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于跟讀友的聊天，如下：

說“河豚計劃”之前說說前天文章發出去之后的一點感想，我的感想就是，從留言區獲贊最高的留言來看，其實大部分的人還是在用腎上腺素確定事實真相，而不是用大腦思考真相。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我都不支持，我支持探求真相這件事。

我總結一下目前國內很多網友親以色列仇視巴勒斯坦的原因，這個原因很簡單，一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跟猶太人有一個類似的共同點就是屢遭外族欺凌，尤其二戰期間我們被日本侵略，猶太人被納粹屠殺，上海曾經收留過很多猶太人，此后內地網絡上流傳著很多猶太人知恩圖報的故事，加上以色列曾經跟中國合作過“梟龍”等項目，這樣一來從民間到官方，猶太人在中國的“群眾基礎”還是挺好的，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一段時間商業力量大力推廣諸如“塔木德”、“猶太羊皮卷”等勵志暢銷書和致富圣經，連我這種不看暢銷書的人都忍不住買了兩本，可想而知猶太文化曾經在我國多么流行，而如今看支持以色列的人，主力也就是我這個年齡上下的人，正是當年深受“塔木德”和“猶太羊皮卷”影響的那批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那就是被猶太人掌控的美國傳媒業、影視業，從報紙到電視再到電影和雜志，不斷強化以色列和猶太人的悲情故事，比如那些反戰電影，同情猶太人的電影，往往容易獲獎，在這樣的加持下，幾十年如一日的灌輸，同情支持猶太人不僅成了美國的政治正確，也成了全世界的政治正確，不能反對猶太人幾乎已經成了鐵律，即使在中國的網絡上，被指成“反猶”甚至比被罵成“漢奸”的性質都嚴重（其實中國網友沒幾個人知道反猶主義的真實含義）。

猶太人通過綁定自己和美國，已經從弱小的種族變成了世界食物鏈最頂端的獵食者。

至于反感巴勒斯坦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巴勒斯坦人幾乎100%是穆斯林，而穆斯林這幾年在全球范圍的聲譽受諸如本·拉登等極端分子的連累而受損不少，還有一點就是分布在北歐和中西歐的穆斯林，制造的一些事端，諸如查理周刊慘案等事件讓人們對這個群體產生了恐懼心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居高不下的生育率和洶涌的難民潮，以及堅持不融入當地甚至還要強硬干涉當地民眾習俗的做法也讓很多人難以喜歡起來。

我認為目前國內支持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的人群，主要就是因為以上原因，跟事實和真相毫無關系——坦白地說，這些人里，有幾個人完整的看過一本關于中東歷史的專著？加上自媒體大V帶節奏，能保全自己的大腦不被大V奸淫的人非常之少，我經常能見到留言區里有的人拿著從大V那里看來的荒唐觀點來當作自己的觀點向我輸出，只感覺到悲哀，而不是好笑。

這幾年下來，我寫了很多關于中東和俄羅斯的文章，但是幾乎沒有人能認真看完并真正給出建設性的意見，絕大部份人都是一看不合心意就走了，還有的則要罵幾句，直到昨天遇到廖兄，看到他一句話，真的有瞬間破防的感覺：幾年下來，總算有個明白人一句話就點明了當前簡中網絡的根本性弊病，如下：

我覺得即使幾年來寫了那么多文章只有這一個人看懂了，也是值得的，何況我覺得不止廖兄一個人，應該還有其他很少很少的一些讀友，即使如此，我也知足了。上面紅色方框里的那句話，可謂一語中的，說破了當今簡中網絡上人聲鼎沸但沒有真相的人群的知識性缺陷+性格缺陷：沒有了解清楚就急著站隊。

今天應最上面那位讀友的點菜，說說跟河豚魚計劃相關的有關猶太人跟中國的一些事情。

關于“河豚魚計劃”目前能看到的資料不多，主要有以下三本：言實出版社的《河豚計劃》、煦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由美國人馬文·托克耶、瑪麗·斯沃茨合著的《河豚計劃》正體字版本及其中譯簡體字版本，如下：

