大阪賺大錢了。

當時，跟著那兩個男人一起去日本大阪的，還有6個女孩，加上我們倆，一個是8個人。

記得很清楚，下午兩點左右，我們上了火車，然后到了麗水，那兩個男人帶著我們下了車，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們坐上了去日本大阪的船。

一路上，我們都很激動。可是，到了大阪后，他們又說要帶我們去中國的上海。當時，我們不解，那個朝鮮男人說上海的錢更好賺，在上海，他們還有大買賣。

因此，在大阪短暫停留之后，我們便又坐上了去中國上海的船。

幾天之后，我們在中國的上海碼頭下了船。

接著，我們便被送上了一輛侯在碼頭的日本軍車上，而帶我們來的那個朝鮮男人卻溜走了，再也沒有蹤影。

接著，和我一起來的8個女孩，被分開了。

其她人去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被那個日本男人帶到一處旅館一樣的地方，在那里，我還看到了那個日本男人的妻子，一個大嗓門的女人。

我方知道，那個旅館一樣的地方是這個日本男人和妻子合開的。

在那里，大約有30多名女子，其中有2名中國女子和2名日本女子。

旅館的門上寫著字，可惜我不認識。

旅館里面有好些個單獨的小房間，只能放下一張床，十分窄小。

每個房間上也掛著寫著字的牌子，可惜我也不認識。

日本老板給我分配了一間房間，給我取了一個日本名字，叫乙丸。

接著，老板便逼我接待日本軍人。

就這樣，我在稀里糊涂中被騙到這里，在21歲的年紀，在上海這個陌生的地方失了身。等我意識到自己被騙的時候，一切都晚了！

原來，這是一家日本人開的、專門供附近駐守的日本軍人娛樂的慰安所。

我無法承受這種可怕的折磨，因為有時候來的日本軍人特別多，一年要接待十幾個，甚至二十幾個，或更多，身體在極度痛苦中難以忍受。尤其是因為老板為了賺更多錢，還在慰安所里賣酒，因此很多日本軍人進來后，經常會買酒喝。那些喝了酒的日本軍人醉醺醺的，十分暴虐，稍微不順其意，便會遭到毒打。

我曾向老板提出抗議，讓我做什么都行，就是不想接待日本軍人。結果，被老板暴打了一頓。

自此，我只能忍辱負重，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見了。

另外，因為我們這些朝鮮女子都是被那個朝鮮人販子騙來的，所以連報酬都沒有。每天日本軍人來尋歡作樂時交的錢，我們都得上交給老板，一分都留不住。

這還不算，有時候軍人來得少，老板會把責任也推到我們這些女人身上。說是我們服務不好，那些軍人不來了，然后他就責罵我們，繼而那個東西抽打我們。

在日本老板眼里，我們這些可憐的女人，就是為他賺錢的工具，就不是人。

根據老板的要求，我們每天早上不能睡懶覺，必須在4點半左右的時候就得起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打掃衛生，把房間里收拾干凈，不然老板檢查的時候，會責打。

尤其是在周六日的時候，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一整天我們除了隨便吃兩口飯外，幾乎沒有一點休息時間，一直躺在房間里，日本軍人們絡繹不絕，像蒼蠅一樣不間斷地進來出去。

老板最擔心的事情，便是我們這些女人得病，所以每個月，我們都會去軍隊的醫院里接受一次身體檢查。如果有誰得了病，需要住院治療，老板就會特別不開心。

在上海的時候，我對家的思念特別強烈，想給家里寫信，但是我不會寫字，便請一起的一個姐妹幫忙給靈巖的家里代寫過一封信。但是，令我意外的是，我竟然收到了家人的回信。

信中寫道：

“你父親身體不好，立即回來！”

