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普利策新聞獎專門給美國各地的“學生記者”頒發了一個獎項。

評委會表示：“秉承新聞自由的精神，這些學生努力在困難和危險的情況下，冒著被逮捕的危險，記錄一件重大的全國新聞事件。”

這個獎肯定是臨時起意，算是一個“特別獎”。沒有具體的獲獎人，評委會想表達的是一種態度：謝謝那些年輕人。???????????

四月底學生各地學生抗議的時候，普利策獎正在哥大新聞學院評獎。

他們或許看到的就是哥大的學生記者，因為普利策獎辦公室就在哥大新聞系。我在學校的“辦公地點”是一家JOE咖啡，就在辦公室隔壁。

說“冒著被逮捕的危險”，有點言過其實。其實大家并不害怕，甚至渴望被“逮捕”。

混進隊伍被“逮捕”的記者和教授，其實都很開心。這沒有太大風險，但是在美國，這仍然被視為一種榮耀。一位歷史系教授進了警局，鞋帶出了問題，出來后他幾天都不系鞋帶——用來提醒自己的處境。

我認識一位女生，一直在營地那里值守采訪，包括占領漢密爾頓大樓的時候。但是逮捕行動那天她臨時有事出了一次學校，結果進校困難，她為錯過新聞現場而憤怒。

“學生記者”背上貼著一張白紙，上面印有大大的“學生記者”字樣，非常簡陋，卻也是有效的區分。在學校內部，這代表著一種獨立的力量，在巴勒斯坦同情者、猶太學生和校方之外。

哥大有了不起的校園媒體《哥倫比亞觀察家》，幾十年前就獨立運營，報道學校的一切。

從有營地開始，新聞學院的師生們就在那里24小時換班值守，吃住都在營地。他們拍攝、記錄、采訪，為這次營地的抗議留下最全面的記錄。

除了學生記者，還有一些人在拍攝。有潛伏的大媒體記者（后面在寫作中暴露出來），也有一些做紀錄片的。

有一次，一位黑人小伙拿著攝像機對我拍攝，我突然有點恍惚：在聲援巴勒斯坦的營地中，一位黑人在拍攝中國人……這些“無關”的家伙，都在干嘛？

這就是21世紀20年代的抗議運動。它和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個人同時都是記錄者。它是全景展現，而且可能是過度展現。人們“看到的”“知道的”“想象的”，遠比實際發生的更多。

學生記者的工作，反而面臨一種新的困難：最難的不是阻力，而是新的信息環境，如何克服偏見，做到更“真實的”記錄。

在這個意義上，“學生記者”也許是最稱職的。他們天真、樸素，對新聞抱有期望和熱情，認真操練課堂上學到的東西。

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工作目標，甚至只是“寫作業”，并不以發表或者獲得流量為目的。

有一段時間，我對美國媒體同行感到失望。他們介入得相當晚，在哥大第一次“清場”之前，幾乎沒有看到記者到場拍攝學生抗議行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稀松平常，沒有新聞性。

第一次看到大批記者，是眾議長約翰遜到學校那天。很多記者攔著同學在那里采訪，那是“主流社會”第一次向學生認真發問。

此后，哥大就成了新聞業的戰場，有時候記者比警察都要多。這樣的場景讓人感到安心，因為“社會”在正常運行。

即便在美國，新聞業也相當寂寞。紐約時報在X上有5000萬粉絲，但是大部分推文的閱讀量都不如那些“網紅”。但是重要的事情來臨，你仍然會期待“新聞業”的產出。

有一天中午傳出“下午2點必須離場”的最后通諜，大批記者來到學校。這真的讓人好奇，那么多攝像設備是如何混進學校的？

哥大進入“封閉管理后”，進學校變得困難。新聞學院發布聲明，將對希望進學校采訪的媒體機構提供幫助。除了幫他們“混入校園”外，校園記者的合作也是一種方式。

年輕人總是受到嘲笑和誤解。1968年，校領導認為年輕人的訴求“就像是否喜歡吃草莓一樣”，無關緊要。這一次很多人也和約翰遜一樣，認為“不要浪費父母的錢”。

但是至少在“學生記者”身上，還是會看到一點希望，這其實也是抗議行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