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中的人權高于一切，強調族群小團體主義敘事，提倡多元化、去中心化，貶低大一統敘事，以及對中國歷史和西方日本殖民史的重構，成功地迅速瓦解了臺灣社會傳統民族主義下的中國認同。并且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民主化改革中，臺灣選舉過于頻繁，政治被過于動員，間接導致了本土勢力愈發極端化，“臺獨”越來越裹挾民意和政治資源，占據了政治中心地位。

（一）談起臺獨，不同政治觀點的人有不同的解釋。比如有的人喜歡從外部找原因，認為是日本殖民及美國挑撥的結果；有的人從文化心理找原因，認為是兩岸長期隔閡，交流不充分導致的；有的人主張經濟決定論，認為是兩岸發展水平差距導致的；有的人則奉行制度決定論，臺獨是兩岸制度落差導致的，如果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和社會民主化，那么也會掃清統一的障礙。

不過，筆者覺得以上很多觀點只能解釋某些膚淺表面的東西，或者說出某一側面原因，而不能說明全部。筆者首先談一個悖論，那就是無論在日據時代，還是兩蔣統治時代，都是中國大陸積貧積弱，兩岸交流很少的時候，臺灣人民反倒沒有這么強的排斥中國認同、仇視中國大陸的意識，為何最近三十年中國大陸空前強大了，兩岸交流從來沒有這么密切，反倒是“臺獨”愈演愈烈？

所以，“外部因素論”、“經濟決定論”、“交流隔閡論”都不能解釋“臺獨”為什么坐大。以筆者 多年與臺灣青年和知識分子的接觸，以及對華人圈近四十年思想史的觀察來看，“臺獨”意識形態之崛起，背后與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兩岸三地的傳播流行很有關。 臺灣解嚴后，社會秩序劇變的“表”，與臺灣社會國族認同逆轉的“里”，都是新自由主義對全球權力和意識形態重構大潮中的一個波浪而已。 當然本文只不過是筆者的不成熟考慮，權當拋磚引玉，歡迎諸位專業人士提供批評，不歡迎不講事實、只講價值觀的噴子謾罵。

（二） 傳統民族主義以及臺灣兩蔣時期的中華國族認同塑造緣何成功。20世紀70年代以前，兩岸三地流行的是中國傳統民族主義+西方前現代的民族主義（筆者在下文姑且統稱為“傳統民族主義”）。無論是西方前現代民族主義，還是中國傳統民族主義，都是以語言、人種、信仰等外在表征為國族認同的最重要標志，在這兩種民族主義敘事里，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是一體，臺灣人在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上是沒有什么大的問題的，是故在二戰后，國民黨可以迅速接管并且全方位掌控臺灣。

也是基于同樣意識形態基礎，兩蔣割據臺灣期間，在全臺進行的中國正統觀教育，也做的比較順暢，這期間臺灣本土人士對國民黨確有不滿，更多因為其貪污腐敗，外省人壟斷太多社會資源，而并不是由于國族認同跟國民黨人不一樣。比如陳水扁創業成立的第一個律師事務所叫“華夏律師事務所”，民進黨創黨發起人朱高正，后來又退黨成立了“中華社會民主黨”，說明民進黨人也并非都是 “根里獨”。

所以80年代談兩岸統一很簡單，其實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的事情，統一后如何給國民黨分配權力的問題， 人民的“國族認同”在當時并不是主要障礙，無論是鄧小平提的“一國兩制”，還是臺灣當局的“國統綱領”提出“小三通”到“大三通”的路徑都基本可以解決兩岸問題。不過令兩岸統派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是，歷史并沒有按照智者所涉及的路徑前進，當時正在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不僅深刻改變了兩岸經濟發展路徑，也快速了扭轉臺海的歷史發展方向。

（二） 在顯性表征方面，新自由主義和民主化，間接誘發臺灣本土勢力極端化，“臺獨”意識形態在臺灣社會高度滲透化。

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的流行，引發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臺灣是其一部分，社會要求結束威權的呼聲越來越高，美國國會則推出《臺灣民主決議案》（H.R.1777），敦促臺灣終結戒嚴令、解除黨禁、實行民主政治。這些內外因素導致了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嚴，繼而在1990年至1996年之間，臺灣社會的最重要的三大選舉——“國大”、“立法院”及最高領導人選舉走向實質民主化。

