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安德魯·布魯克（Andrew Brook）對于“認知科學中的哲學”（philosophy in cognitive science）和“認知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之間的區分。原則上，你可以只研究其中一種而不管另一種，并且相關領域中的一些研究也明顯只屬于其中一種。但整體上，我認為哲學如果要對認知科學做出好的貢獻，就必須同時研究這兩個領域。人們不應該錯誤地認為認知科學哲學“僅僅為哲學家服務”，或“只是針對外行的公眾”，它也不只是一系列對于當代科學研究含義錯誤推論的糾正。認知科學家們往往自身也像外行人一樣陷入誤解和混淆，況且作為業內人，他們有時比外行人更容易產生誤區。

我想要針對的是在本杰明·李貝特（Benjamin Libet）有關意圖意識（the counsicousness of intention）（他自認為是這樣）的工作發表后，隨之而來的大量研究。此處，科學家們的“外行”直覺導致他們對該作品的意義作出錯誤的公開宣告（引用于Michael Gazzaniga，William Calvin和V.S. Ramachandran，參見我的《自由的進化》（Freedom Evolves）一書，第230-231頁），并扭曲了他們對一些巧妙的后續實驗的分析（如Haggard, 2008; Haggard & Eimer, 1999; Lau & Passingham, 2007; Soon, Brass, Heinze, & Haynes, 2008）。

這些實驗全部基于被試對同時性（simultaneity）的一種非常不自然的判斷。但同時性的重要性并沒有被仔細地分析過，因為研究者們推定他們要問的問題是：被試什么時候意識到自身行動的意圖？這會讓研究者們不可避免地“發現”，被試在獲知他們的身體將要做什么時，竟然驚人地遲鈍。這種闡釋默認了一種預設——只有當被試可以說出自己的某個特定意圖時，他或她才能認可、評估、回顧或修改這個意圖。這個假設創造了一種有征兆的時間瓶頸幻覺：能動者（Conscious Agent）（在笛卡爾劇場*中）不耐煩地等待大腦其他部分傳來正在進行的項目的訊息。我必須補充，在討論這個主題的文獻中，有些哲學家們同樣考慮不周。不過，既然更好的著作已經在路上，就沒有必要再拘泥于過去的混淆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布魯克區分的兩種概念在這里合并為一體：認知科學自身同時也有哲學問題，而且這些哲學問題不僅僅事關如何理解或闡釋認知科學。

*譯者注

笛卡爾劇場（the Cartesian Theater），丹尼特提出的一種概念，指所有感知體驗被聚集到一起、思想和意識發生的地方，位于物理的“我”的大腦中，而我們感知和思考時會自然認為腦中有一個代表“我”的小人（即笛卡爾二元論中的意識），坐在劇場臺下觀察臺上的表演。丹尼特認為這樣想是錯誤的，并且笛卡爾劇場實際上不存在。

- 笛卡爾劇場 -

哲學家們被很多科學界人士質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了）的原因不少，并且它們已經足夠為人所熟知，所以我只是順便提一下。哲學家們經常滑稽地高估他們評估種種概念、論證以及理論的能力，而對這些東西他們僅有一些皮毛的了解；他們容易提出“大黃蜂演繹”（bumblebee deduction）的謬論——好比從“第一原則”推導出大黃蜂不能飛一樣。我自己也不例外。比如，我曾聲稱任何假定“祖母神經元”（grandmother neuron）的理論都無望成功。但這是因為我當時不理解“粗編碼”（coarse coding）和冗余存在的可能性，而這些現象恰恰讓一些有著極似祖母神經元成分的模型得以成立（如Quiroga，Reddy，Kreiman，Koch和Fried，2005）。我曾經認為，任何“將大腦中那個單獨的小人替換成一個委員會”的理論都完全缺乏概念理解，直到我意識到這樣的理論可能的確是一種途徑，甚至是最佳捷徑，來徹底擺脫腦中小人的概念。

