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圖源：AI生圖、視頻截圖

遙遙領先還是差距拉大？

美國舊金山時間5月22日下午，我們走進位于硅谷腹地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英偉達總部時，他們剛剛發布了第一財季報告——營收260億美元、同比增長262%，凈利潤148.8億美元，同比增長628%。這一驚人業績再次震驚了全球科技界。

截至上周收盤，英偉達市值達到26190億美元，在美國“科技七巨頭”中，僅次于微軟（31971億）、蘋果（29132億），領先谷歌（21625億）、亞馬遜（18931億）、Meta（12130億）、特斯拉（5716億）。如果以市盈率計算，英偉達高居第一。

對比中國目前已上市的科技企業，按上周收盤并以美元（或折合為美元）計算，市值排名前七的是：騰訊控股，4561億；拼多多，2188億；阿里巴巴，1965億；寧德時代，1221億；美團，926億；比亞迪，841億；美的集團，642億。之后是網易（583億）和小米（580億）。人們熟悉的京東市值為463億，百度為352億。從市值看，微軟相當于7個騰訊，亞馬遜相當于9.6個阿里巴巴，谷歌相當于61個百度。

曾幾何時，騰訊和阿里都是世界十大市值公司，市值壓倒Meta和亞馬遜，而今落后很多。今天在所有已上市華人科技企業中，跑在最前面的領頭羊是臺積電，市值接近8300億美元，領先騰訊和阿里不止一個身位。

上周寫完《 》，我從浦東飛往舊金山。此行是作為正和島全球標桿案例探訪團的行程導師，和正和島總編輯陳為以及30多位中國企業家一起，到硅谷和西雅圖探訪美國的頂尖科技企業。

原本想寫一篇《下一個“美國”，是否還在美國？》，但題目太大，所做調研很膚淺，也不容易說清楚。總體上，如果和上世紀80年代從書本里閱讀美國相比，和2000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相比，答案大概是No，我覺得美國在不少方面的“燈塔效應”已大不如前。

不過，美國自身的很多特質，如優越的地理環境、資源優勢、移民文化等，“還在美國”，將會繼續。同時，美國在關系到人類命運的若干前沿科技領域的優勢依然明顯。

在實地走訪了微軟、蘋果、英偉達、谷歌、亞馬遜等企業和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后，我的感覺是，中國主要科技企業的視角和事業基本還在國內，很現實，很眼前，而美國幾家頂尖科技企業的愿景和思考角度不止于美國，還包括世界，人類，乃至宇宙。

｜微軟：我們的使命是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組織，成就不凡。

多年來，圍繞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創新，我一直在一線奔走和發聲。但此次美國之行讓我開始反思：當我們越來越驕傲地沉浸于中國力量的“遙遙領先”和“美國在走下坡路”的自嗨時，至少從科技維度看，美國并沒有衰退，在AI方面還拉大了和中國的差距。

下一個“硅谷”，是否還在硅谷？要想引領人類的科技發展與創新，需要有什么樣的企業和環境？這樣的探訪和思考，有利于我們更準確地認知趨勢，認清自己，邁向未來。

黃仁勛、辛頓、李飛飛

英偉達總部大樓，從外形看是一個鋼筋玻璃構成的大三角，從內部看像一座宇宙飛船，大量的會議室都是以《星際迷航》中的地點、天體、外星種族、星際飛船命名。

一片空曠的大廳剛剛布置成一個會場，接待者對我們說：“今天發了財報，明天上午是一季度公司大會，黃總會來講話。”

黃總就是黃仁勛，他出生于1963年，1973年隨父母和大他兩歲的哥哥從中國臺灣來到美國。他曾說，父母并不富裕，但辛勤工作，他也在寄宿學校清理過廁所，在Denny's餐廳當過洗碗工、清潔工、服務員。這些經歷讓他懂得了努力和堅持的重要性。1993年，他與兩位好友從開發一款能在個人電腦上實現逼真3D圖形的芯片入手，創辦了英偉達。