上圖：言實出版社出版的《河豚計劃》

上圖：馬文·托克耶、瑪麗·斯沃茨合著的《河豚計劃》英文原本，由亞馬遜發行

上圖：馬文·托克耶、瑪麗·斯沃茨合著的《河豚計劃》正體字版本

上圖：馬文·托克耶、瑪麗·斯沃茨合著的《河豚計劃》簡體字版本，以上幾本我推薦讀美國人寫的那本

首先可以確定是這個事情不是憑空捏造的，因為有歷史記載在這里放著，也有叫得上名字的檔案資料，咱們簡單說下這件事。

“河豚計劃”是日本在侵占中國東北后提出的一項計劃，希望采取扶植、親善猶太人的政策，來鞏固他們在偽滿洲國的統治，并影響英美的對日本的態度。

“河豚魚計劃”是日本人主導，猶太人積極配合的一項在我國東北建立猶太國家的計劃。

1922年，兩位被派往西伯利亞幫助白俄抵抗紅軍的日本軍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他們在俄羅斯期間深入了解了猶太民族，認為這個民族的很多特性可以加以利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加入了日軍的“滿洲系”。

1935年，鲇川義介首次提出了“河豚魚計劃”，這個計劃有個很長很拗口的正式名稱叫做《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日本人認為猶太人富有，等同于肥美的河豚（Fugu），但是猶太人也很危險，經常背刺恩人，所以必須去其“毒素”后食其美味，所以就取了這么一個名稱，“河豚計劃”這個名稱最早由上文說到的日本海軍大佐犬塚惟重提出。

鲇川義介：日產（NISSNA,尼桑）汽車和富士財團的創始人，甲級戰犯，出獄后曾任日本參議院院長，1967年死于肺炎。

抗戰爆發后，日本加緊了制訂在中國東北建設猶太國家（其實就是殖民地）的步驟，1937年12月，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這樣的會議一共舉辦了三次），與會代表有來自上海的猶太財閥和來自神戶的日本軍方代表。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樋口季一郎少將發言稱：“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它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關系。”

一直被中國人民厚待的猶太人也在本次會議上做了發言并通過了一項告全球猶太人、猶太組織的決議：

“我們，出席這次民族性會議的猶太人，在這里宣布，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正，并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以平等對待和在東北建立猶太國承諾為條件。”

但這個計劃隨著日本與德、意兩國的結盟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破產，未能實施，否則今天的東北歷史就要重寫了。

接下來說說這個計劃的部份重點細節。

二戰爆發前，歐洲和蘇俄對猶太人的態度已經很不友好，很多猶太人紛紛逃離歐洲和蘇俄，而當時對猶太人最友好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如今的巴勒斯坦，一個是中國的東北。

當時的中國東北居住著很多從蘇俄逃過來的猶太人，這些人擅長經商，有大量資金，他們幫助日軍經營東北，以此獲得很多特權，引起當地人的不滿，后來從歐洲經立陶宛來東北的猶太人越來越多，東北本地人和一些俄羅斯勢力聯合起來抵制猶太人大量涌入東北，就在日軍打算采用武力鎮壓東北中國人的時候上海淪陷了，于是日本打算將大量猶太人安置到上海，以減輕東北的壓力，同時因為上海氣候和經濟更好，可以向猶太人收取更多的“安家費”。

隨著上海淪陷，日本人和猶太人的“河豚計劃”從最早的東北逐漸擴展到南中國，第一站就是上海，所以，“河豚計劃”并不僅僅局限于東北，而是中國全境，與此同時，和猶太建國相關的會議也從哈爾濱和大連挪到了上海。

1938年12月5日，日本內閣召開著名的“五相會議”（首相、蔵相、外相、陸相、海相），就河豚計劃達成一致意見。

這個計劃只有日本人剃頭挑子一頭熱是肯定無法成形的，用中國老話說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日本人提供武力，猶太人提供資金，用中國的土地給猶太人建設一個猶太國家，日本許諾對猶太人不采取歧視政策，并給予他們一塊中國東北的土地復興猶太國，猶太人則用他們的財富幫助日本人在東北和以后被侵占的土地上進行投資，并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這一點非常重要。

“五相會議”之后，由陸軍大佐安江仙弘和海軍大佐犬塚惟重以及上海總領事石黑四郎負責制定詳細方案。1939年6月推出《關于利用在中國握有實權的猶太人促成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和輿論向對日友好方向轉變的具體措施》，7月推出《關于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

這些報告的核心是怎樣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猶太定居點，地點包括“滿洲”各地和上海。這些計劃規定的大小不同的猶太定居點的人數從18,000人到60萬人不等，還包括居住地土地規模的詳細資料，以及學校、醫院等設施的安排。

“河豚計劃”承認猶太人居留地將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實行自治，但日本人比巴勒斯坦人和美國人都更有洞察力，他們只打算讓猶太人實行表面上的自治，實際上必須將猶太人置于密切監視與控制之下。他們害怕猶太人如同《錫安長老會紀要》所描述的那樣，將會逐漸進入日本的主流政界和經濟界甚至控制整個日本。