臺灣的民主化在當時而言，對臺灣人民是個福音，終結了威權，把2000萬人民從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來，但是在一個并不懂得自由和選舉真諦，把選舉過分神圣化的東方社會，在一個過去長時間充滿專制和仇殺怨恨的土壤上，初得民主的時候，并不懂得民主的真諦，而是把民主外在的表現形式過分神圣化，整個社會選舉過于頻繁化（至少有“正副總統”、“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等十大選舉）以及動輒訴諸全民公決過分，這種社會的過度政治動員，成為民粹和極端主義生長的溫床。

本土派為了獲取選舉勝利，不斷強化本土主義敘事，宣揚臺灣人不屬于中國人，把國民黨包裝成為外來政權——只有刻意制造悲情敘事，強化臺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對立，民進黨才能獲得政治動員成功，是故臺灣本土主義也愈來愈走向極端化。“臺獨”從過去的口號式主張，迅速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本土勢力也越來越極端化，溫和派要么順應大勢化為極端派（陳水扁、呂秀蓮等人），要么被迅速邊緣化。過去威權時代還有些溫情和理性的精英政治，讓位于民粹主義政治。

（“臺獨”與過分的選舉動員相伴而生）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一個重要的邏輯問題，即外省精英的衰微，可以導致過去國民黨文宣中的中國正統主義衰微，但未必一定導致“臺獨”的崛起，因為中國正統觀與國族認同是兩碼事，誰是正統是權力之爭問題，臺灣也可以進入一種既有中國人認同，又重視本土人權利的階段，但是這種激進式的、過度的選舉，終結了這種可能的發生。

（三）在深層隱性層面，新自由主義從根本上瓦解了臺灣社會過去長期存在的傳統民族主義，以及國民黨建構的國族認同意識形態體系，新自由主義的很多元素還為“臺獨”提供了關鍵的合法性依據，為“臺獨”的愈演愈烈提供了持久的動力。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新自由主義認為人權高于主權，個體優先于國家，當大家認為統一的國家妨礙個人基本權利實現的時候，區域團體有充足合法性謀求自治乃至完全獨立，這是對過去民族主義的國家本位觀念的一種顛覆。

所以，傳統民族主義下，國家是基于共同語言、宗教、人種、祖先認同等文化和血緣表征結成的共同體，而新自由主義時代，身份認同又增加了制度、權利的因素，并且這兩個成為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所謂即便是一個民族，如果采取不同制度或政體，也完全分為不同國家。

如果說在臺灣解嚴以前，兩岸政治制度差異并不是那么大，都是由學習借鑒列寧主義的政黨執政，是一顆藤上的兩個瓜，而臺灣解嚴之后，兩岸的政治制度差異越來越大，這方面構成了臺灣社會國族認同“去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基礎。

第二，新自由主義強調族群敘事，小團體敘事，提倡多元化和差異化，反對過去傳統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或大一統敘事，甚至宣傳國家越大越有害論，統一無益論。乃至到現在，在知識精英中，如果你主張中華民族不可分割、國家統一成為陳腐落后的象征，中央集權帝國思維的象征。

當然這種新的國族認同觀的沖擊不僅僅體發生在中國臺灣，也發生在英國的蘇格蘭、威爾士，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法國的布列塔尼、科西嘉，意大利的倫巴第，上述大多數地方的居民其實都是同一民族中的亞族群，但是新自由主義時代新的身份認同觀，強調凸顯群體細微特征和地域特色，滋生或助長了這些分離主義。

第三，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歷史的重構，進一步瓦解了臺灣與大陸的情感紐帶，更為去中國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大中華地區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的市場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二是政治的民主自由思想，三是對歷史的重構，這方面全球的華人學者主要做的有三塊，即對中華民族歷史（即古代史）、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史（即近現代史）以及西方日本殖民史的重構（這是近代中外接觸的主要部分）。

應該說，新自由主義史觀如同過去的任何從西方引進的史觀一樣，作為研究分析工具，對于解讀認識歷史是有幫助的，有助于我們破除過去的很多認知誤區（比如“五千年文明說”、“中原中心論”等），有助于我們形成一個更接近真相的視角。

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學說，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幾百年未有的經濟再繁榮，以及社會文明進步。但是新自由主義歷史重構可以說是功過參半，具有鮮明的矯枉過正的色彩，如同20世紀中前葉的極左翼史學一樣，陷入意識形態掛帥，對過去敘事所贊頌的，偏要極力貶低、完全否定，對過去所否定的，偏要完全肯定，滑落到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