后來，我才知道，父親在接到我的信后，氣怒交加，竟一病不起，死了。

我想，大約是因為寫信的姐妹留了我在上海慰安所的地址，讓家人猜到了我所做的事吧。這在農村，那都是丟人的事，加上父親有病，不堪人言，氣得一病而去，也是可能的。

當時，收到家人的信，我心如刀絞，想立即回去。可是，日本人的慰安所看守很嚴，根本沒機會逃走。

我等了很久，終于等得一個機會，那是一個冬天，具體什么日子，都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老板不在門口，我就飛快溜了出去。我想我終于自由了，可是跑到了人力車的終點站，那時候天忽然黑了下來。但是，我去不知道接下來該往哪里去了。

沒有錢，也不認識字，語言也不通，我根本沒有回家的資本。

在街頭的寒冷中，我苦熬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實在無法忍受寒冷和饑餓，我被迫無奈，只得按照原路又跑了回去，回到了慰安所。

上海居民陳炳榮（1924年生）全家原住在浦東其昌棧大街（今為錢倉路）350號，曾被日軍強占為慰安所。

老板看見我回來，怒不可遏，拉起木棒朝我劈頭蓋臉便打了下來。

結果我被打傷了，可是傷口剛剛愈合，老板便讓我接待日本軍人，結果我拒絕接待，這一次老板徹底暴怒，用木棒打我的頭部，結果我被打得滿身是血，暈死了過去。

旅館隔壁的房子住的是一位洋女人，40歲出頭，做服裝生意，平日里說過話，算是認識。

她見我躺在門口血流不止，便給我抹了止血的東西。

老板阻止說，讓她死了算了！

在日本軍人中，有一個叫山本的陸軍少尉，比較同情我的遭遇。平日里來找我的次數最多，那天剛好來時，見我重傷臥床，便把我送到了醫院。

在日軍的醫院，我呆了兩個月，傷口才愈合，可是頭上卻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傷疤，長達15厘米。由此可見，那個日本的心腸是多么狠毒了。

因為傷得太重，我出院后，那個日本老板在那個日本少尉的勸說下，便不再強迫我必須每天都接待軍人，而默認我可以做一些其它工作代替，比如幫助廚房做飯，給大家洗衣服等，一直到日本戰敗。

不過，并不是所有女人在慘遭蹂躪3載后，就能活著回到故鄉的。因為慰安所里的一些女人在日本投降的時候，卻已經死了，沒能等到這一天。比如幫我寫信的那個平壤女子，她因為偷偷吸食毒品，被日本老板經常毒打，最終就病死了。還有兩名女子因為患病，在醫院治療了很長時間，也沒能救活，就死了。

日本戰敗后，慰安所里遭到了轟炸，日本老板夫婦就帶著錢財逃走了。

慰安婦們也四散而去，最后還有5名朝鮮慰安婦沒地方去，當時在慰安所里做飯的一個中國人收留了我們，等有回朝鮮的船只的時候，他就把我們送上碼頭，讓我們坐上了回朝鮮的船。

至今，我都非常感謝那個善良的中國人！

1946年，我從釜山下船，然后回到了靈巖的家里。但，父親已經死了。為了生存，我四處找活做，主要做傭人。后來，別人給我介紹了一個男人，我原想有個家好好過日子，可是那個男人是個酒鬼和賭徒，所以，我就離開了他。

最糟糕的是，因為在上海日軍慰安所的三年黑暗時光，使得我落下一身病，尤其是一下雨，我便渾身疼痛不已，連行動都受到影響，生活也不能自理，現在只能靠政府的補助生活。

如今，因為都在揭露日本慰安所的罪行，所以在采訪的時候，我便也講出來自己的經歷。可是，回看我的一生，全是悔恨，我悔恨小時候沒有聽父親的話，沒有好好上學；我悔恨自己為了和父親別扭離家出走，這一走便是傷痕累累的一生；我悔恨輕信了那個朝鮮男人跟著他們離開祖國，我悔恨的太多······可是有什么用呢？我的前半生都是錯誤，余生皆是悔恨，我的人生就是一張黑暗的圖紙。

真是應了那句古話：一失足成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