為了推進“河豚計劃”，犬塚惟重與歐洲猶太人社區建立起聯系，到1939年已經初見規模，同時還建立了由日本人、中國人、歐洲猶太人和塞法迪猶太人共同籌資的太平洋貿易公司。這個公司成立的巨大意義在于它公開表明日本人與猶太人開始合作。

雖然上海淪陷了，但是日本陸軍（長州藩勢力）向上海輸送猶太人的過程并不順利，最大的困擾不是中國人，甚至也不是跟陸軍尿不到一個壺里的日本海軍（薩摩藩勢力），當時上海在日本海軍的管轄之下，向上海運送猶太人的最大阻力是猶太人。

當時的上海是沙遜家族、哈同家族、亞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老牌猶太老錢的聚居地，當逃亡到上海的猶太人越來越多時，這些老家族及其組織不再允許更多猶太難民進入上海。

日本軍方雖然殺起中國人來不眨眼，但是對這些猶太資本真的很客氣，立即就采取了限制猶太人繼續涌入上海，因為日軍要靠這些猶太資本給他們拿錢，好為侵略中國鋪路。

日本軍方限制歐洲猶太人進入上海的做法引起了美國猶太財團的不滿，威脅要降低和減少給在中國區域規劃猶太社區的費用，美國猶太人大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主席斯蒂芬·懷斯（Stephen Wise）和羅斯福總統是朋友，他對日本在東北和上海的做法很反感，懷斯認為日本是德國的盟友，而德國的戰爭實力不能跟美國比，所以，該計劃（河豚魚計劃）沒有可行性，相反，如果是美國來實施這個計劃，那就行得通，所以他不客氣地跟田村光三（日本企業家）說跟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賊。

與此同時國際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先是蘇聯和德國在1939年8月23日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導致猶太人從歐洲前往日本的陸路交通變得非常困難，接著是1940年蘇聯侵占波羅的海三國，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到中國的路線，同年7月近衛文磨組閣，強硬的東條英機一上來就免除了猶太專家安江仙弘的一切職務，同年9月，迫于戰爭形勢，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簽署了同盟條約，希特勒嚴厲禁止日本從事任何有損第三帝國的事情，尤其是接納猶太人這件事，必須中止，其實截止到這個時候，“河豚計劃”已經算是被希特勒叫停了，而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已經徹底站到美國的對立面，更加不在乎美國猶太人的看法，干脆攻入租界，許多猶太人作為敵國公民被逮捕，這更是徹底得罪了美國猶太財團。

抗戰前期，美國和英國的猶太財團通過民間貿易形式繞開國會向日本售賣大量橡膠、鋼鐵和石油等戰略物資，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又給予國民政府很多援助對抗日本，所以猶太財團和美國政府在這場戰爭中都大發戰爭財，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和日本徹底翻臉，這種局面才算被終結。

“河豚計劃”之所以成為一場鬧劇，那是因為執行這個計劃的是日本，日本既要遵從德國又想討好美國，偏偏德國和美國是死對頭，所以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但這個計劃的執行者如果換成美國或者蘇聯，我們還敢想象后果嗎？

結語

文章結尾說說沙遜家族，沙遜家族崛起于巴格達，出走到印度，然后從印度往中國販賣鴉片，沙遜家族后來成為向中國販賣鴉片最多的英國公司，中國的鴉片泛濫到“國無可用之兵”的地步，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震怒，于1839年命林則徐禁煙，林則徐一口氣燒了兩萬多箱鴉片，沙遜家族的鴉片約占二分之一，損失慘重，沙遜家族聯合了很多英國公司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英國此前因為滿清閉關自守、不肯跟自己做生意一直不滿，沙遜家族鴉片被燒正好成為發動戰爭的理由。

此后沙遜家族在中國的事業獲得突飛猛進，涉足中國的各個領域：1864年沙遜家族在香港成立匯豐銀行，業務進展非常好，此后又拿下了清廷的鐵路經營權、關稅等巨額收入來源。

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歷來都有猶太資本的影子，沙遜家族當然也少不了，沙遜家族就曾經是上海灘的首富，這個首富的地位就是靠鴉片堆起來的。

英商新沙遜洋行是英籍猶太人伊利亞斯·臺維特·沙遜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創立，初期主營業務是鴉片和紡織品，新沙遜每年運進上海售賣的鴉片平均約5000箱，價值300多萬銀兩，利潤達100萬兩白銀。

上圖：彼時上海灘首富維克多·沙遜，南京東路和平飯店（原名華懋飯店）的建造者，該酒店建于1929年，是上海80年代之前最豪華的酒店，接待過馬歇爾將軍、司徒雷登校長，魯迅和宋慶齡曾經在這里接待卓別林、蕭伯納等人