一位隨團企業家說，他最佩服黃仁勛的是他已經做了31年CEO，還充滿熱忱，保持著強烈的進取心，且英偉達目前的60位管理團隊成員，都直接向他匯報。

黃仁勛認為，簡單的層級結構有利于把所有信息分享給團隊中的每個人，讓他們像交響樂團那樣，共同奏響同一首曲目。每隔一周，這60人會齊聚一堂，圍繞核心問題展開討論。而當管理向下擴展時，則不是采取“1：60”的模式。因為隨著層級增加，所需要的監督也會增多，經理們要承擔大量管理工作，無法對應那么多下屬。但在上面，黃仁勛堅持，60位管理團隊成員都是其直接下屬。

他曾說，“當每個人都能平等地訪問信息時，我們將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共同推動公司的發展。這是賦權的核心。”

我來硅谷前，聽上海的一位企業家談起黃仁勛。他們剛在西雅圖交流過。他說，黃仁勛最觸動他的是，雖然有如此成就，但人很humble（謙卑）。過去黃仁勛早上5點醒來就起床，現在因為家里的兩只狗總是在6點醒來，而任何震動都可能吵醒它們，所以他就在床上安靜地閱讀，等到6點再起床。

這位企業家說：“一個人，愿意為了某種東西克制自己，其實很重要。不少人就是在成功后眼里只有自己，最后造成了災難。”

我們在谷歌參觀，以及聽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AI實驗室聯合主任Pieter Abbeel教授講課時，都聽到了辛頓（Geoffrey Hinton）的名字。他被稱為“人工智能之父”，2018年獲得了圖靈獎。

2012年，辛頓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教時，和兩個學生創建了一家專注于神經網絡算法的公司。他們通過對數百萬張照片的分析，打造了一個能識別常見物體的系統。其中一個學生叫伊利亞（Ilya），他后來成為OpenAI的首席科學家，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

2013年3月，谷歌以4400萬美元收購了辛頓的公司，當時他們所做的系統為后來的ChatGPT、谷歌Bard等大語言模型奠定了基礎。

英偉達

我對辛頓感興趣的地方在于，他去年5月宣布從谷歌離職。理由是他覺得AI聊天機器人所帶來的某些危險“相當恐怖”，擔心AI會對人類構成威脅，擔心通過利用AI，網絡上會出現很多虛假圖片、視頻和文字，擔心未來類似于“殺人機器人”的自動化武器可能成為現實，擔心一旦AI通過閱讀小說或馬基雅維利的作品來學習欺騙他人，一旦具備了“欺騙”能力，也就具備了輕易控制人類的能力。

他在社交平臺解釋說，他之所以從谷歌辭職，是為了可以在不考慮對谷歌產生影響的情況下，談論AI的危險性。

在離開谷歌后，辛頓繼續做他感興趣的研究。不久前他說，訓練大模型需要耗費大量算力，為此可能需要放棄計算機科學最基本的原則，即軟件與硬件分離。這樣可以充分利用硬件的豐富模擬和高度可變的特性，以實現“凡人計算”（Mortal Computation，有生有死的計算）。

此時，軟件的存在也依賴于硬件，就像人的智慧依賴于其身體的不可隨意復制一樣。但這又導致了一個新問題的出現，就是當具體的硬件損壞時，軟件或者“學到的知識”也會隨之消亡。怎么辦？辛頓提出了“知識蒸餾”的概念，即把舊硬件上的知識用蒸餾的方式轉移給新硬件，就像知識“從教師傳授給學生”。

像辛頓這樣的教授，他們思考的問題，思考問題的角度，都有很強的原創性和啟發性。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為整個人類提前去思考問題的人。

也有科學家從校園走向產業界。有“人工智能教母”之稱的李飛飛最近就從斯坦福大學學術休假兩年，瞄準“空間智能”首次創業。她將“空間智能”定義為“從物體之間的關系中獲得預測和洞察力的能力”。比如，你可以給機器人下達指令，“打開上面的抽屜，小心花瓶！”然后“大語言模型+視覺語言模型”就能從3D空間中分析出目標和需要繞過的障礙，幫助機器人做出行動規劃。

她表示，AI對空間智能理解的進步，正在催化機器人學習，使我們更接近“讓AI能與世界互動”的目標。

硅谷好像是一個加速器，讓各種類型的聰明人在這里獲得生命與智慧加速的力量。無論你選擇什么方向，它都可以幫助你綻放最純粹的向往。黃仁勛、辛頓、李飛飛這些人當然也都是“網紅”，但他們紅的原因，是提出第一流的見解和洞察，自然贏得關注。

