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智本社社長

今年春節期間，OpenAI再次放大招，發布了首個文生視頻模型Sora。Sora可以直接生成60秒的視頻，盡管細節上有些瑕疵，但逼真的畫面、多角度鏡頭，且模擬物理世界，還是令市場大為震撼。

就當前的國內經濟以及中美關系形勢，我們能否趕上這場AI革命？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索我們如何才能抓住技術革命的機會，中國發展還缺什么。

本文邏輯

一、開放、協作與共識

二、收入、社保與消費

三、改革、法治與思想

【正文60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開放、協作與共識

去年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年，OpenAI推出ChatGPT，意味著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進入“iPhone時刻”。今年是AIGC的垂直化應用之年，AI革命浪潮勢不可擋。

ChatGPT問世近一年，世界似乎什么都沒有改變，但是預期變了，增加了幾分驚喜和幾分擔憂。不少人擔憂，我們是不是將錯過這次AI革命？

經濟史學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一段話：“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開始的工業革命。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

盡管克拉克這種大歷史觀存在爭議，但是沒有人會懷疑工業革命的重要性。清朝錯過了兩次工業革命，導致東西方出現“大分流”，華夏民族長期落后。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又錯過了信息浪潮和半導體革命。

所幸的是，90年代，中國趕上了互聯網革命，中國跟美國的民用互聯網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同時有效地分享了美國的技術和資本。這是中國互聯網崛起的關鍵所在。

資本市場的反差令人擔憂，巨頭抱團成勢。過去一年，美股“七姐妹”爆漲，英偉達去年漲了兩倍多，今年還漲了46%；日股“七武士”、歐股十巨頭也受AI和火熱市場的刺激而大漲。原本中國也有“七巨頭”，但是，中國的騰訊、阿里、百度、字節、美團、滴滴、京東的股票近些年普遍大幅度下跌。

中國做大模型缺什么？資本？數據？人才？都不是。

大模型是個燒錢的主，購買和維持算力需要大量的資本，一般的公司光電費就負擔不起。但是，中國當前不是缺資本，而是資本過剩。普通家庭收入不足，整體資本又是過剩。去年存款增加了25萬億元，存款余額達到289萬億元，大規模的儲蓄沒辦法轉化為投資。國內互聯網大廠也有投資大模型、半導體和AI的資本實力，但是缺乏投資動力。其實，民間投資均低迷，主要是政府在投資。可見，問題不在資本上。

中國互聯網大廠聚焦于終端消費應用，其最大的優勢是擁有大數據。這是做大模型的核心原材料。盡管跟英文數據相比數據質量較低，但訓練大模型已經足夠了，尤其在新聞、設計、醫療、交通、金融等垂直市場應用。問題也不在數據。

甚至，問題也不在人才。在硅谷，有不少華人留學生在從事AI工作。據說Sora團隊13人有三個華人，其中一人畢業于北大。盡管缺乏頂級技術領軍人才，但完全可以參與全球AI技術分工之中，更何況華人工程師在視覺AI方面具有全球競爭力。

問題出在哪里？

反過來說，如果把華裔、日裔、印度裔拿掉，美國人能否做出大模型？盡管這場革命是美國主導的，但是全球頂尖人才參與進來的，而且缺一不可。即便美國人做出大模型，還是需要英偉達、臺積電、三星等跨國公司提供算力支持。

一場成功的AI革命，不僅僅產業革命，而是社會系統至少也是經濟系統為其創造條件的變革。大模型，不僅需要算力支持，還需要金融、設計、法律等支持。大模型在哪個領域垂直化，就需要哪個領域的支持，而全球最頂尖的金融、設計、法律人才，來自各個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無法獨自完成全球最頂尖的技術，全球最頂尖的技術一定來自全球化市場，是國際上各行各業最頂尖人才分工與協作的結果。