因此，以劍指他人為生，因他人刀劍而死。既然哲學家們想要通過有關其根本性的限制、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結論來批判關于心靈的模型或理論，那么他們最好意識到，他們也被自己的過度簡化誤導過。

盡管如此，我還是頑固地認為，我們哲學家可以僅僅做出這樣的貢獻：至少我們能強化并澄清可供選擇的理論，讓一些靠不住的觀點變得足夠清晰，從而能夠被更好地反駁——這必然會是一大進步。沃爾夫岡·泡利（Wolfgang Pauli）曾把另一位物理學家的模型貶為“甚至談不上是錯的”。因為該理論太含糊了，無法判斷它是真理還是謬論，而哲學家們有時候便能聚焦到這類尤其模糊的觀點上。如果不這樣做，這些模糊的觀點就難以被駁斥或確認，卻仍會影響研究方向。它們會讓該領域迷霧重重，并阻礙人們邁向更具可能性的方向。認知科學之所以是哲學研究沃土的原因之一在于，這個學科提出的很多問題（不僅僅是宏觀的大問題，也包括當下實驗操作中的近端問題）都考慮不周、尚不成熟，需要批判性的重新評估。像我車尾貼的標語所說，如果哲學就是在你剛剛搞明白該問什么問題之前所做的事，那么當今的認知科學家們仍然有不少哲學工作要做。

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難道認知科學家們自己研究哲學，還比不上到處插嘴的哲學家們嗎？還真不一定。很多認知科學家當然這么想，但讓我津津樂道的情況是，一旦他們嘗試研究這些問題，就會發現它們多么棘手，反而來向我們求助。比如，在過去約15年中，科學家們寫了成堆關于意識的書，卻順便給哲學家們帶來了好處：很多這些書的作者都把自己繞進了尷尬的理論死結中（后面我們會再講到這個例子）。

《自由的進化》

Daniel C. Dennett

科學家們給我上過重要的一課：哲學家經常試圖從自己學科里引入一些純粹破壞性的批評；他們堆積證據、大肆反對，而科學家們對此抱有一種合乎情理的不耐煩，甚至是輕蔑。哲學家們可以坐在樹林里，愉快地修剪科學理論的枝椏，但這不是一種具有建設性的做法。哲學家思考問題的背景假設一直應當是：如果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那是因為非常聰明的人也覺得它很困難；我們應該謙遜地嘗試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多提問而不是指導，并以試探而非獨斷的姿態進行批判。每當看到年輕的哲學家們在科學家面前自作聰明地拆解科學理論時，我都會覺得十分尷尬。他們的高談闊論或許能被哲學家欣然接受，卻只會讓科學家們失望地搖頭嘆息。

如果哲學家們不該通過反例和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來進行反駁（這種反駁恰恰是哲學所訓練的能力），那他們應該做什么呢？答案就是，肩負起想出一兩個可以實際驗證的推論的責任；如果當今無法驗證，也要能在不遠的未來達成。我發現，如果你能幫助科學家們設計實驗，那么相比于其他情況，他們會更加看重你。早在1975年，在明尼蘇達的一次會議上，我與大衛·普雷馬克（David Premack）的對話在后來幫助他設計了研究猩猩薩拉（Sarah）欺騙行為的實驗。并且，我在《行為和腦科學》（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中針對普雷馬克和伍德拉夫（Guy Woodruff）作出的“關于信念的信念*評論，也推動了“錯誤信念任務**”的實驗的泉涌。幾年之后，在1982年的動物智能達勒姆會議（Dahlem conference）上，我向滿座的動物行為學家和靈長類動物學家提出了我關于意向立場***的觀點；他們禮貌地詢問了我提出的這種體系是否能夠幫助他們設計實驗。

*譯者注

*注：“關于信念的信念（Beliefs about beliefs)”，指某個個體對于其他個體持有某種信念或欲望的信念。例如，張三認為李四知道真相的信念，猩猩A知道猩猩B對其有好感的信念。

