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搞懂一件事的底層邏輯并不容易，人口問題是這樣，其他問題都是這樣。

作者 |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單身稅”是怎么回事？

最近，鄰國日本的網友在討論一個叫“單身稅”的話題。

其實早在2017年和2019年，日本網絡就曾被“單身稅”這個詞刷了屏，網友罵到最后才發現，這從一開始就是一條以訛傳訛的謠言。

稅收關乎國計民生，真實的征稅遠不會如此魯莽和草率。

這次的“單身稅”又是怎么回事呢？

仔細看下來，所謂的“單身稅”不是只有未婚未育的人才交，真實的政策更復雜一些。

前段時間日本政府提出修正案，作為應對少子化的財政資源，將從2026年起，在公共醫療保險之外根據職工年收入每月征收 “兒童保育支援基金”，所有需要交健康保險的人都會再多交一筆錢，用來補貼有孩子的家庭，從而鼓勵生育。

這筆錢交多少呢？

日本政府計劃到2028年，確保每年少子化財政資源達3.6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65億元），其中1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62億元）將通過該支援基金提供。

具體到打工人，日本政府按照2021年勞動者實際總收入進行了估算，征收金額將隨年份提高。預計到2028年，個人年收入達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9.3萬元），每月需繳納350日元（約合人民幣16元）；個人年收入達4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5萬元），每月需繳納650日元（約合人民幣30元），以此類推。

日本兒童政策大臣加藤鲇子談到，這些資金可以使一個孩子在長到18歲前累計領到大約146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8萬元）的兒童津貼和服務費。

4月19日，眾議院通過了包含“兒童保育支援基金”在內的《兒童保育支援法修訂案》，并送交參議院，如果最終通過，將從2026年開始實行。

雖然為此交的錢沒有太多，比如年入1000萬日元的人2026年每月要交1000日元。換算成人民幣就是，年入46萬的人每年交550多塊。

但這依然引發了日本民眾的一片反對聲。日本共同社前不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60%的受訪者對此表示反對。

即便這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單身稅”，很多日本年輕網友也認為這項制度并不公平，“最后的受益者只有育兒家庭，而單身青年、沒有孩子的家庭或者孩子已經成年的家庭只有負擔沒有受益”。

更多日本網友的不滿在于，這樣的舉措似乎對于緩解日本的少子化（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困境作用不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在去年表示“接下來6到7年是扭轉出生率下滑局面的最后機會。”他還提出用“翻倍的預算”來實施“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對策”，此次“兒童保育支援基金”的設立也是其對策中的核心措施。

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就察覺到了少子化問題，之后也一直在采取措施，但30多年過去了，幾乎沒有產生多少效果。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最新人口動態統計顯示,日本2023年出生人口為75.86萬，總和生育率降至1.2，連續八年下降至歷史最低水準。

總和生育率是人口學中特有的一個概念，大致可以理解為平均每個婦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數量。生育率要達到2.1才能維持每代人口不變。為什么這個數字不是不是2而是2.1呢？因為考慮到了一部分孩子未到成年就會夭折，所以生育率要達到2.1而不是2。

根據去年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日本預計要到2035年全年出生人口才會低于76萬人。

但事實就是，去年日本出生人口已經擊穿76萬人，比預計到來的年份整整提前了10年多！

所以很多日本民眾才不太看好最新的人口對策，在很多民眾和學者看來，“前所未來的少子化對策”也只是翻倍擴充兒童補貼規模，收效依然難說。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少子化困局只是加大補貼就能解決的嗎？

正如部分日本網友所認為的，“育兒固然重要，但希望政府首先能以建立一個讓 年輕人在結婚、生育方面持積極樂觀態度的社會為目標。”

“少子化最大的原因是結婚率低下，收入越高，結婚率才能越高，而且正規雇傭的員工比非正規雇傭的員工結婚率要高。也就是說，穩定地增加國民收入，創建一個能夠讓國民安心結婚的環境才是有效的少子化對策。結果政府卻要給年輕家庭增加育兒支援金的負擔，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

少子化的背后顯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問題。

應對30年，為何收效不大？

日本早在1990年就對少子化有了一定認識。這一年，日本發布了前一年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57。

這一前所未見的數字讓日本社會大為震驚，引起了廣泛討論，被媒體稱為“1.57沖擊”。

對此，經濟企劃廳在1992年發布了《國民生活白皮書》，其副標題是“少子社會的到來，其影響和對策”，由此，“少子化”這一詞語開始廣為人知。

在《國民生活白皮書》中，日本企劃廳已經表達了少子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和內需不足的擔憂，正確預測到了二三十年后將由此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及經濟問題。

然而，日本在7年后才緩慢地推出了少子化對策的基本方針，又過了幾年，在2003年才有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

