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駿

2024年5月2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德國總理朔爾茨聯名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稱：“我們不能把我們建立歐洲生活方式的基礎以及我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視為理所當然。我們的歐洲終有一死，我們必須迎接挑戰。”

進入21世紀以來，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歐盟先后經歷了兩次嚴峻挑戰和考驗。首先是，2010年至2011年持續約2年的歐元區若干成員國主權債務危機。其次是，2016年6月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至2020年1月30日歐盟批準英國離開。兩次挑戰和考驗，對歐盟來說皆不是生死之爭，但是，暴露了歐盟的結構性弱點。歷史的吊詭在于，歐盟的結構性弱點是在它高歌猛進向世界展示其勝利姿態的過程中形成的。

為實現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以歐元來取代成員國貨幣，歐盟于1997年制定《穩定與增長公約》，設置三條規則：成員國公共赤字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不得超過3%；公共債務占其GDP比例不得超過60%；中期預算應實現平衡。若違規，將受到警告、限期改正甚至罰款等處罰。這意味著其成員國只有財政政策工具可用來調控內部宏觀經濟。

在《穩定與增長公約》生效時，歐盟成員國是15個，屬于傳統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2005年至2010年，歐盟成員國增至27個；歐元區成員國增至16個。新增的成員國，絕大多數是前蘇聯成員和前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同歐盟或歐元區舊成員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明顯。加之成員國的經濟周期存在著差異，社會福利制度不盡相同。為刺激經濟增長和維持高社會福利支出，歐元區若干成員國的財政狀況違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

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大幅收緊，觸發歐元區若干成員國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歐盟經過近2年努力，以集體力量協助這些成員國克服。2012年3月2日，除英國和捷克外，歐盟25國簽署《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和治理公約》（簡稱“財政契約”）。根據“財政契約”的自動懲罰機制，歐盟最高司法機構歐洲法院有權對結構性赤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0.5%的締約國施行處罰，最高金額不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0.1%。這意味著所有締約國將遵守更嚴格的財政紀律。

英國作為歐洲島國，同歐洲大陸長期若即若離，加入歐盟后仍保持其貨幣獨立和貨幣政策自主。2016年6月公投脫歐，是英國民粹主義占上風的災難后果，對英國來說是一個顛覆性的歷史錯誤，從此，即便唐寧街10號標榜“全球英國”，英國沉淪一發不可收拾。歐盟則用約3年半時間同英國基本達至友好分手。

然而，隨著2017年底、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把中國和俄羅斯當做美國的主要對手，歐盟的境遇就開始急速惡化。今天，馬克龍和朔爾茨驚嘆“我們的歐洲終有一死”，便是近兩年來歐盟境況急劇惡化的結果。

美國挑動俄烏沖突，捆綁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史無前例的經濟金融制裁，迫使歐盟在軍事和經濟上皆空前嚴重地依賴美國。美國在捆綁歐盟支援烏克蘭與俄羅斯持續作戰的同時，堅持以中國為其最主要對手，加快加強對華打壓圍堵遏制，迫使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從2019年以來由之前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下降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歐盟有志成為全球多極格局中的一極。但在美國壓迫下，既同俄羅斯敵對，又同中國糾葛，越來越變成美國的附庸。

另一方面，歐盟自英國退出后，內部矛盾不斷積累，既有傳統的南歐與北歐成員之間的發展程度差異，又增添舊歐洲與新歐洲之間對待美國和對待俄羅斯的差異。所謂“新歐洲”由前蘇聯成員和前經互會成員構成，它們大多較歐盟老成員國（亦即“舊歐洲”）更親美更仇俄。加之，法國、德國等歐盟主要成員國內部政治極化、執政權威弱化。5月26日，馬克龍在柏林稱，歐盟“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在內外部有這么多敵人。”

法德領袖的亂世危言非聳人聽聞。歐盟如何擺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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