**注：錯誤信念任務（False belief task），心理學家們設計的用來測試個體是否具有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的實驗，在有心智理論的前提下，實驗組能夠推測出對照組不知道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真相，從而對照組含有錯誤信念。例如，實驗組小孩知道親眼見過糖果盒里的糖果被換成了堅果，從而推測出對照組沒見過該場景的小孩關于糖果盒里是什么的信念是錯誤的。

***注：意向立場（Intentional stance），丹尼特提出的概念，指個體用來理解其他個體的行為的一種策略。在意向立場下，一個個體眼中的其他個體是由信念、欲望主導而產生行動的。

我和這些學者中的幾個人（我能記起來的有Robert Seyfarth，Carolyn Ristau，Peter Marler，Sue Savage-Rumbaugh，Hans Kummer）共進了午餐，并且在一兩個小時內設計了許多實驗；他們后來成功進行了這些實驗，并收獲了不俗的成果（早期進展報告可參見丹尼特，1983）。在我更近期時寫的《意識的解釋》（Consciousenss Explained）中，“給科學家的附錄”（Appendix for Scientists）部分提供了許多現已產生成果的實驗預測：其中成果最為顯著的與變化盲視 （change blindness）有關，同時也有關于盲點填充現象（filling in）和飛現象（color phi）的實驗預測。很快，這本書中討論過的“預知轉盤*”現象也會有相應的實驗結果，因為當今的非侵入性腦掃描技術使我們能夠探聽到運動皮質的短潛伏期活動**。而且，實驗結果確鑿地表明，這些現象比我一開始提出實驗時所預想的更為復雜。顯然，這才是真正的進步所在，而非對于更加簡單的“理論”的直接證實或是反駁。

*譯者注

預知轉盤（Precognitive carrousel），指以下一種設想的情景：個體剛要有意識觸發某個行為，行為將要作用的目標對象就起了變化。是大腦中的電波觸發了目標對象的變化。

**作者注

在《意識的解釋》（Dennett, 1991, pp. 167–168）中，我對報道中格雷·沃爾特（Gray Walter）用長期植入性電極做的實驗進行了轉述，受到了幾位讀者的質疑。并且，對于沃爾特在牛津奧斯勒學會 （Osler Society of Oxford）上的演講（我在1963年和1964年參加過），盡管我仔細查找了檔案，目前還是無法做出一個書面版本的記錄，更不用說出版了。有些人認為他當時在胡編亂造忽悠學生；也許他的確在胡編亂造，但他的觀點是明顯有道理的，并且如今，我們完全可以復制他描述的實驗，也無需在被試的顱骨上鉆孔。

有時和科學家們溝通很困難，因為他們過度使用了寬容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例如，當他們聽說了感受質（qualia）這一概念后，就認定自己理解哲學家們所說的感受質是什么（感受質當然存在，任何體驗過牙疼的人都知道這點！）；當他們了解到關于感受質的爭議時，就覺得自己能解決這些爭議，或者至少能從一些近來的實驗結果引出一些發現，從而指出解決問題的方向。在近期關于意識（讓我們又一次回到這個話題）的研究中，已故的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ay）所著的《意識：困難問題的緩慢進展》（Consciousness: Creeping up on the Hard Problem）（在他去世后于2004年出版）雖然滿載著重要、有價值的想法，卻遺漏了很大一部分屬于哲學家的問題（即此書原本想要解決的問題）。

