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8月,致力于東北抗戰的馬占山將軍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了一番話,引用了一個數據:全國人民支持抗戰,收到捐款170萬,他作為抗戰軍人的代表,不勝感激。
誰也沒有想到,馬占山的這句話像一塊巨石投入湖面,掀起軒然大波。之前大家都聽報紙上說,上海市民給馬將軍的捐款足有大約3000萬元之多!
問題來了,剩下的錢到哪里去了?
人們紛紛作出各種猜想,質疑的電話打爆了上海市政府辦公室。
馬占山是吉林懷德人,1930年任警備司令兼三旅旅長,負責沿江10余縣的防務。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30萬東北軍一槍未放,奉命撤離,馬占山卻敢于違抗張學良的命令。
他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軍人的職責是守衛國家,如今國家有難,豈能當逃兵?
于是,他在齊齊哈爾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帶領部下在江橋打響了抗日第一槍,讓全國人民受到鼓舞。
1932年2月,為了保存實力,孤軍作戰的馬占山假意詐降日軍。當年4月,他得到補給后,把隊伍拉出去,重新組織對日作戰。
馬占山的抗戰事跡感動了遠方的上海人民,上海各界紛紛表示,要慷慨解囊,支援馬將軍抗戰。
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總工會、市民聯合會,以及東北義勇軍后援會等200多個團體在上海召開募捐大會,并且讓馬占山、蘇炳文、李杜等東北義勇軍高級將領出席。
在會上,馬占山等將軍講述了他們抗戰的經過,與會人員受到鼓舞,踴躍捐款。之后,他接受了記者采訪,無意中說,收到的捐款為171.3萬余元!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之前大家聽說,收到的捐款大約有3000萬之多,難道是馬占山將軍口誤,亦或是把數據記錯了?
上海當時是全國經濟中心,各界人士不乏理財方面的行家,捐款管理還是比較嚴格的。是誰能膽大包天,敢火中取栗?侵吞救國款?
不管怎么說,當時國難當頭,真要是誰敢貪污了這筆錢,就是民族罪人,實在太可恨,上海人民心中燃起怒火。
當時雖然沒有網絡,大家并不氣餒,紛紛向報界投書,勇于發出自己的呼聲。
關鍵時刻,媒體沖在了最前列,包括《時代日報》《東方日報》和《明星日報》在內的上海報紙聯合刊登了名為《為喚起各界注意并貢獻清查抗日義捐意見》的啟事,呼吁將此事查了水落石出。
媒體發聲之后,包括上海市商會、總工會、律師公會和會計師公會等十余團體也行動起來,他們成立了“上海各界清查救國捐款委員會”,對此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調查。
這時候,輿情在全國各大城市發酵,南京國民政府也坐不住了。
蔣介石親自批示,中央黨部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立即出面,給上海市政府去電,要求他們盡快查出真相,公布賬目和清單,給全國人民一個說法。
9月4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軍政部次長陳儀、財政部次長鄒琳飛往上海,親自敦促查賬。
陳鄒二人來到上海,驅車直奔清查會。
需要指出的是,二人還帶了一個專業團隊,由12名資深會計師組成。
清查會本身也由專業人士組成。除了欽差帶來的會計,還有一部分成員來自上海。他們全都是資深會計師,有何元明、王海帆、奚玉書、陸兆祚、潘啟章、謝霖、秦開、江萬平等9位知名會計師。
調查之前,輿論把懷疑目光投向了慈善家朱慶瀾和會計師潘序倫。
朱慶瀾,生于1874年,山東濟南人。
19歲那年,他來到東北,在清朝末年當了一名普通的警察,從此開始了自己的人生傳奇。朱慶瀾沒有背景,正常情況下,他充其量能當個縣警察局長,度過一生。
架不住他的命好,在這里偶遇生命中的貴人——趙爾豐的哥哥、盛京將軍趙爾巽。
趙的父親趙文穎曾經在山東當過知縣,跟朱家有很不錯的交情,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人熟多吃四兩豆腐。從此,朱慶瀾的人生開了掛。到清朝滅亡的時候,朱慶瀾已經是四川軍政府副都督。
