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度關山》賞析（南方在野）

《度關山》原文：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圣。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皋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斫。世嘆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為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今譯：

在這廣闊的天地之間，人是尊貴的存在。確立君主來牧養百姓，要為此制定行為準則。如同車輪的痕跡、馬蹄的印記，縱橫交錯，遍布四方。應當明辨是非，提拔賢良，貶抑昏庸，使得庶黎眾得以繁衍生息。那些閃耀智慧光芒的圣賢，應總天下之義，統領邦國疆域。

追憶古代分封建邦，設五爵制度，劃分井田，設立司法刑獄。對待法律文書嚴肅認真，一旦燒毀即視為廢止，不得隨意赦免罪行。像皋陶、甫侯這樣的古代賢臣，何曾有過失職之舉？

然而可嘆的是后代之人，常常改換制度、變更法律。為了君王的統治，過度勞役人民，征收他們的勞力作為賦稅。據說舜帝時使用漆涂過的食器，竟導致十個諸侯國叛離。相比之下，唐堯時代更為簡樸，使用的只是未經雕琢的原木椽子。世人贊美伯夷的節操，希望以其事跡來激勵世風。奢侈被視為最大的惡行，而節儉則是共同推崇的美德。

許由堅決辭讓君位，哪里會有爭執訴訟之事發生？若是主張兼愛、崇尚大同，即使原本疏遠的人也能變得親近如親人。

解讀：

這段詩文反映了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社會秩序的看法，強調君主應當遵守法度，賢明公正、遵循先賢之道，推行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會規范，同時提倡節儉、反對奢侈，并向往一種人人相親相愛、平等互助的社會氛圍。通過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回顧，曹操表達了對后世背離傳統、頻繁更法以及過度剝削民眾的憂慮，呼喚回歸古代圣王的清明治國之道。曹操在上述詩文中所體現的思想傾向，確實與墨家的部分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兼愛與尚賢：

曹操倡導君主應“提拔賢良，貶抑昏庸”，這一觀點呼應了墨家“尚賢”的主張，即以德才選拔和任用官員，而非僅僅依賴于血緣或身份地位。曹操了對人才的選拔非常重視，這個深受墨家“尚賢”主張的影響，他主張不論出身，唯才是舉，使賢能之人能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關鍵作用。這是曹操能穩定北方社會秩序的關鍵閥門。

同時，他主張“即使原本疏遠的人也能變得親近如親人”，體現了對“兼愛”理念的認可，即不分親疏遠近，普遍地關愛所有人。我們可以通過解讀其詩歌中表現出來的某些人文關懷和對民生疾苦的關注，間接看出曹操的詩歌與墨家兼愛之“以人為本”的思想有所共鳴。

例如，《蒿里行》中描述戰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這樣的詩句深刻揭示了戰爭對普通民眾生活的破壞，體現出曹操對百姓疾苦的同情，這與墨家關心民間疾苦、反對不義之戰的理念有契合之處。此外，曹操在《短歌行》中表達了對人才的渴望和任人唯賢的思想，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他渴望建立一個能夠容納天下英才的政權，這與墨家提倡的不論親疏貴賤、唯才是舉的原則有相通的精神內涵。

盡管曹操本人并不以宣傳墨家學說聞名，但其詩歌中流露出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意識，可以從某個角度反映出與墨家反對不義之戰，關注社會民生、重視人的價值相類似的傾向。

2. 節用與非樂：

曹操提到舜帝時期因過分奢華而導致諸侯國叛離，從而贊揚唐堯時代的簡樸生活，明確表示“奢侈被視為最大的惡行，而節儉則是共同推崇的美德”。這一觀念明顯汲取了墨家“節用”思想，強調節約資源，反對浪費，認為君主應該過著樸素而有度的生活。這表達了曹操對儒家等級禮樂制度過于鋪張浪費的一種批評。曹操在個人生活和施政方針上大力提倡節儉，這一舉措不僅具有現實層面的經濟考量，也有著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含義。曹操通過倡導節儉，實際上是對漢末儒家禮制及其導致的社會現象進行了變相的批判和改革。