格雷僅僅是簡單地假設（為什么不呢？），哲學家們在談論“意識難問題”（the Hard Problem），或者感受質缺失和功能主義問題的時候，心中是有一些重要、可證實的想法的，而且這些想法能夠為解決問題帶來實質的改變。他不相信困擾哲學家的問題實際上對科學如此無用（我曾好幾次試著向他展示這點，他卻只是笑道：“哦不，丹，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因此他執著地繼續前行，用實驗來論證他所認為的感受質的功能和本質，在他所認為的意識難題上緩慢地前進著。這本書至今（2009）出版五年了，我卻只能找到一篇哲學界對它的回應（Kriegel，2007）。為什么哲學家們無視了這本書？因為它顯然沒有討論哲學家們的“意識難問題”，并且與他們所重視的感受質問題無關。正如克里格爾委婉提到的，“……科學家們對于‘意識難問題’這一標簽的用法沒有哲學家嚴謹（p.97）”。

《意識的解釋》

Daniel C. Dennett

在意識的認知科學中，折射出哲學天真之處的另一領域，涉及對意識的神經相關機制（Neural Correlate of Counsicousness，NCC）的探索。對于不少想要解決意識的謎題的科學家而言，顯然必須有一個NCC來解釋意識體驗；它是意識體驗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并由可定位的神經活動描述。如果唯物主義是正確的，那這樣的一個NCC怎么可能不存在？不妨思考一個類似的問題：假設演化生物學家們決定尋找物種形成的生物學基礎。假設他們發現，在過去有十萬個種群分化的案例。這樣的分化即使不總是必要的（同地域的物種形成確實可能會發生），也至少在特定條件下是——如果沒有滿足這些條件，在大部分案例中新物種就不會形成。但很有可能在上述的十萬個種群分化案例中，只有一小部分最終導致了新物種的形成。在剩下其他案例中，或是種群在新物種生成之前就重新合并，或是其中一個種群走向滅絕，沒有留下后代。演化的本質，就是對于幾乎從不發生的事件影響的放大。

這些生物學家們會問，這些最終被證明是物種形成的案例之間有何共同點？答案可能是：沒有！既然新物種是否生成取決于分化完成后出現的幾百甚至上千代的偶然因素，那么在最終導致和未導致新物種形成的分化案例之間，可能根本沒有任何區別。同樣地，也有可能存在這種情況：一個有具體內容的事件（例如在t時間的一次區分、結合或是分類行為）是否具有意識，可能取決于該事件的后續影響在秒級而不是毫秒級的時間段內的作用效果（Dennett＆Akins，2008）。

對于NCC的探尋有可能只是白費力氣——得出這個結論不需要借助任何神秘主義或反科學的思考。如果使內容升華到意識的過程和使種群分化升華為新物種生成的過程一樣，那我們在尋找意識的標記時，就選擇了錯誤的時間和地點；我們就不應專注研究內容聚焦（content fixation）進行時，也就是當相關內容剛剛在被試的認知體驗中產生改變時，所發生的大腦過程。

哲學家們關于語言有種種顧慮，他們堅稱從日常用語（例如“信念”、“夢”、“圖像”等）到神經科學術語，再回到日常用語的聯系應當被細心地搭建起來，而科學家們可能永遠會為此感到不耐煩。但哲學家們也不應該屈服于科學家的那種過于務實的消解主義（eliminativism）（此外，科學家們也不總是說到做到。他們一直在自作主張地使用各種日常用語的含義和暗示，直至他們不幸陷入某種窘境或矛盾中）。值得牢記的是，認知科學讓所有人——的確，幾乎所有人——都為之著迷也為之困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昭然地承諾，或者說威脅人們，要用陌生的術語替代那些平時我們用來引導道德生活的日常用語。我們還會有自由意志嗎？我們仍然會是有意識、會思考，并為此負責的主體嗎？痛苦還會真正存在嗎？對于這些問題，正是因為我們真切地需要好的、哲學上可靠的科學回答，并且這無可替代，哲學家們在認知科學不斷前進的過程中還有非常實質性的工作要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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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el C. Dennett | 封面：Jack Daly

譯者：Young Aspie | 審校：Lemona

封面：DALL·E、Canva

編輯：阿歪 | 排版：平原

原文：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756-8765.2009.0101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