民國成立之后,朱慶瀾搖身一變,改任鎮安右將軍兼巡按使,成為黑龍江的軍政首腦。
朱慶瀾思想保守,曾經跟張作霖攜手鎮壓革命黨人。袁世凱稱帝的時候,他同樣也是站到百姓對立面,堅決擁護袁世凱。
袁世凱去世之后,朱慶瀾好像換了一個人,開始擁護共和,尊敬孫中山。張勛復辟的時候,他旗幟鮮明,堅決聲討。因此受到孫中山重用,擔任過廣東省長。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他后來還是回到東北當官,又跟張作霖勾連到了一起。
朱慶瀾給公眾的感覺,就是墻上草,沒什么政治信用。說他是呂布第二,也不是太過分。
但是平心而論,朱慶瀾的私德還是不錯的。張作霖被北伐軍打敗之后,朱慶瀾便退出政壇,獻身慈善事業。
1927年,他在華北成立慈善聯合會,募捐救濟那些因為戰亂而流離失所的百姓。由于此,朱慶瀾贏得了口碑,在1929年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朱慶瀾和社會各界名人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與“遼吉黑民眾后援會”,募集錢款和物資來援助在東北的義勇軍進行抗戰和安置東北難民。
擔任后援會會長的,正是朱慶瀾。
從朱慶瀾的經歷看,他應該不是惟利是圖的人,不會貪污各地捐款,中飽私囊。
那么,另一個被懷疑的對象潘序倫,其人品如何?
潘序倫出生于1893年,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他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學的是商業管理和會計。
1927年,潘序倫回國,創辦了以自己名字為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此外,他還有個頭銜,是國民政府主計處主計官。
當時上海慈善團體的大部分抗日捐款賬目審核,都是便由他的會計師事務所承擔。
面對社會各界的質疑,朱慶瀾是這么說的:“來往賬目和款項,我本人沒有經手,我歡迎政府派人前來對我調查。”
潘序倫的態度也不錯,主動找到南京方面的欽差大臣,表示積極配合。
最后的調查結果如何?
8月23日,調查委員會同時在《立信會計季刊》1934年第2卷第3期,以及上海《生活周刊》等報刊公布全部捐款明細。
因為捐款賬目太多,導致該期報紙洋洋灑灑幾十張。賬目顯示,社會各界的捐款根本沒有3000萬,只有502萬。
而且這些款項,只有337萬是捐給東北抗日隊伍的。
因為東北當時不是只有馬占山一支抗日隊伍,所以馬占山收到其中170萬元,也不是什么怪事。
根據調查組公布的款項支出明細,后援會的那些捐款,先后到了117支抗日團體手中,有匯款單或者收據為證。
1934年2月上旬,“欽差大臣”陳儀和鄒琳給行政院提交了調查結論,還了朱慶潘和潘序論清白。
至此,鬧得沸沸揚揚的后援會侵吞捐款案塵埃落定,再也沒有了爭議。
此案調查結果出來之前,朱慶瀾先生也感到很委屈,賭咒發誓,奈何公眾并不相信,仍然持有懷疑態度。
調查結果出來后,上海市民專門為年已六旬的朱慶瀾送上匾額,表達歉意。此舉感動了朱慶瀾,本已經心灰意冷的老先生繼續從事慈善事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41年1月,朱慶瀾在西安災童教養院病逝,西安各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名字也像一塊豐碑,刻在了人們的心中。
這場捐款風波說明,即使是慈善事業,也要公開透明,讓社會監督,身正不怕影子歪。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一旦出問題,對慈善事業的打擊是災難性的。
試想一下,如果抗戰的捐款說不清楚,或者確實有人中飽私囊,豈不是讓熱血國人寒心,試問以后誰還敢給抗日隊伍出錢出力?
參考資料:鄒韜奮著:《經歷》出版社 生活書店《朱慶瀾啟示》《申報》193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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