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對于金融從業者來說，這種反差更算重壓吧。對于其他很多行業的從業者來說，其實壓力并不比金融從業者弱到哪里去，甚至每天的工作時間、加班時間和工作強度，都要遠高于這些從業者，但如果拿薪資相比，卻遠遠不如金融從業者。

固然，以中金員工為例，雖然人均月薪從近10萬降到了人均月薪3.5萬。但是，月薪3.5萬，哪怕是在一線城市，都已經是高薪了。放在金融這個單一行業，相對是降低了，但放在全行業，那絕對是高的沒錯。

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到，這只是個平均數。以東方財富網的數據（中金公司-高管-薪酬情況）表明，中金高管們多數薪資在170萬-257萬不等，其中已有數據中最高的是合規總監周佳興，薪酬為年薪257.1萬。如果換算為月薪的話，為月薪超過20萬。且這個薪資待遇，不知道計不計入股權激勵。

而同樣以東方財富網的數據顯示，董秘孫男的薪資，從2020年以來，雖然出現了連續下滑，但依然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其中2020年其薪資高達797萬，是行業平均的三倍之多。

也就是說，雖然中金整體薪資待遇下降，但平均值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依然要高出不少。雖然中金整體薪酬待遇下降，但這也只是平均值，高管的薪資水平依然高于行業平均。

當然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中金基層一線的人員薪資水平下滑和因之造成的壓力確實是存在的。畢竟他們的抗風險能力，確實要弱上不少。但如果是完全的共情，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因為絕對值來說，相差還是太多了。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著作《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中闡述了自己對消費者社會的定義，其中指出，在消費者社會，對滿足感的期待或期望會先于需求。

一千萬的房子跟三百萬的房子，從居住的需求來說，都可以滿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但對于滿足感的期待，會讓人傾向于前者。而高薪資待遇，可能會給自己制造一個消費假象，那就是自己完全可以承擔。更可怕的是，給這種自信加了30年期限。

對滿足感的過度期待，疊加用現在來審視未來的盲目自信，自然埋下了悲劇的引子。

排解壓力？先克制欲望吧。

畢竟欲望不求被滿足。恰恰相反，欲望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