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認知美國/西方，不僅是國家外交戰略中最核心的話題，也是我們民間政治言論場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 因為這個世界是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自鴉片戰爭以來，如何跟西方處理好關系，不僅關系到國運，也關系到我們老百姓個人的前途命運。 所以，我們談政治必談對美國/西方的認識，另外如何認識西方，也關乎到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認清自己。

筆者認為，目前中國人對美國/西方的認知，越來越呈兩極化，大致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認知邏輯體系。

第一種，筆者稱之為“民族主義認知體系”，它的思想基本來源是中國本土的以天朝-蠻夷觀為核心的傳統民族主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引入的西方激進民族主義，以及幾乎同時從西方引進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五四運動至改革開放之間成為中國意識形態的主要構成部分之一）。

其實無論是中國傳統民族主義中的華夏-蠻夷觀，還是近代反殖反帝思想，其 根本都是否認西方文明的道德合理性和進步性，因此也就否認西方文明領導世界的合法性。雖然當下的“民族主義認知體系”，又揉入一些現代元素，但是其基本邏輯仍跳不出上述三種理論，總體來說是一種前現代的認知體系，是中國20世紀中前期形形色色民族主義的新變種。

它的主要觀點是：

1. 西方的先進發達是因為他們壞，貪婪掠奪成性，忽略西方發展壯大中制度進步的原因。在這種語境下，整個西方文明都是道德負面的，骯臟的一個集合體。西方世界中英美最強大，所以他們最壞，現在網上流行“盎格魯薩克遜邪惡軸心”的說法，叫英國是“陰國”，美國是“霉國”，此外，猶太人在金融、科技、學術等領域表現這么優秀，也是因為他們奸詐邪惡，甘為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附庸，因此又有一個詞匯叫“猶盎邪惡同盟”。

2. 正因為忽略西方制度優勢一面，缺乏對西方的完整了解，所以相信“ 西方文明衰落論”、“ 西方崩潰論”。西方國家稍微產生一點社會問題，或者西方國家之間稍微有些矛盾，就認為西方社會矛盾到了總爆發階段，西方世界內部矛盾已經不可協調，其實都是過去的“帝國主義崩潰論”的新表現。

3. 喜歡用陰謀論來解釋所有外交行為及國際熱點事件。比如說，前幾天的伊朗總統墜機事件，此事很明顯是純粹機械故障，伊朗官方也明確說是沒有發現任何外部勢力介入的跡象，而國內自媒體幾乎都解讀為美國、以色列的暗算。

再比如，亞非拉欠發達國家一旦出現反政府民間抗議，就被貼上西方指使煽動、“顏色革命”的標簽，其實絕大多數是因為政治太腐敗、官逼民反，如果馬克思在世，他也會歡呼這是反剝削、反暴政、 反壓迫的革命行動。2022年初的哈薩克斯坦人民抗議事件就是一例，此后哈方調查明確現實是民眾對前總統家族連續30年統治不滿，以及有中亞宗教極端主義煽動因素，并未提及有任何西方指使的因素（新總統托卡耶夫是親華的），但是事情剛剛起來的時候，國內輿論全都指向西方。

4. 矛盾不可協調論。即認為中國和西方文明之間不能共處，只有你死我活，雙方必有一戰，對于處理雙方矛盾，認為應該以斗爭為主，反對溝通、談判，認為這既無用、又懦弱。又基于前面所說的他們相信“西方崩潰論”，因此，他們主張中國應該在斗爭中主動出擊，幫西方訂上棺材板的最后一顆螺絲釘。

此外，這種思維邏輯論者，更傾向于國際競爭是由硬實力（主要是工業制造能力）決定論，因為中西方是一種零和游戲，所以一國經濟只能是戰備經濟，戰備經濟的核心其實就是發展重工業，藐視文化軟實力、金融、制度制度改革的對國家贏得國際競爭的作用。

總之，這種思維體系下，中國奉行外交思路的應該是 封閉型、進攻型外交。

（二）第二種筆者稱之為“新自由主義認知體系”，它主要是基于西方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制度、國際關系的設想，以及對過去全球化歷史的解構，形成的一種認知體系，它是一種較為現代的認知框架，形成于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這種認知體系曾經大流行。它的主要觀點是：

1. 強調西方的強大是基于它的文明制度，主張要跟西方學習交流，這比較準確地把握了西方現代化的內涵，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跟外部世界處理好關系，并且實現現代化。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成就，說明了這種認識觀的巨大價值。