首先，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儒家思想占據了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儒家推崇的禮儀制度中有許多繁復且耗費巨大的儀軌，比如厚葬久喪、奢靡宴飲等，這些習俗在豪強貴族階層尤為盛行，加劇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曹操提出的節儉原則，要求從皇室到官僚再到士族，都應當簡化生活用度，嚴格約束自身的消費行為，這是對當時儒家過分強調形式主義和家族榮譽所帶來的過度消耗資源現象的一種否定。

其次，曹操通過具體的政策措施來落實節儉理念，諸如限制宮廷開支、嚴禁奢侈浪費、甚至規范家庭內部的生活標準等，這些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以豪族為代表的舊有社會秩序，削弱了儒家豪族因奢華生活而形成的威望和社會地位的基礎。他以身作則，主張國家治理應關注實際效果和國計民生，而非僅僅維護表面的禮制尊嚴和世家大族的利益。

舉例來說，《內戒令》的制定就是曹操實行節儉政策的具體體現，它對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朝廷官員們的日常生活規定了嚴格的規范，限制不必要的鋪張浪費。這種做法無疑挑戰了當時儒家倡導的按照身份地位來區別對待，享受相應禮遇的傳統觀念。

綜上所述，曹操提倡節儉不僅僅是為了應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和恢復國力，更是借由這種方式對儒家禮制中過分追求儀式化、豪華排場的現象表示不滿，并以此作為手段來抑制食利階層的膨脹，推動建立更為務實、簡約的新秩序。

3. 封建自治與尚同法儀：

曹操追溯古代的分封建邦和五爵制度，實際上暗含了對封建自治模式的認同，這與墨家在一定程度上主張的社會組織形式（畫分萬國，選立正長，分而治之，并以非攻維護地方自治）有所聯系。同時，他強調“軌則”“尚同”，“對待法律文書嚴肅認真，一旦燒毀即視為廢止，不得隨意赦免罪行”，顯示了對法制統一和公正執行的重視，這也與墨家的“尚同”思想相吻合，即要求統一的法制，遵循共同的道德和法律規范。曹操在其詩文中雖然沒有提及“封建自治”和“尚同法儀”的具體內容，但我們可以從他的表述中推測其理想中的社會治理模式中蘊含了墨家的一些原則。

首先，在“封建自治”方面，曹操追憶古代的分封建邦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他對地方治理自主性和有序結構的認同。墨家主張“尚同”，即在尊重地方差異和自治的基礎上，追求天下層面的統一的法制體系。如果將此理念應用于社會治理，意味著曹操理想中的社會應是一個法治統一與地方自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

其次，在“尚同法儀”方面，曹操強調確立君主來牧養百姓，并要為此制定行為準則。曹操所言的“軌則”，指的是一種普遍的行為規范，也是要約束君主的。實際上曹操主張的是虛君，這一點不用懷疑。儒家之所以批評曹操，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曹操作為丞相架空了君主。架空君主有什么不好？現代文明從架空君主開始。即使在古代，由于賢相治國而開一代盛世的例子舉不勝舉，商朝與西周都出現過。曹操是敢于制約君主的。曹操既然要約束君主，必然要重視軌則，這個是合乎事實與邏輯的。他要求君主明辨是非、賞罰分明。這種對于法制秩序的重視，與墨家提出的“法儀”理念相通，即通過公正公平的法律和規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達到社會和諧有序。同時，他還批判了后代“改制易律”更改頻繁、擾民過度，這也暗示了他對穩定法度、遵循傳統法制精神的訴求。這個批評的是法家人物輕易變法，割斷了歷史，可見曹操主張慣例法，而這正是墨家“三表法”和“尚同法儀”思想的一個重要表現。

曹操的理想社會治理模式深深植根于古老的封建制度、慣例法傳統的同時，也融入了墨家關于地方自治、尚同法儀和兼愛尚賢的元素，構建了一個既具有統一法制秩序又兼顧地方特色，既有嚴格法治又有賢能政治的理想藍圖。當然，出于歷史的局限，曹操在實際政治行為上并沒有找到長久之策來落實這些思想。這是另一個話題。

綜上所述，曹操在《度關山》中，雖未具體引用墨家學說，但其政治思想確實融入了墨家兼愛尚賢、節儉節用、封建自治以及尚同法儀等重要思想元素。這不僅體現了他對墨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內涵，對中國思想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絕不可以將曹操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與三國演義中曹操的陰險狡詐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