行動跟認識整整間隔了幾乎10年。

日本著名人口學家山田昌弘研究少子化問題長達20多年，他在《低生育陷阱》里談到了10年延誤的原因。

當時正值人口規模較大的“團塊二世時代”（日本的“團塊世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出現的第一次嬰兒潮時期，而“團塊二世時代”所代表的第二次嬰兒潮時期則指的是1970—1974年）的結婚及育兒期，龐大育兒人群加持下，即便總和生育率下降，但出生的總人口并沒怎么減少。

199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54，而2000年則降至1.36。不過，其間出生人口數幾乎沒有減少，1990年為122萬人，2000年為119萬人。

這種“表面的正常”其實淡化了政策負責人的危機意識。再加上期間日本遭遇經濟泡沫破滅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看似威脅不大的人口問題自然排在了極為次要的位置。

從發現問題，到著手解決問題，晚了10年。

但即便如此，日本解決少子化問題也已有近20年，為什么效果微弱？——2005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達到歷史最低點1.26后，曾有微弱緩解，到2015年達到1.45，之后8年又一路下滑至最新的1.2。

與之相比，最早因少子化問題而開始鼓勵生育的法國、瑞典等這幾年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8左右，起步較晚的德國也在1.5左右。當然，這些歐洲國家也有移民因素在里面。即便不考慮移民因素，這些國家的效果也好于日本。

山田昌弘認為這20年里日本又犯了一個錯誤：照搬歐洲經驗。

由于歐洲國家的少子化問題出現得更早，且像法國、瑞典、荷蘭等的應對策略一定程度上奏效了，法國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一度出現了2.03的小高峰。

所以這三個國家經常在日本研究人員的論文、政府的白皮書和圖書中被廣泛提及、研究，甚至成為日本制定少子化對策的參考模型。

其問題在于，這些國家應對少子化的舉措是以本國國情和價值意識為前提，直接套用就會不適配。

比如對于歐美家庭來說，孩子一旦成人，就意味著父母的養育任務結束了，孩子也普遍有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的習慣。

但在日本，父母不但要把孩子養育成人，還要為他們規避掉所有可能會吃苦的風險，其實在整個東亞社會都是這樣，父母對孩子的強烈責任是無窮盡的。

最直觀的就是卷教育，這是確保下一代出人頭地，有較為優渥生活的直接途徑。

以中日韓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國內的各種升學考試競爭都相當激烈，父母不僅要平時要花很多時間輔導、督促孩子做功課，假期也要讓孩子參加各種補習班。

曾經被媒體廣泛報道的“虎媽”蔡美兒，是一位美籍華人，因用中國傳統方式撫養孩子而聞名，對她的兩個女兒要求極為嚴苛，甚至一度讓西方世界震驚，雖然她的兩個女兒都被培養的相當優秀，但蔡美兒也被人稱為“地球上最糟糕的母親”。

育兒方式可能千差萬別，但花費大量時間來卷教育，無疑很難有足夠的精力撫養更多孩子。

此外，日本年輕人的自立意識都比較薄弱，甚至很多人認為未婚女子從父母身邊離開而獨自生活都是不好的。

日本《第15次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顯示，日本18—34歲的未婚者約有75%與父母同住。即便他們自己收入不佳，但由于父母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條件，所以也能過上還不錯的生活，他們日常基本生活可以靠父母，而自己的收入能作為“零花錢”來消費，催生了日本龐大的“單身寄居族”。

“寄居”其實跟經濟大環境的低迷有很大關聯，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企業在人事方面普遍推行終生雇傭為基礎的“年功序列制”，即人員的晉升和選拔主要圍繞著年齡與工齡進行。

但當日本經濟走入下行，曾經奉行“終生雇傭”的企業無法進行裁員，為了節約開支，只能用兼職工、臨時工和有明確勞動期限的合同工（三者都被稱為“非正規雇傭”）。

與之相對應的是，企業內部晉升放緩，管理要職普遍被中老年人占據，年輕人職場的發展空間被大幅度壓縮，能找到一份正式雇傭的工作已實屬不易，財富積累速度更是不能與父輩相比。

離開“寄居”就意味著要找個同樣面對很大不確定性的伴侶，承受很高的結婚和育 兒風險，進一步減低了日本青年的結婚意愿，更遑論生育。

圖源：日劇《0.5的男人 》

所以，成長于日本高速增長時期的人口政策制定者們普遍認為年輕人 只是會推遲結婚、晚婚，卻沒承想年輕人在悄然選擇不婚。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在2023年公布的《現代日本的結婚與生育》報告書顯示，在18—34歲未婚青年中，近七成受訪青年沒有交往對象，其中每3人中就有1人不想談戀愛。

同樣，打算“終身不婚”的比例持續上升，在此次調查中，男性約占17%，女性約 占15%，比2015年的同類調查分別高出5個和7個百分點。

“從中流跌落的不安”

山田昌弘把日本青年的種種境況概括為“從中流跌落的不安”，即人們有很強的意識去規避從“普通生活”跌落的可能性。導致人們不愿意結婚，甚至不愿意與異性交往。而且，即使結了婚，這種不安意識也會成為一種妨礙，阻礙人們生育超出期望的更多的孩子。