但是持有這種論點，也往往選擇性忽略西方幾百年來的侵略霸權的一面，用二戰后的高度文明化了的西方，倒推西方近現代長達500年的全球擴張史，選擇性摘取一些和善普世主義者的文明行為，而忽略了背后更為廣泛的血腥屠殺、掠奪歷史，是一種唯心論和形而上。

甚至美化侵略，認為發展中世界接受殖民的時候，比獨立后要好的多，發展中世界沒有能力治理好自己，比如認為非洲之所以發展不好，就是因為擺脫殖民而獨立。還發明出各種“歷史虛無”的說法，比如鼓吹作為殖民城市的近代上海，遠遠比當代上海發達，也遠遠超越東京；鼓吹偽滿洲國是“全球第四大經濟強國”等等。

2. 過于迷信或高估西方制度的自我修復能力和西方的實力優勢，認為西方文明無人能夠戰勝和取代，西方文明是可以解決所有人類問題的文明，以至于產生“ 歷史終結論”這種說法，只要大家都接受了西方文明，就可以解決人類發展基本問題。

這其實與人類史以來任何宗教或主義的歷史終結論本質一致的，也與他們所批評的，我國過去認為蘇聯制度是人類最理想制度，認認真真跟蘇聯老大哥學習，就有遠大前途，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一種放棄本我的“西方中心論”。

3. 在道德、效率等各方面貶損自己的文明，對自己的創造力、實力不自信，熱衷于營造“中國崩潰論”。在他們的認知里，中西是一個二元嚴重分化的世界，西方什么都好，中國什么都不好、都不行的想法，動輒歸結為“中國文化劣根性”，中國經濟一有衰退趨勢，就會說中國要崩潰（同時喜歡夸大親美國的日本、越南、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這種意識傾向，在改革初期有助于克服我們盲目自大的保守意識，但是在當代復雜國際競爭中也是有害的，就像一個人如果處處否定自己，極端地自卑，他也會錯失機遇，一事無成。

4. 基于這種認知體系，他們過于相信西方對中國的友好。認為西方是文明的、自律的，中國如果與西方出現了問題，一定是中國的錯，是野蠻愚昧誤解了文明。甚至把對西方現實中一些霸權行徑的合理反抗或爭論，視為狹隘民族主義、抗拒現代文明。

對于目前中美關系的困境，他們認為中國只要老老實實跟著美國，一定會能實現現代化，美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真心想讓中國強大，真心想幫助中國，中美關系的問題在于我們的狹隘。

所以，這種認知體系的對美國/西方外交觀可以歸結為：盡可能對他們開放，盡可能與他們妥協。這是一種完全相信別人，放棄自我的 和平依附型外交。這種認知體系，在目前經濟不好，中國國際環境趨劣的情況下越來越有市場。但是這也是一種枉顧了國際社會復雜現實的，一種幼稚的，歸因簡單化的認識體系。

（三）那么如何客觀認識西方，以及定位我國的外交呢？

筆者認為西方現代文明是新航路開辟后，在500多年全球化歷史中形成的，它具有多面性，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自由主義、基督教普世理論、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都深度影響了西方社會。

所以，西方本身是一個復雜的元素構成的“文明”，誠如某位資深國際問題專家用“ 自由帝國主義”來形容美國那樣，文明民主和霸權是西方文明的一體兩面，只不過有時候文明是顯性的，有時候霸權是顯性的。上述兩種認識都是極端的，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可以形成更客觀的認識。

1. 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先進性。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成功解決了人類的很多致命困境，它是一個尊重個人基本權利的機制，一個可以讓社會保持長期穩定的機制，一個可以持續釋放創新活力的機制。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也是目前人類最民主化，最具有包容性的機制。其他非西方的體制和國際秩序，對于普世權利的尊重，以及對其他文明的包容性，肯定不如西方文明。

不過盡管西方制度非常包容、民主，但是仍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和霸權征服性。大概在亞伯拉罕一神教文明里面，都具有強烈的排他 和文明同化別人的基因（尤其是伊斯蘭與基督）。近代西方的全球殖民，雖然有經濟掠奪動機在里面，也有強大的文明征服動機，尤其天主教國家的殖民，有明顯“文明和宗教圣戰”的色彩。即便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今天，西方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霸權意識，比如它們明顯不可以接受非西方文明的日本和中國的崛起，動用一切手段（當然是不符合西方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自由化原則的做法）阻止這兩個國家的技術進步。排他這是人類最頑固的本性，西方在這一點并沒有過人之處。