在對中華民族史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建構方面，華人學者都聚焦于挖掘負面因素，有明顯的中國歷史虛假論，中國制度專制邪惡論，中華文明落后野蠻論，中國人無能無前途論的傾向。中國過去的近4000年文明史，以及中國現代革命建設史，完全道德負面化的東西。

致使臺灣人談起中國文化，以及現實中的中國大陸，充滿鄙視和排斥，所以，“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大陸高鐵無靠背這些說法”，頗有市場。過去的戒嚴時期，國民黨文宣系統也會發動各種反共宣傳，但是其效果遠遠不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學術界和媒體，自發地對大陸制度和形象的重構有效。

第四，新自由主義歷史重構的另一方面是，對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史則充滿了溢美。臺灣在過去先后遭到西班牙、荷蘭（1624-1662年）和日本（1895-1945年）的殖民，中國大陸更是遭受十幾個西方國家和日本的侵略。不過在華人學界的新自由主義歷史敘事中，拋棄了過去流行的民族主義反殖敘事，選擇性忽略殖民中的血腥野蠻，片面強外國人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管理體系的一面，把殖民史說成為充滿陽光正義的全球化史，把反殖民行為一概貼上狹隘、保守、封閉的標簽。

在這種基于片面的歷史構建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臺灣社會逐漸消解了對日本和西方殖民仇恨，現在臺灣人談起日本和西方，都是充滿感激、贊許的語氣，如果誰提日本在臺灣的種種暴行，那都是一種政治不正確，是“別有用心”。他們會用雙標，把日本殖民期間的屠殺，解釋為文明對野蠻的應有的懲罰；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解釋為邪惡中國人對臺灣人的迫害。

基于這種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黑色幻想，以及對西方和日本的玫瑰色幻想，臺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離心力越來越強大，拼命想脫離中國文明圈而融入西方，他們會把擁抱西方，乃至尋求獨立，成為捍衛“臺灣文明”的必要通道。盡管臺灣在與大陸交往中得到了極大好處，他們也認為這是應得的，而哪怕從西方陣營得到微小利益，也感恩戴德，視為無上光榮，看看蔡英文、賴清德接見美國、日本三流政客的卑微肢體動作就知道了。

（“臺獨”政客在外國人面前低三下四，對中國大陸則橫眉冷對）

如今臺灣人不僅普遍自視為自己不是中國人，甚至還學著日本右翼把中國大陸人成為“支那人”，其是他們正在重演當年慈禧老太后為代表的那一類最卑鄙中國人，骨子里極其看不起自己人，而討好外人的故事。

（臺灣社會把中國大陸流行語稱為”支語“，并且涌現出”支語警察“，捍衛臺灣語言的純潔）

（五）以上分析基本可以解釋，為什么臺灣與大陸在2008年后的連接盡管如此密切，遠遠超過“大三通”的設想，臺北機場飛往大陸的航班，要比飛往日本和美國的多得多，上海與臺北之間的航班密度，也明顯高于上海鄭州之間，可是統一的基礎非但沒有達成，反而瓦解了。

是因為族群認同的標準發生了轉變，兩岸“制度落差”在日益擴大，共同國族認同所依托的意識形態基礎和現實基礎在迅速消失——“臺獨”正式順應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族群認同轉變的潮流，才可以在如此迅速席卷臺灣全社會，用了大約十多年時間就瓦解了傳統民族主義下中國認同的。

當然“臺獨”是個復雜的社會現象，未來也應該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話題，還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深入研究，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探尋背后原因，避免膚淺化、臉譜化、辯論大字報化，筆者本文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某方面的視角而已。

筆者也不同意把賬都算到新自由主義頭上，筆者強調新自由主義與“臺獨”的關系，只不過指明二者作為歷史現象有因果關系，“臺獨”和臺灣社會的劇變因是在新自由主義洪流下發生的，至于中間發生的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只不過一些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賣民粹主義的狗肉，或者對新自由主義進行膚淺化、庸俗化的解讀，甚至是異化導致的。就像不能把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很多悲劇，歸咎于近代發明了社會主義學說的思想家們，一個思想學說在全球廣泛實踐中在局部地區被扭曲化，實非創立者們所左右的。

我們只有研究好“臺獨”，真正了解內部機理，才能更有效遏“臺獨”、促統一。香港人的國族認同的轉變，以及“港獨”崛起，背后的原因和歷史時間線也大致與“臺獨”雷同，筆者這方面的直觀素材更多，以后有機會再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