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我們教育局勤工股的股長，縣城里響當當的人物，只要縣里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能拉扯關系、交杯碰盞。

他退休十來年后，我爸在公園遇到遛娃的老縣長，聊起大伯，仍舊舉著大拇哥：老X是你哥啊，真是個人物，能量大得很！

大伯原本是村小的代課老師，70年代村里建了小學，他和我爸，作為村里僅有的兩個高中生，洗腳上田做了老師。不同的是，我爸腦子靈活，趕著改革開放浪潮下海，最后被拍在了礁石上。大伯木一些，老實吃著公家飯，混了個退休金過萬。

總體而言，大伯的代課生活并不好過，用伯母的話來說：就夠他自己和狗吃的。但大伯并不介意，他始終覺得，吃公家飯的就是比泥腿子強。

轉機，來自于他的小舅子，那個吃不上飯、住不上房，天天在爺爺家蹭吃蹭住的窮小子，突然搖身一變，考上了大學，畢業后青云直上，三十出頭就干到了縣長。

在小舅子的親自謀劃下，大伯成了縣里第一批轉正的代課老師，又過兩年，離開村小，到縣城一小任教。大伯教學能力尚可，奈何一口普通話令人不敢恭維，在全面推行普通話的背景下，顯得格外突兀。好在小舅子給力，轉手提拔大伯到教辦做了教研員，只待時機成熟，就可學而優則仕，調入教育局當官去。

就在大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時，他的小舅子突發癌癥，治療不多日便故去了，留下1個幼子和2位老人。大伯的前程也就此放下，只求能把老人和孩子贍養妥當。縣城花費甚高，一份工資不夠一家人花，大伯舉家搬回村里，每日騎著二八大杠奔波往返，耕田種地、養豬養魚，日子過得還沒代課時寬裕。

如此下去，大伯最多便是苦苦維持、挨到退休，哪有什么能量可言。但人生精彩，就在于出人意表、難以想見。

能量，來自于他的學生。這個學生自幼家貧，隨祖母生活，大伯見他可憐，便關照過幾次，幫補過伙食，算不得什么大恩，但應該是給學生心里留下了些許溫暖。

這個學生小學沒畢業，祖母便去世了，隨后跟著父母遠走他鄉，杳無音信。再次見面，學生已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長。此次下來考察，學生點名要見大伯，教育局找老人查了半天資料，才理清大伯去向，趕在晚飯前，把大伯請到了縣委。

師生見面，分外感傷，述盡離別之事，酒酣耳熱之際，情感迸發、眼眶濕潤。一時席間只聞二人言語，縣委一眾領導在旁靜坐，不敢插言。

翌日，學生離開，雖然沒有交代什么，但縣里歷來識做。沒兩個月，大伯便提任教辦主任。此后，學生的官越做越大，大伯的仕途也越來越順，很快便調入教育局擔任勤工股股長一職，縣里還多次嘗試給他提任縣局副職，奈何大伯高中學歷，連個函授大專都沒有，不符合提任要求，多次沖關均被駁回。

東方不亮西方亮，在縣里的運作之下，大伯走上了人民民主道路，歷任縣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最后，身為省人大代表的他，受到了省委常委、副省長的親切接見和熱情款待。副省長在組會上，指著大伯對大家說：這位代表也是我的啟蒙恩師，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

大伯回來后跟家里人說：省政府就屁大點地方，還沒我們教育局寬敞。上大學后，我也到了省城，發現大伯說的真對。

擁有巨大能量的大伯，在勤工股股長的位子上實現了他的人生價值。大伯從沒和我說過勤工股的職責，我到現在也沒興趣去了解，但我清晰地知道，勤工股管全縣學生的校服和書本文具。

之所以這么清晰地了解，是因為自從大伯當上股長后，原本交不起校服費的我，突然擁有了穿不完的校服，做不完的手工，看不完的故事書，以及寫不完的作業本。只要他那輛捷達進到村里，我們幾兄妹便能收獲一個裝滿魔法的麻袋，給我們貧瘠的生活，增添一點虛榮。