而國內一些網紅企業家，熱衷的是挖空心思搞流量，為的是賣產品，變現，公關，卻極少能提供有價值的思想。

｜斯坦福大學

好生態，就是尊重、信任與激勵

斯坦福大學工程設計學院教授Barry Katz在為我們講授《創新設計思維》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硅谷擅長激發創意而中國擅長執行落地？

他認為從地理條件看，硅谷在學術研究、企業研發到消費者之間的路徑很短；從人文條件看，戴森（Dyson）創始人到硅谷時說，硅谷就像200年前工業革命的爆發地曼徹斯特，人人彼此都認識，隨時可以找到他人，幫助解決問題，進行合作；從創業環境看，硅谷崇尚車庫文化，崇尚無人指揮的自由與平等。

具體來說，硅谷創業生態系統有八大支柱：可及的市場，人力資本，資金&融資（全美風投資金的50%都投向這里），輔助系統，政府&監管，教育&培訓，大學作為輔助劑，文化支持。

關于硅谷文化，黃仁勛不久前在一次對話中說：“當我創立英偉達時，只有29歲。那時，我去與律師事務所和風險投資公司打交道，常常會因為自己的年輕和缺乏經驗而感到不安。因為當時的大多數CEO都穿著西裝，打扮為成功人士，說話像成年人，他們使用專業詞匯，談論商業之類的事情。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硅谷的文化逐漸變得更加包容和開放，年輕創業者得到了更多的機會和支持。現在，如果臉上沒有青春痘，我認為你不值得擁有一家公司。我們必須讓年輕人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因為他們能夠成就非凡。”

谷歌的一位產品總監告訴我們，谷歌充分信任員工，賦能他們自主權和決策權，避免過度精細化的管理；鼓勵開放式溝通，鼓勵員工追求自己的想法，擁抱非傳統思維，敢于挑戰假設、質疑現狀，快速行動，測試想法，并根據反饋調整。在谷歌，員工有20%的工作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們這次碰到的好幾個年輕人，都主動談起他們除了完成谷歌工作外，還做了一些什么“副業”。

有的個人項目，谷歌還會給予資助，也有創業者選擇將創業公司出售給谷歌。谷歌還給員工提供了難以想象的福利，比如，因為有免費美食，隨時想吃就吃，很多新員工加入后體重會增加15磅，這被稱為“Google 15”。

因為有這樣的環境和文化，硅谷成為年輕人熱衷創業創新的“夢之地”。今天硅谷很多商業領袖都是移民，如納德拉、皮查伊、馬斯克、楊致遠、黃仁勛、蘇姿豐、袁征、謝青（飛塔信息）。他們并非天生如此，是硅谷讓他們變得如此。

2020年，外賣網站DoorDash在紐交所上市時，創始人之一、1985年出生于南京、4歲隨家人移居美國的華裔年輕企業家徐迅，把當年父母在美國打拼的經歷寫在了IPO招股書的開篇。他寫道：DoorDash今天的存在，就是為了讓那些像我媽媽一樣懷揣著夢想來到這里的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讓夢想成真。

我們在硅谷和西雅圖的科技公司以及硅谷創投社交晚宴上，見到了許多和當年的徐迅一樣，來自中國的充滿夢想和奮斗精神的年輕人。一位在谷歌工作，畢業于浙江大學的年輕人說，他所在的小組70%的人來自中國大陸，他認識Sora團隊的人，至少4～5人來自中國。伯克利AI實驗室的Pieter教授也和三個學生創立了一家AI公司，他們都來自中國。

中國并不缺少年輕有活力的人才，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他們中的一部分來到硅谷，也在助力硅谷的發展和人類科技前沿的無邊界探索。

科技高地、科創中心的形成，人才密度和人的能力的發揮程度，是關鍵。要長期吸引人才，激發人才，環境至關重要。環境在，人就在。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投資家，大學，公司，政府，社會組織……當這一切交融到一起，當企業家精神、人類意識、資本、開放與信任，極致地交匯起來，創新就會水落石出，并長盛不衰。

最終，你追求什么，就成為什么。

聯系我們：txm176（值班微信）廣告及商務合作：電話18660411611投稿及采訪約談：郵箱447377407@qq.com

版權聲明：制造界除發布原創文章外，亦致力于優秀文章的交流分享。轉載須注明文章來源和作者；申請轉載授權請在文末或后臺留言。版權所有，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