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俠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宏偉的目標本身就是最不可靠的指南針。 所有的人類歷史都在證明市場遠勝于計劃，包括人才計劃。

當今的國際競爭究其實質是人才的競爭，這點已成世界各國的共識。 這些年，我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出臺了各種眼花繚亂的人才政策，有些甚至幾近于到了只要有利于人才脫穎而出就要錢給錢要物給物的地步，但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

筆者認為，造成我國人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內市場開放度嚴重不足。所謂市場開放程度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市場限制的領域的寬與窄。限制的領域越寬，人才的涌現就越少，并在該領域出現人才洼地，反之亦然；其次，市場成熟度的高與低。市場成熟度越高，細分市場的產業鏈就越完整，帶來各類資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人才也就更容易脫穎而出；第三，市場的法制化 （規范） 程度與文化生態環境的優劣程度。那些法制化程度高與文化生態良好的地方，人才就更容易集聚，并在那里形成人才的虹吸效應。為此，我們不妨用最近幾年國際上比較成功的科技創新企業的案例來揭示為什么市場開放度是造成我國人才不足的深層原因。

埃隆·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 X） 成立于2002年，經歷幾次失敗以后，短短幾年時間，SpaceX公司就開發出系列“獵鷹”火箭、龍飛船等，并于2015年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火箭回收技術，這直接帶來航天時代的革命。誰能想到創造如此多奇跡的這家私人公司僅有500名員工，他們不但揭開了籠罩在航天事業上的神秘面紗，而且還創造出很多國家隊都不敢想象的奇跡。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所處的市場開放度比較高，航天領域沒有被壟斷，市場中細分產業鏈發展充分，即便是私人公司也能快速在市場上集聚起500多位名不見經傳的各類航天人才。如果沒有市場的開放，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再比如，筆者比較喜歡的美國人工智能公司Midjourney （人工智能圖像生成器公司） 。這家公司成立于 2021年，零融資，僅用1年時間就積累1000多萬用戶并實現一億美元的營收，這是典型的獨角獸公司，該科技公司僅有11人，其中1位創始人、8位研發人員、1位法務、1位財務。研發人員中竟有4人還是未畢業的本科生，而且其就讀的學校也不是什么名校，放到我們這里可能找一個像樣的工作都有點難。但恰恰是這些不符合我們人才標準的青年人卻創造了人工智能界的奇跡。這一切皆源于其所處市場的成熟度比較高，導致一旦有了好的創意能夠馬上從市場上找到相應的資源來實現創意。作為小微型科技公司，在沒有融資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進行大模型訓練所需的天價成本呢？創始人大衛·霍爾茨 （David Holz） 找到一個擁有大量GPU的云供應商，直接給負責人發了封電子郵件，結果對方就直接答應了。在成熟市場中，信譽、信任與認同這些規范都能正常發揮作用，市場的高成熟度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長。

而中國的科技企業也有較為成功的案例，如早已被海內外華人大面積使用的互聯網產品微信、支付寶等，其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樣遵循了市場開放度的假設。試想如果當初互聯網市場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那么我們可能就真的沒有這些改變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科技產品出現了，也就沒有就此涌現的大量人才，正是諸多在市場中奮力掙扎的科技企業孕育了大量的創新人才與創新產品。反觀那些擁有絕對壟斷地位的如電信、銀行等產業，確實更少做出科技創新產品。

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不但產生效率，而且還在塑造標準，培養無數各領域的人才。在人才問題上我們也應堅決清理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所有的人類歷史都在證明市場遠勝于計劃，包括人才計劃，因為市場的靈活性、敏感性與逐利性是計劃模式無法比擬的。就人才生產模式而言，計劃已經造成特定領域內知識高度趨同與人才的高度內卷，而計劃外的領域由于得不到支持與認同甚至遭受打壓，形成事實上的知識與人才供給的貧瘠之地。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最大限度上開放市場。正如美國人工智能專家肯尼斯?斯坦利 （Kenneth Stanley） 所言：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原因在于宏偉的目標本身就是最不可靠的指南針。因此放棄目標有時候往往是最好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