于親戚朋友而言，他們的社交圈里出現了一個無所不能的人物，小到孩子換班調座、入學擇校，大到工作求職、提拔晉升，只要大伯答應試試，那么事情就已成了大半。初中時期，我寄住大伯家中，曾見一副縣長久坐不去、低聲懇切，直到大伯數度嘆氣、無奈點頭，方才一躍而起、歡喜離去。半年后，那位副縣長提拔臨縣主官，臨行之際，特意到大伯家中告別，我們小孩也一人分得一個大紅包。

后來，小說看多了，我終于清晰大伯的角色定位：掮客。

自大伯升官之后，他家里的日子又紅火了起來，很快便買了房，搬回縣城，緊接著又買車、買地、蓋樓，一年一個大件，接踵而至。00年初，兩個堂姐相繼畢業，大伯為她們安排了廣州的工作，一人買了一套房，羨煞眾人。

時至今日，我依然疑惑，一個如此貧瘠的縣城，到底是如何榨出如此之多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堅定了我絕不回鄉的念頭。

也是有名無實的編外嘍啰

大伯膝下無子，在封建傳統的老家，他的人生是沒有未來的，加之我有點讀書的小聰明，能夠承載他學而優則仕的夢想。因此，大伯格外寵愛我，幾次動了把我過繼的想法，可惜我爸過于留戀長孫之父的名頭，堅決不從，后來大伯收養了妻弟的兒子，便不再提這一茬了。

就這點而言，我是怨恨我爸的，因為我足夠自私，又足夠虛榮，我渴望過家境優渥的日子，一畢業就有房有車，而不是天天跟在別人身后撿衣服穿。

但不管怎樣，大伯總體還是寵愛我的，初中之后，我爸媽外出務工，大部分時候，我就在大伯家賴著了。

大伯雖然是老師，但作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高中生，他只是忙于勞作挑糞，并沒什么文化。特別是升任股長后，他的工作主要是一天兩頓酒，以及在兩頓酒間短暫的清明中，把事辦好，把錢收好。

初高中住在他家六年，他對我的教育，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讀個大學，將來做的官比大伯還大。

大伯的力量結束于10年初，他的學生，那位叱咤風云的政治人物，突然垮臺。京城下發的文件中，帶了幾個新奇的字眼：肅清流毒影響。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之后，某個籍貫的官員成批倒下、片甲不存。

大伯傳神之處在于，人人都知道他和學生的關系，他也知道人人都知道他和學生的關系，但學生倒臺，他卻未受什么影響，只是退居二線。考慮到他一年后就要退休，很難界定這算不算受了牽連。

后來我曾專門問及此事，大伯答復：那幫人發張表，叫我自己交代。我交代個屁，查到了我都不認，何況沒查到，誰說誰傻貨。

前兩年，我所在系統搞了場整風運動，新聞連篇累牘，大家都很了解。運動中有個自查自糾，要求人人必填，沒有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大家抓耳撓腮，給自己羅列罪名。我正要落筆之際，突然想起大伯的話，于是填了全科室唯一一個“無”。領導找我談話，我表示確實沒問題，組織可以隨便查。后來，填了問題的同事，視問題不同，挨了大小處理，唯我我獨善其身。感慨，有無引路人，所行相差甚遠。

大伯風光之際，曾力勸我考公，被我果斷拒絕：像你官做這么大，天天就是喝，我不喜歡。

大伯喟嘆：我哪有什么官，連個副科都不是，那些研究生，一畢業官就比我大啦。

當時的我，既懵懂又震驚，研究生于我并不是什么難事，考公務員也感覺信手拈來，但大伯的能量卻是難以企及的，其間的反差與詭異，令我難以理解。后來機緣巧合，立志絕不考公的我，先是入伍，后又轉業，兜兜轉轉入了體制，理清了職級劃分，才明白大伯所言。

去年中秋，到姐姐家看望大伯，問及級別待遇，我如實告知。大伯欣喜之余，擠眉弄眼，右手搓指：那你現在可以搞不少吧。

我據實相告，大伯不信，反復盤問后，無語道：你們又不讓吃又不讓喝，就這么就拿點死工資，有啥意思？

我看著滿頭白發的老頭，心想屬于他的時代，終究是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