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7年9月，陶行知來到美國加爾維頓港，參觀了“鐵山”。

所謂“鐵山”，其實是一大堆廢鋼鐵，它高4丈、寬10丈、長5里，廢鋼鐵從美國各地運來的，集中于此，然后運往日本。

彼時，正值中日全面戰爭之初，日本戰爭機器已高速運轉，美國賣給日本的廢鋼鐵，絕大部分會用于軍事，變成殺戮中國人的武器。

陶行知參觀完，內心久久不能平復，他成立了“中華經濟研究會”，研究有關美國出口日本軍需物資的問題，年底他得出了一個數據：1937年，日本從美國進口的軍需物資，占日本全部進口軍需物資的54.5%。

此后，陶行知在各個場合宣傳這個數據，指出：日本在中國殺死100萬人，有54.4萬人是美國幫助殺死的。

他呼吁美國不要做日本殺害中國人的幫兇，盡快對日本實行戰略物資禁運。

陶行知的研究很有現實意義。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大部分戰略物資需要從海外進口，戰爭開始后，日本戰略物資的消耗更大，美國有求必應，加大了對日本的出口。

1936年美國出口日本廢鋼鐵1190萬美元、原油1420萬美元，1937年這兩項數據分別猛增到3742萬美元、2210萬美元。

現代戰爭，是建立在鋼鐵和石油基礎之上的戰爭，如果沒有充足的鋼鐵和石油供應，戰爭機器就會歇菜。

這意味著美國出口日本鋼鐵和石油，是在變相地為日本戰爭機器輸血。

但如果以此指責美國人是日本侵華的幫兇，美國人會覺得很冤枉：我只是個商人，誰付錢我賣誰，至于客戶買了東西去做什么，我不關心。退一步講，市場是開放的，我不賣，別人也會賣，誰放著錢不掙呢？

你可以說美國唯利是圖，也可以說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認為美國有意幫助日本侵華，甘當幫兇，這就不客觀了。

事實上，對于中日戰爭，美國在道義上同情中國，在政治上反對日本，但這種同情和反對是有限的，并不影響美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

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和蠶食，打破了列強在華勢力平衡，破壞了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對美國人苦心孤詣構筑的遠東秩序——華盛頓體系構成了威脅，所以美國在政治上肯定不會支持日本。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發生時，恰逢美國兩次經濟危機，孤立主義盛行的美國，對亞洲的戰爭不是很關心，他們只關心賣貨，處理剩余產品，走出經濟危機。而日本，是美國產品的大買主之一，美國沒有理由不賣給日本。

所以，戰爭前期，美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很分裂：它在道義上、口頭上支持中國，但盡量避免刺激日本，它與日本在經貿上往來密切，客觀上幫助了日本侵華。

道理，大致就是這個道理。

資本主義，掙錢才是王道。列寧也說過：資本家為了利潤能賣給我們絞死他們的絞索。

02

看個例子，兩伊戰爭期間，兩個國家都在全球大肆采購軍火。

如果你的軍火產能過剩，且與這兩個國家都是泛泛之交，那么你根本沒有必要關心誰正義誰非正義，給錢就賣，兩邊都賣，他們兩個打得越歡，你掙得越多，高興還來不及，做什么好人？

你做好人，暴君和神棍都不會領你的情，會指責你偏袒對方，弄得里外不是人。

如果用這個邏輯，來看待當時的美國，很多問題就很好理解了。

一戰期間，美國沒參戰時，同時向協約國和同盟國賣貨，兩邊發戰爭財。

中日戰爭，美國也同時向兩國賣貨，只不過中國窮，買得少，日本富，買得多，這怎么能說偏袒日本呢？只要錢到位，美國人甚至能把剛造好的“企業”號航母賣給中國。

還有個問題：當時的中國和日本，誰在美國心中分量更重？

毫無疑問是日本。

分量更重不重，不是體現在口頭上，而是體現在貿易額上，畢竟，國際關系很大程度上是金錢關系，沒有貿易往來的兩國關系，經不住時間考驗。

日本是世界七強之一，是美國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1932-1938年，美國對日出口占美國對外出口的比重，徘徊在7.8%-9.9%之間。

美國八大財團中，有四個財團與日本財閥建立了密切關系——摩根促成多項對日貸款，洛克菲勒幫助日本建立新式電氣工業，梅隆幫助日本實現飛機制造業現代化，杜邦則向日本出口大批軍火。

