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兒小李，研究生畢業后，在萬年縣下屬的鄉里做公務員。該縣一把手毛某，在我女兒向他匯報工作時，反復對她性騷擾，甚至作出猥褻行為。”

“毛某還強迫我女兒，和他發生關系。”

“女兒不從，就被他憑借權勢，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帶走調查……”

前不久，一位老父親，上網實名舉報，為女兒鳴冤。

毛某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行，之前被不堪其反復騷擾的小李，悄然錄下來或者做了截屏，拷進U盤，交給父親。

此刻父親把優盤中的一些內容，也公諸于眾。

此事引發了很多網友的關注，有關部門也作出反應，對毛某立案調查。

正義終于得到伸張，但其背后，顯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

上網鳴不平者多矣，但得到網民關注和有司回應的，恐怕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

更多女性——尤其是面對“官大一級壓死人”的頂頭上司——一旦遇到性騷擾、性侵害，維權非常困難。

而且很容易遭受來自眾多旁人的二次傷害，例如蕩婦羞辱，或者被質疑“仙人跳”，設局敲詐……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女學者蘇珊·布朗米勒，就曾針對女性的上述困境，寫了一本《違背我們的意愿》，書中很多內容，至今毫不過時，發人深思。

“性侵教授”被秒速解聘，該不該點贊？

曾在人民大學擔任教授多年的王貴元，近日被“秒速解聘”。

教授頭銜和校內一切職務都被罷免，黨籍也被開除。

據說，校領導將王貴元堵在路口，把解聘書交給他，讓他趕快走人。

王貴元之所以落得這般下場，是因為他的一位女博士生，在網上實名舉報其性侵害惡行。

早在兩年前，這位女博士生，就多次遭到王貴元“毛手毛腳”的猥褻。

王貴元還提出，要和該博士生成為“干爹和干女兒”，并對她說：

“很多干爹都和干女兒結婚了。”

類似的語言騷擾，光是留下記錄的，就有一大堆。

王貴元明知道女博士生不愿意，依然對她死纏爛打，言行不斷突破底線。

女博士生隱忍了整整兩年。

這期間，王貴元不斷利用身為導師的權威，強迫那位女博士生屈從。

包括故意刁難她，不許她接觸很多研究資料。

“這些重要資料，干女兒不能看，只有關系再近一步才能看。”

女博士生臨近畢業時，王貴元多次威脅她：

除非服從我，否則休想拿到畢業證!

最終，女博士生奮起反抗，上網實名舉報這個“禽獸導師”。

幸運的是，這個視頻得到了眾多網友的關注，俗稱“事情鬧大了”。

接下來，也就有了校領導的果斷處理，將王貴元清理出教師隊伍。

人民大學的上述做法，得到了網上的一片點贊。

但也有人指出：

這難道不是高校領導，理所應當的處理嗎？

甚至在其他很多國家，高校還有義務對遭受如此無妄之災的學生，作出金額不菲的賠償。

——當然，我們都曉得，在眾所周知的當下環境，人民大學校領導的做法，實屬難能可貴。

如書中所言：

“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偶爾有一兩個維權成功的案例——或者說，往往是偏巧遇到了比較公正的執法者——就足以令眾多有著同樣遭遇、同樣風險的姐妹們，為之歡欣鼓舞。”

“當荒誕的不公，成為大家普遍接受的常態，偶爾出現一些比較合理的結果，反而成為難能可貴的異類……”

細思之下，一聲嘆息!

破釜沉舟的上網維權，意味著什么？

“形形色色的性侵害，無論性騷擾、身體猥褻還是強迫發生性關系，都無異于對受害人的身體綁架，和精神摧殘，是不可容忍的最惡。”

“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對方的意愿，或者說，無異于將其他人置于自己的淫威控制之下，無視對方的獨立人格，企圖將對方奴化。”

書中所說的道理，世界各國的法律，大都普遍認可。

在國內，近年來性騷擾、性侵害，備受關注，有司不斷加大打擊力度。

——讀到這里，也許你會問：

遭受上級領導或者博士生導師“恃權性侵”的受害者們，為何長期隱忍，遲遲不報警？

尤其是，到了忍無可忍終于爆發的時候，為何采取“上網實名舉報”的“非常手段”？

實名上網舉報——甚至將身份證展現給公眾，以表明自己的真實和清白——其不可控的風險，不言而喻。

何況，公眾不是執法者。

如果有司沒有及時介入，而上網舉報的做法被性侵的“上峰”得知，其后果顯然對受害人更加不利。

再說，網民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舉報者遭受一些網民“二次傷害”的風險，在所難免。

換言之，上網舉報，幾乎堪稱是破釜沉舟之舉，成功率不算高，自身風險很大，而且也是法律邊緣的“非常手段”。

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普通女性，在網上“ME TOO”某些名流大佬，對自己的性侵。

結果反而被名流大佬，以“造謠侮辱”之由告上法庭。

類似的情況，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也就是此書寫作和首版的時代，也很常見。

很多性侵受害者，將小報、傳單或者“街頭巷尾的風言風語”，作為申訴不公的渠道，寧可承擔其中的各種不可控風險，也不去報案、打官司。

書中認為，這一方面，是眾多女性缺乏“身體權利和性權利”的意識，不甚了解法律對自身權益的保障。

因為家庭和學校都沒有教，懵懵懂懂的狀態代代相傳。

另一方面，則是對公權力的不信任。

尤其是面對有些權勢的性侵者，更不敢走正規的法律渠道維權，擔心“官官相護”，讓自己受傷受害更深。

對公權力的悲觀猜想，未必是客觀現實，更大程度上是“腦補”出的“杯弓蛇影”。

但是，當社會大眾，尤其是眾多普通女性，普遍對公權力充滿疑慮和恐懼。

這既是性侵罪犯不斷得手的可悲溫床，更是全社會的悲哀。

——同時，我們也有必要追問：

假如女受害者在遭遇男上司、男導師性騷擾之初，就立刻打110，“有權力的咸豬手”，真的能夠被有關部門離開“斬斷”嗎？

還是更可能被“和稀泥”，導致受害者此后，更加尷尬、無助呢？

我們能夠做些什么？

書中指出，性侵如此泛濫，尤其是眾多受害者長期的隱忍無助，背后是極其復雜的社會結構問題。

我們普通人，也許很難改變什么——但也并非全然無所作為。

首先，我們至少可以管住自己的嘴巴，避免給公開申訴求援的人，造成二次傷害。

例如，有些網民對公開舉報自己遭受性侵的女性，“評頭論足”其外貌；

甚至留言諷刺：長成這樣，還能吸引到男人……

或者，腐臭的“貞操觀念”大爆發，留下類似“這么好的女孩，可惜被糟蹋了”的言辭。

——這類留言對于性侵受害者而言，可能造成巨大的傷害，其客觀結果，和網絡暴力無異。

反過來講，我們只要永久杜絕如此“高論”，就堪稱功德。

其次，如果我們身邊的人，尤其是女性，在職場或者校園，不幸遭遇了貌似高高在上的咸豬手，并且對我們傾訴，我們應該為她們提供支持，給予她們更多的維權勇氣；

而不要消解她們的反抗意愿，勸她們隱忍。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有了一些權力，不要試圖“以權謀性”，做出可恥之事。

如果全社會的更多人，都能真心樹立上述的共識，女性的處境——也是一方土地的文明程度——就會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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