趕上AI革命，或者任何一場全球頂尖技術創新，需要全球化開放、協作與共識的思維。

只要資本、人才、技術、信息、企業能夠自由進出，我們就不會錯失這場AI革命。

很多人對全球化的理解還停留在“中國出口商品”上，這只是初級全球。深度全球化是要素全球化，資本、信息、人才等要素可以內外自由流通。我們可以到美國工作，同時我們的企業不受資本管制就可以到美國投資，同時美國資本可以自由進出國內各個市場。如此，我們和我們的企業自然就參與到AI技術分工鏈條中。

有人說，現在是美國不賣技術給我們，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是美國，不是我們不愿意融入全球化。

這就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全球化，那就是觀念、制度、價值觀的全球化。國與國之間做生意，跟人與人之間是一樣的，需要在規則上達成共識，并且遵守。比如公平競爭、自由交易，我想是每個人、每個國家都認可的。在關稅稅率、準入門檻、貿易壁壘、財政補跌、行政壟斷等領域，各國的尺度是不是一致的。

如今，世界并非進入逆全球化時代，而是正在建立一個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全球化秩序。逆全球化的認知并不利于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以及加入國際協作之中。

不管是北美貿易區、歐美貿易區，還是印太框架、跨太平洋協定，都加入更多政治體制、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約束條件。比如，更加強調人權保護、打擊腐敗、反對行政壟斷和技術濫用，以及地緣政治安全。

這事說難辦難辦，說不難辦也不難辦。只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自然就能夠擴大開放，甚至可能參與這輪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全球化秩序的構建，以及加入這場AI革命。

所以，在AI革命的歷史性時刻，是融入世界還是以我為主，決定著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以及大多數國民的利益。

02

收入、社保與消費

我之前提過一個觀點，即便技術創新，也沒辦法解決中國經濟當前的問題。

這并不說薩伊定律無效，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但其前提還是市場自由流通。人工智能技術引入當然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可以提高經濟增速和居民收入，降低一些債務風險，但是如果收入結構不改變，普通家庭的收入和消費依然不足，經濟內生動力依然低迷。

實際上，過去四十多年，中國一直在引入歐美先進技術，并取得了持續高增長，但是居民收入和消費不足的問題依然突出。

這個問題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場人工智能革命發生在美國，怎么才可能發生在中國？在全球化協作的前提下，中國如何才能內生技術？

很多人并未意識到，消費創造新技術。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消費低迷、技術頂尖的國家。星辰大海，大海是消費市場，只有消費繁榮才能孕育出星辰。

比如，制造半導體需要高純度的硅，高純度的硅需要高純度的水來清洗。換句話來說，水制造不好，芯片也造不好。半導體還需要一種絕緣材料叫堆積膜，堆積膜目前由日本的味之素壟斷。味之素是一家制造味精的食品公司，它在研制味精的過程中發現了這項技術，并且只用四個月的時間就成功研發了薄膜型絕緣體。味精造不好，半導體也造不好。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蔡司鏡片造的好，為光刻機提供了最平整的鏡子，富士相機做得好，為光刻機提供了頂尖的光學技術。

200多年前，斯密就發現，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水平。如今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分工極為精細的時代。任何一項全球頂尖技術，不僅需要本行業的技術，還需要各個領域的頂尖技術和人才，而且缺一不可。比如，人工智能，不僅需要強大的算法，還需要強大的算力。強大的算力，依賴于頂尖芯片，頂尖芯片有幾萬個零部件。這幾萬個零部件的技術來自包括味精、鏡片、攝影在內的各行各業。

在精細分工的全球化時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邏輯走不通。沒有誰專門為制造芯片建立一個味精公司、一個膠片公司、一個鏡片公司。現實的邏輯是反過來的，游戲、娛樂、食品、服裝等各行各業的消費市場發達，進而積累先進的原材料技術、制造技術以及發達的融資市場，最終這些先進的技術和市場成為頂級芯片不可或缺的“拼圖”。這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足矣。

消費是技術創新的動力。消費越繁榮，各行各業的分工越精細，原材料技術、精密儀器和基礎科學越發達。拍照積累CMP研磨劑技術，玩游戲積累人工智能技術，點外賣累積云計算技術。只有讓消費繁榮起來，讓國民吃好玩好，頂尖技術才能發展起來。