2. 西方制度是人類歷史以來自我修復完善能力最強的制度，英國本土能夠保持長達300多年的和平繁榮，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的奇跡。西方的政治、科技、經濟、文化的主宰力也是其他文明無法挑戰的。

但是也沒必要去對西方進行神圣化想象。西方制度時常會在內部遭到嚴重挑戰，過去的法西斯主義差點讓西方文明毀滅，今天的特朗普主義為代表的各種右翼主義，也讓西方民主制度再度面臨嚴重危機，所以，西方制度本身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堅不可摧。

西方文明更大的挑戰來自于人類文明自身的周期性演變。固然很多文明自身有優越性，但是歷史發展總有周期性，既有的統治文明最終不免被邊緣文明的成長壯大所顛覆。現在西方文明面臨兩大外部挑戰，一是人口方面的，西方白種人在全球人口占比重持續下降，尤其是穆斯林和有色族裔深刻改變美國和歐洲的內部人口結構，白種人有變成少數族裔之虞。過去很多古典文明的終結都是由文明之間人口對比不可逆轉的變化導致的，西方文明也很可能難逃脫這個宿命。

二是經濟科技方面的。過去300多年西方是壟斷了所有頂尖技術，最偉大的發明、企業都出自西方，但是1970年代以后，中國、日本成功挑戰了西方，未來還有印度、印尼等等。估計到2050年前后，非西方世界的經濟總量就會超越西方世界。以上國家的強大雖然都是通過依附于西方體系，但東方文明總有自己獨立性和獨特性，最終會反蝕西方的優勢地位。

總體來說，雖然我們無法判斷西方文明何時走向徹底衰落和劣勢，但是東升西降是事實，這個“東”不僅包括中國，包括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等，并且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3. 近代西方與中國數百年的接觸史上，總體是西方主導主動，中國被動應對，在這過程中西方既有侵略，也有文明輸入；既有野蠻侵略者，也有善良的傳教士，它具有分裂的兩面性。在二戰結束后，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侵略破壞性減少，而文明正向輸入增加，不過西方堅持其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立場沒有改變。

現實中的中國與西方，不像伊斯蘭與西方之間那樣存在嚴重的文明沖突，勢不兩立、水火不容，但是存在天然的利益競爭。勤勞、聰明的中國人，已經在科技、經濟等領域嚴重沖擊西方優勢，這是西方不可接受的。所以， 中西之間可以和平共處，但是存在嚴重競爭，甚至西方為了贏得競爭會越來越傾向于采取非常規手段。

所以，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復雜矛盾的，任何極端理想化的或者情緒化的傾向，都是有害的。中國既不可能擺脫西方，孤立發展達到現代化，因為這是西方全面占優勢的世界，目前中國經濟科技進步的基本動力，仍來自于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制度的輸入， 中國采取與西方妥協未必會達到預期的戰略目的，但是與西方決裂肯定會葬送現代化前程。

中國也不可能完全被西方接納，在和風細雨中實現民族復興。或許有人會援引四小龍現代化的例子，證明對西方依附型外交是可行的，中國體量太龐大，新加坡、韓國能走得通的道路，中國未必走得通。中國崛起必然根本改變全球秩序，牽動各方利益，必然不可能被諸多國際力量接納接受。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應該更激烈競爭，放棄過去的那種幻想。

中國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表明，東亞文明有獨特的一些優秀元素，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為湯因比等很多人類思想大師所肯定的，中國人的學習和創造力至少不輸于他人。中國也不應該妄自菲薄，喪失自我，應該有一個符合現實又偉大的戰略目標，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大影響力，而不能亦步亦趨充當從屬地位。

但是這個過程又是艱難復雜的，中華文明 必須徹底深刻改革自己，增加制度、文化、意識形態的普世接受性，只有為人類提供一個超越西方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替代性方案，才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成為領導性力量。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外交應該是以“ 和平現實主義”為指導，即與西方盡量保持和平友好交往的關系，克服排斥仇恨外部先進文明的傾向，但是要避免理想主義、喪失自我， 清醒認識到大國競爭的特質，最終要靠實力說話，清醒大國崛起涉及的利益復雜性。或許筆者本文表達很擰巴，充滿了“既要、又要”，“一方面、另一方面”，讓人覺得很分裂、首鼠兩端。不過，現實就是這么復雜擰巴，人性本來就是這么復雜擰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