猶太人擅長經商但是名聲不好的原因，在維克多·沙遜的經營風格上也能看出來：他采用重資產經營，利用金融杠桿大量收購，還通過抵押放款的方式吃沒押產。

新沙遜集團對抵押放款的條件極為苛刻，押價極低，一般僅抵產價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利息卻很高，至少要8厘，甚至1分以上，欠息不付，要按季加入本金，利上加利。許多押戶到期無力歸還，只好任其吞沒。如湖北路迎春坊、唐山路潤德里、昆明路原德里、黃陂南路安義里和泰晤士大樓、華盛頓公寓、靜安公寓等等，都是新沙遜集團用這種手段吞沒的。

新沙遜還用出租土地給他人造新屋到期屋歸地主的辦法，吞進了大量房屋，把經營房產的風險轉嫁給賃地造屋者，自己保有土地增值利益。

到了抗戰爆發前夕，沙遜·維克多嗅到了大戰來臨，推出“救濟上海金融之計劃”（簡稱“鎊券計劃”），意圖將中國的貨幣發行權拿到手中，但是遭到了國民政府的強力阻擊，最后只好作罷，松湖戰役后沙遜·維克多開始向國外轉移資產，1945年抗戰勝利后第二次撤資，1949年之后，沙遜·維克多開始交出資產，1958年10月結束在華業務。

我跟猶太人無冤無仇，而且我喜歡以色列，但是看到有的人把猶太人和以色列說成人類的至圣先師和道德楷模，這未免和歷史記載沖突太大，猶太人千百年來一直被世界多國排斥，這現象其實也值得我們反思：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會不會和他們的經商方式尤其是放貸的方式有關？還有就是，猶太人的知恩圖報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埃及人收留了以色列人，但是當喜克索斯人攻打埃及時猶太人支持喜克索斯人，埃及人打跑了喜克索斯人開始找猶太人算賬，直到摩西出現，這才有了“出埃及記”，逃回迦南。

波斯帝國摧毀了巴比倫，釋放了“巴比倫之囚”，允許這些猶太人回到迦南建立自己的國家，但是當馬其頓攻打波斯的時候，猶太人成了馬其頓的向導，羅馬帝國的兩次猶太戰爭，被各種搜索引擎修改成“勇敢的起義”……

以上說的是歷史，再看看現實。

上海是救過幾萬名猶太人的城市，他們是怎樣說上海的呢？2023年9月22日，以色列駐上海領館發布了一條短視頻，內容是讓兩個會中文的以色列領事人員在街頭采訪上海市民，讓其品嘗“最受以色列人歡迎的三款零食”，在視頻中，以色列外交人員用“上海夏日的法租界”來稱謂自己所在的區域。

如果是普通以色列老百姓這樣說，也許可以理解為無知，但是外交人員這樣說，合適嗎？

今年5月6日內塔尼亞胡說二戰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幫過猶太人，一時間引起軒然大波，不僅德國人為辛德勒感到不值，我國上海的猶太難民紀念館也剛好到了需要維護的時候，于是宣布閉館……

關于猶太人，學術性的著作，比如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有過敘述，我不方便重復，除此之外各種文藝作品也有描述，比如莎士比亞1596年也曾寫過關于猶太人的故事《威尼斯商人》，文學演繹的背后是深刻的社會問題——427年前，莎士比亞為什么用猶太商人做反面素材？這說明那個時候的猶太人已經普遍性被人不待見了，如果是個別猶太人行為不端，又怎會在全世界形成一個在千百年里都是負面形象的民族形象？

現在的影視作品和網文，把猶太人說成完全無辜的白蓮花，幾千年來一直備受欺凌，這是經不起推敲的——哪個民族沒有自己的黑歷史？哪個民族敢說自己從來沒做過不該做的事？但是，很多中國網友寧肯相信他祖宗曾經做過見不得人的齷齪事，都不愿意相信猶太人也曾經做過背信棄義之事。

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他甘愿加入一個組織，那他的首要特征就是他必須執行這個組織的宗旨，而他個人的個性，甚至人性，都要服從于組織性，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不管猶太人還是其他人，我們都不要對民族、國家、政黨這類政治性團體打上道德烙印，這是想要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必須面對的門檻之一。

上圖：1947年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難民在船上打出橫幅:“德國人摧毀了我們的家庭和家園，你們不要摧毀我們的希望”。

上二圖：2016年8月16日，以色列士兵在約旦河西岸南部城市希伯倫附近搜查巴勒斯坦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