為什么消費弱國定然是技術弱國？

原因是消費弱意味著各行各業對先進技術的需求弱。現在一些人說蘇聯很早搞出了晶體管、計算機、移動通信電話，后來這些技術都被美國碾壓。為什么？蘇聯五六十年代的軍工技術靠二戰期間美國的大力援助以及當時一批科學家支撐。從70年代開始，尤其是進入信息技術時代，蘇聯技術難以內生，迅速落后于美國。蘇聯國內沒有足夠的消費，無法內部催生技術。比如，移動電話這種產品具有網絡效應，接入的用戶越多，市場價值就越大。但是，蘇聯沒有這方面的消費支撐，只能淪為實驗品。蘇聯只有一個技術買家，那就是政府。盡管六七十年代美國政府也是信息技術的主要買家，但是后期技術轉民用，市場需求迅速擴張刺激技術快速迭代。

消費如何才能繁榮？

消費是居民財富的函數。簡單來說普通家庭要有錢，包括有儲蓄，有社會保障，有工資收入，有經營性收入，有資產收入，還有收入預期。

最近兩年，大廠裁員，體制內工資收入下降，金融業收入今年可能還會下降。房價、股價下跌和理財虧損導致資產性收入下降。如果全國房價下跌20%來推算，居民房地產的資產損失可能達到60億。股票、基金資產損失可能在20-30%之間。去年因需求不振、價格下跌，企業利潤大幅度下降，經營性收入自然下降。

再看社會保障。美國養老金余額是37萬億美元，中國是8.24萬億人民幣，按現在匯率折合為1.1萬億美元。美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是17.1%，大概5700萬老人，人均65萬美元。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是14.2%，大概2億老人，人均5500美元。

現在壓力最大的是來自農村家庭的城市中年。一些體制內的退休金可以達到上萬一個月，但是農村老人一個月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他們在55歲后陸陸續續失去工作能力和收入。如果雙方父母都是農村老人，年輕人、中年人擔負的養老壓力就非常大。

當以上約束條件都同時存在時，收入預期和消費預期自然下降。

一個經濟體的內生增長來自內生技術，內生技術來自消費繁榮，消費繁榮來自居民收入增長。如果需求不足、消費低迷，政府和企業大規模投資技術只會帶來產能過剩。更何況，沒有繁榮的消費市場，靠投資無法投資出先進的技術。

技術內生于消費市場，最終服務于消費福利。對土地、設備、資本的投資是對“物”的投資，只有消費是對人的投資。對“物”的投資效率，最終取決于對人的投資。

其中最大誤區是，天天胡吃海喝就能夠帶來新技術。消費本身也是一種投資，也是有回報率的，也有虧損的。每個人會根據邊際成本和收益來選擇消費什么、消費多少，并不存在“如果所有的錢用于消費”的“如果”。

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也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才能孕育先進技術。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03

改革、法治與思想

提高居民收入靠人口嗎？

很多人擔心，中國人口數量下降太快。假如人口數量沒有下降也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所謂人口紅利，翻譯過來就是居民的工資收入低，而這恰恰是問題所在。過去，人口規模龐大，宏觀增長上好看，但微觀上，人均GDP、人均收入沒有跑贏總量。

老齡化和低生育的核心問題是生育成本被抬高和養老金不足，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不利于國家轉型，這里就不展開討論。

提高居民收入靠技術嗎？

技術可以提高生產率，進而提高居民收入。轉軌國家在早期開放市場引進歐美先進技術，推動經濟和居民收入增長；隨著居民收入增長，消費繁榮，進而內生新技術，形成內生增長力。但是，真正從引進技術、強出口成功轉向強消費、內生增長的轉軌國家只有日本和韓國。在這個過程中，居民收入長期跑輸經濟增長，那么羸弱的消費無法內生技術。當外部技術轉移紅利消失，居民收入增長緩慢。