此外，美國福特公司、通用公司，與日本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在電力、汽車等領域有著廣泛的合作。

中國是個農業國，市場體量不大，購買力有限，與美國經貿關系并不密切。

1929-1938年，美國對華出口占美國對外出口比重，徘徊在1.3%-4.0%之間，其中1931年達到峰值4.0%，此后下滑至1938年的1.3%。

這意味著中國市場對美國而言，并不重要。

類比例子：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是日本（4.7%）+韓國（4.4%）的市場重要，還是巴西市場（1.7%）更重要？

再看兩個數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美國在東北的財產合計400萬美元，美國對東北進出口額1700萬美元，美國不至于為了這點錢，而得罪日本這個大客戶。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年，美國對華出口額4970萬美元，只是對日出口額的1/6，美國從中國進口額1.036億美元，只是美國從日本進口額的1/2。

中國和日本在美國心中的分量，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1936年，美國“防止戰爭委員會”發表言論稱：美國為了保全在華的1.3億美元投資，而要花400億美元去打仗，這難道不是最無利可圖的生意嗎？

生意，都是生意。

03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直到1933年羅斯福新政，美國的情況才有所好轉。1937年8月，美國經濟又急轉直下，出現了大衰退。

此時，中日全面戰爭剛剛開始，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愈發凸顯——戰爭是解決經濟危機的最有效的途徑，戰爭中的日本，會從美國進口大量物資，幫助美國消化積壓商品，緩解美國解決失業問題。

1937年11月，世界主要大國在布魯塞爾開會，旨在調解中日沖突，但日本拒絕參會。

中國代表顧維鈞，要求與會國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停止提供貸款和軍需物資，并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與會各國出于各自的利益關系，都不愿制裁日本，只發表了輕描淡寫的譴責。

美國外交官霍恩貝克坦言：美國不能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如果與日本交戰，生意就做不成了，南方棉花種植者，害怕禁止棉花輸日會使他們傾家蕩產。

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這樣解釋美日關系：在美國和日本的關系中，經濟因素是最為重要的，我們有3600名美國公民居住在日本，有4.7億美元投資在日本，我們和日本的貿易是我們和遠東的貿易中最大的。

雖然，在南京大屠殺后，美國民眾基于義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但這畢竟是支流，美國的主流仍然是政治上的孤立主義，以及經濟上的實用主義。賣戰略物資，賣軍火，忙得不亦樂乎，這種情況，連總統羅斯福也無法改變。

1937年10月，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著名的“防疫”演說，主要意思是世界是一個整體，文明遭到了嚴重威脅，當世界陷入混亂，美國不可能獨善其身，中立或孤立沒有出路。

這其實是一次試探，試探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

因此，羅斯福把話說得很隱晦，沒敢點德國、日本、意大利的名，他說：當一種瘟疫開始蔓延時，全社會贊成并聯合起來，對患者采取隔離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以保護社會的健康·····

“防疫”演說，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美國政界和新聞界的普遍反對，《華爾街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停止對外國的干涉，美國需要和平》，一些媒體指責羅斯福老滑頭，想把美國民眾對經濟危機的不滿轉移到海外，簡直就是戰爭叫囂。

羅斯福慫了，各種解釋，孤立主義的大旗在美國繼續飄蕩。

對世界各地的戰爭，美國堅決不出頭，悶聲大發財。

1938年武漢會戰后，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叫囂要建立東亞新秩序。

近衛文磨

所謂東亞新秩序，其實就是日本獨霸東亞，這意味日本要推翻1922年《九國公約》建立的華盛頓體系，把歐美勢力趕出東亞。

日本外相有田八朗，通知美國國務卿赫爾：日本不再受《九國公約》及相關文件的約束。

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國怒了：狗屁新秩序，我們不承認。

日本囂張的態度，直接促使羅斯福下決心，批準了對華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此前，羅斯福擔心這筆貸款會激怒日本，猶豫不決。

桐油貸款，是全面抗戰爆發后美國第一筆對華貸款，數量不算多，但意義重大，它意味著美國的風向漸漸發生變化——美國希望增強中國的抵抗力量，來制衡日本的擴張。中國苦撐待變迎來了希望的曙光。

雖然迎來了曙光，但從希望到現實，未來中國還要再苦撐3年——孤立主義的堅冰，需要時間來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