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會老去。有那么一天，你躺在醫院里，等待手術，你已經失去意識，需要一個人來簽字。醫生會大聲問：監護人在哪里？

高耀潔醫生在曼哈頓的最后10年，她的監護人是黎安友教授。在高醫生的葬禮上，黎教授也發了言。他說，自己之所以做那么多，是因為自己作為一個美國人，英語很好。

這是很謙虛的說法，因為“成為監護人”，遠比想象得要復雜。

騰訊視頻正在播出的紀錄片《前浪》第4集《監護人》，述了一個沉重的故事。一位92歲的上海老人龔老伯，兒子“失聯”已經10年了。有8年的時間，他一直想指定一個監護人——在法律上，這叫“意定監護”，樸素地說，就是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指定一個監護人。

開始他想從親戚、后輩中選，但是都不滿意，取消了指定。

他沒有什么錢。他住的小房子，95%的產權屬于兒子，自己只有5%。他每個月有幾千塊的退休金，但是要生活和看病。

有一次他在路上摔倒，開電動三輪車的劉女士救了他。她把老人送到醫院，治好后又送回家，兩人就此有了連結。

這不是什么狗血的“愛情故事”，因為劉女士自己有老公。她老公也去過老人家，還幫忙把房子重新裝修了一下。

在交往的過程中，老人對劉女士產生了依賴。他希望臨終時抓住自己手的是她，死后如果有撫恤金的話也歸劉女士，那是他為數不多的“回報”，只有讓劉大姐成為監護人，她才能拿到這筆錢。

攝制組圍繞老人“最后的夢想”跟拍了好幾個月。他有一個兒子，他想指定劉女士為監護人，這在法律上非常困難，典型的“中國故事”就此展開。

按照程序，要做一個公證。但是，在公證處，工作人員要老人提供醫學證明，證明自己有“完全行為能力”，也就是意識清醒，能夠自主；

于是去做醫學鑒定。醫生要給老人做測試，“一分鐘時間，說出你常見的水果……”這位92歲老人，突然緊張起來，他說了蘋果、桃子，西瓜……很不幸，他又說了黃瓜。黃瓜不是水果，是蔬菜。老人說，如果自己見到水果，肯定能說出更多。

接下來一個題目，是畫出自己看到的圖形……老人突然就有點崩潰。

看到這里，我自己也有點崩潰。這些電子設備提供的測試，年輕人非常習慣，但是對老年人來說，本身就是一種“侵略”。他們會緊張，甚至恐懼，繼而有本能的抗拒。

接下來的就是悲劇了。醫生態度很好，但是給出的診斷是記憶退化和腦萎縮——對一個92歲的老人來說，這診斷并不能算錯，其實不需要診斷，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幾乎適用于每一個老人。

公證處提出，老人可以做司法鑒定，來證明自己有“指定監護人的能力”。司法機構要居委會出一個證明，證明老人是“獨居并被大姐照顧”，而居委會認為，兩人是雇傭關系，而且老人有兒子——他們只同意證明老人獨居，不肯證明“劉大姐照顧老人”。

球踢到了司法鑒定機構那里，他們的鑒定結果是“老人只有限制行為能力”，只能由所在地居委會來協助“指定”，球又踢回了居委會。

街道和居委會都很熱心，開了好幾次會來討論這個問題，結論是，不建議辦理“意定監護”。各方都堅持原則，看起來也頗有道理，老伯和劉阿姨，經常在“論辯”中敗下陣來。

事實上，在拍攝的大部分時間，龔老伯不但思維清晰、有邏輯，而且還有一定的幽默感。片子甚至含蓄地表達出了對劉阿姨的“愛意”，他有點嫉妒劉阿姨的老公。有一次當劉阿姨的老公表示以后要好好對待自己的妻子，也說自己“升級為女婿”時，老人嘿嘿笑了。

你會為這種快樂和幸福感所感染。從觀眾和樸素人性的角度，我們可以很容易達成共識，老人有著清醒的意識和獨立、完整的判斷力。街道和居委會的人，也都會同意這一點，實際上，他們甚至認為老人狀態不錯，還沒有到指定一個監護人的時候。

最有悲劇性的地方就在這一點：老人本可以指定劉阿姨為監護人，這樣可以以自己最滿意的狀態度過生命的最后時光，不留任何遺憾；但是，為了去申請辦理監護手續，不得不奔波好幾個地方，與人論辯。

在街道開完會后，老人心里別扭頭暈了一整天，直呼“我恨自己”。這是一個老人的吶喊，他恨自己“年老無能”，但是誰又沒有這一天呢。

公證處、司法鑒定中心、街道辦，工作人員都盡心盡力，都“為老人著想”，但是卻又有一種默契，成功阻止和剝奪了老人實現最后心愿的可能性。辛苦的奔波耗盡了老人的生命，他腦梗住院，劉阿姨在醫院照顧，街道辦最終找到了老人的兒子，劉阿姨的使命也就結束了。

本來已經好轉的龔老伯，很快離開了人世。在還有意識的“最后時刻”，他一定是失望的，因為這是他要竭力避免的晚景。他想報答劉女士對他的好，從他摔倒被救起時開始，他就有這個心愿，“我虧欠你太多了”——這個愿望終究沒法實現。

片子的最后劉女士哭了，那不是為了錢，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對命運的洞察：善良的人，終究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個“時代故事”，越是往后，這樣的故事也就越普遍。中國社會正處在深刻的轉型中，“老人歸子女”仍然是普遍的認識，不管是財產還是麻煩，都應該由子女承擔。街道辦的人說那么多，無非是擔心子女將來找麻煩。

但是，一種新的覺醒也正在誕生：老人在多大程度上還算一個人？他有權利決定自己臨終前的一些事務安排嗎？

“意定監護”，本來是法律上的一個進步，它賦予老人自主權，也就是承認老年人的自主性和主體性，讓老人有權來指定自己的監護人。這既為治療、手術等提供便利，也為臨終前的其他安排提供了支撐。但是，現實是，新的法律條款，還存在很多障礙，《監護人》展示的就是這些障礙。

這是一個普遍的困境：如果老年人不能真正擁有“意定監護”的權利，就相當于早早被剝奪了“自我”，等于宣判了一個人的“死亡”。或許，生理意義上的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這種對自主性的剝奪，這讓此后的“晚景”尊嚴盡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