提高居民收入靠資本嗎？

中國早期缺資本，如今資本富余。中國經濟現在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資本過剩和消費不足并存。這不難理解，居民消費不足，投資自然過剩。加上預期轉弱，民間投資低迷，銀行存款快速增加。

核心問題在于儲蓄和信貸被誰支配。如果儲蓄和信貸被少部分人支配，這些人的投資傾向強，自然拿去投資；如果被大多數人支配，大多數人的消費傾向強，自然拿去消費。所以，資本總量是不缺的，問題出在分配機制上。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不靠人口、技術、資本，而是靠改革、法治和思想。。

改革的本質是權力的下放和資源的贖買。改革的方向一定是向下的，權力集中不叫改革，市場化的改革才叫改革。當權力下放后，市場自發自生，資源和商品的交易開始進行。比如，土地使用權下放到民間，企業開始租賃土地建工廠，然后招工生產商品出口。

過去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主要是改革。改革增長的邏輯是，權力下放到民間，由個體去支配資源并進行交易，其效率要比政府或單個機構更高。這已經是改革的共識。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也是改革。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是手段，是轉軌國家的過程，而不是最終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通過改革建立現代國家制度。因此，我們應該設立改革的計劃，有時間表，什么時候實施利率自由化改革，什么時候實施電信市場化改革。只要改革時間表一出，市場信心立馬回來，可謂“一支穿云箭，萬馬千軍來相見”。

改革不僅可以創造增量，還可以提高資源分配效率。市場本身是最有效最公平的分配機制，只是長期被丑化、扭曲。如果市場消失，剩下的只有特權。特權社會是一個極少數人享有特權和財富、絕大多數人被剝奪的不公平社會。用哈耶克的話來說就是，“金錢是人類創造的最自由最公平的東西，因為金錢會對窮人開放，可是權力卻不會”。

在一個轉軌國家中，沒能引進技術、強出口轉向強消費、內生增長的原因，往往是市場受阻、分配不公，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財富有沒有按照市場的原則分配到普通家庭。而市場化改革實際上促進分配公平，提高普通家庭的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

近些年，市場講得比較多的是如何鞏固改革的成果。改革開放40多年，市場上已經出現了龐大密集的交易以及大規模的私人用品，如何保護私人產權、交易權和經營權？這就需要法治。

法治與法制有區別。法制，古已有之，有制度、法律就有法制。法治是現代國家的概念，指的是法律治理的程序。法治的內涵是法律至高無上，強調公平和正義，重在約束公權力和保護人權。

如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大規模的私人產權、個人財富，以及大量的私人企業及其交易自由。這就需要現代的法治來保駕護航。

如何保駕護航？關鍵是約束公權力。

轉軌國家一個明顯特征是法治到半途。刑事和民事問題都有相應的司法程序解決。轉軌國家的執法者打擊暴力、搶劫、偷竊和詐騙等侵害行為。這給國家轉型、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營商環境。對此，奧爾森有過精彩的論述。

但是，轉軌國家在約束公權力方面罕有成果，當公權力對私權利構成侵害時，法治顯得力不從心。這又是法治的關鍵，是保護改革成果的關鍵。今年，中國立法機構擬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約束公共機構的權力是最好的促進。

最后，追根溯源到思想。

人類社會是觀念和思想塑造的世界。現代思想就那么幾個詞，公平、正義、民主和自由，但是做到何其難。

福澤諭吉的想法是，先思想開化，然后政治改革，最后才是物器和經濟進步。這是最理想的道路。轉軌國家一般采用弗里德曼的道路，經濟自由促進政治自由。開放市場，經濟增長，逐步帶來觀念的進步和思想的開化，后者促進制度改革。

過去40多年，在經濟增長較快的珠三角、江浙滬，民間和官員的思想都比較進步，更加尊重產權和自由，更加務實和重商。為什么？市場是人權延伸的產物。一個地方市場興起，意味著當地民眾享有更多的自由權和財產權，而后者是現代思想的核心。現在網絡上喊打喊殺、上綱上線，并不是思想出了問題。只要確保市場發展，思想問題不用擔心。

以上權當無事閑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