他認為這是日本少子化的根本原因。

在1955年至1980年代，日本經濟恢復并進入了高速成長期，絕大部分年輕人的職業前景和收入都伴隨著蓬勃的日本經濟一同起飛。

那幾代年輕人的父輩生活條件都很差，甚至很多都是佃農，所以他們很輕易就能比父輩生活得更好，即便養育兩三個孩子也覺得有很不錯的生活。

跟日本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奇跡相伴隨的是，“中產”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斷普及。

日本再怎么說也是發達國家，2022年人均GDP高達3.4萬美元，日本人所說的“普通生活”其實就是中產生活。

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產”也存在通脹，當時日本有“每個人都是中產階級”“擁有一億中產階級”的神話。

1996年，日本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數為550萬日元。日本有研究機構按照貧困、低收入、中產和高收入把日本社會劃分為四個等級，中產人數能超過60%。

即便日本經過了低迷的30年，中產階級大幅萎縮，“中產意識”也早已深入人心。

期待值拉滿，面對的卻是殘酷的現實。日本年輕人認為過上中產生活已越來越難。日本NHK電視臺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被問及“何為中產生活時”（多選），60%的受訪者選擇了“企業正式員工”“擁有住房”“擁有私家車”等。

單是“成為企業正式員工”相比以前就已沒那么容易。

日本人規避風險的意識也較強，日本年輕人并不覺得戀愛是戀愛、結婚是結婚、育兒是育兒、孩子的教育費等孩子長大后再考慮、晚年生活等晚年再考慮，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會把這些問題孤立開來看待。

自己容易從“普通生活”跌落，而且也不能為孩子提供“普通生活”，就會動搖人們作為父母的自信。 如果一個日本人過不上中流的“普通生活”，就會在親戚、同事、同學的輕視中，“無臉面對世人”。

山田昌弘把子女和父母生活水準的差異作為標準，將日本年輕人劃分為四類，發現積極生育的有三類：父母是中產，但自己能超越父母，成為“中上”層；父母比較貧窮，自己能超越父母一代；父母比較貧窮，自己也一樣貧窮，沒那么強的“中產意識”。

比如大學升學率和人均收入都處于最低水平的沖繩縣，2022年總和生育率最高，達1.70，最低的東京都只有1.04。因為沖繩長期被美軍占領，沒有參與到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進程，通過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也沒有在此普及，民眾在這里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沒有什么“中產意識”。

雖然只有“父母是中產，自己無法超越父母”這一類型比較傾向不婚、不育，但由于日本中產階層曾無比龐大，現階段不順意的年輕人又比較多，所以成為了相當多年輕人的選擇。

在沒那么要強，沒那么好面子，父母“責任有限”且社會福利水平不錯的歐美，年輕人不會有那么強烈的“從中流跌落的不安”。

歐美國家年輕人也面臨著失業、收入低等種種風險，但同居或結婚反而是一種避險方式，歐美女性的職場參與度和平等性都很高，兩個人都有工作，可以化解很多不確定性。

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2018-2020年43個國家婚外生育占新生兒的比例竟高達41.9%！冰島、法國、瑞典、丹麥、荷蘭都超過了50%。而韓國、日本都在2%左右。

所以，山田昌弘認為日本解決少子化難題首先是減弱年輕人“從中流跌落的不安”。如果只是按照“結婚”“夫妻雙職工”“育兒”“教育”等各個生活事件零散地進行的支援，保障新一代的最低生活水平，或許在歐美是有效的，但在日本可能無效。

總結

人口轉型是人類遇到的新問題，半個世紀之前世界還在擔憂人口爆炸，將其視為人類進步的最大障礙，馬爾薩斯對人口悲觀的預測還被廣泛提及。

但轉眼間，人口迅速的衰減就打了眾多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一個措手不及，都沒想到少子化和老齡化來的如此之快、如此之猛。與少子化相伴的是，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達到29.1%，為全球之最。

人口轉型是新問題，人類也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轉型周期，我們對人口跟社會的關系、跟經濟的關系了解都很模糊。所以出現了像日本那樣，政策晚來10年，抄歐洲先行者的作業，預測跟現實出現10年偏差的種種情形。

山田昌弘認為日本沒有從自身國情和價值意識著手去分析、解決問題。

他是人口問題專家，也是日本政府人口問題的高參，或多或少參與了日本應對少子化問題的進程，他這么透徹的領悟也是對過往的深刻反思。

這也說明了要真正搞懂一件事的底層邏輯并不容易，人口問題是這樣，其他問題都是這樣。

我們往往高估自己對問題的認識能力，無法條分縷析地看清無數錯綜復雜的條件（其中每一條單獨看都像是原因）及其背后，然后抓到一個近似的條件就認為是原因。

更可怕的是我們會從工具箱中尋找已有的解決方法，要么是以前使用過的歷史方法，要么是先行者的方法，盡管這些方法與實際情況并不契合。

但發展階段、前提條件的不同對應著完全不同的解題思路，思考和處理任何事情或問題的方法還是得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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