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相關史料記載，紅軍三個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參加萬里長征的有近2600名女紅軍，其中以紅四方面軍最多，為2500多人，但長征勝利達到陜北的幸存者僅有350多人，劉湘屏就是其中之一。

劉湘屏，山西解縣人，1920年9月出生。在紅軍隊伍中，劉湘屏算是參軍比較早的，她11歲就報名參加了紅軍，14歲便跟隨部隊參加了長征。

無論是思想覺悟，還是革命意志，劉湘屏在同期的紅軍女戰士中，都是相對比較拔尖的。

而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也使她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除了要認真從事革命工作外，還必須要有足夠的文化知識來武裝自己，只有做到理論與實踐同步發展，才能將革命工作干好。

1936年9月后，劉湘屏先后在山西太原軍政訓練團和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即“抗大”）學習，而也正是在抗大學習期間，劉湘屏遇到了比她大11歲的謝富治。

盡管謝富治比劉湘屏年長11歲，但參加的紅軍的時間卻不比劉湘屏早多少。謝富治17歲就在家鄉參加了農民協會，打土豪、分田地，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參加紅軍卻是在1930年后。

不過，畢竟謝富治革命斗爭經驗豐富，加上作戰勇敢，頭腦靈活，因此參加紅軍后便一路升遷，在抗戰前夕，他就已經做到了紅九軍政治部主任了，可謂前途無量。

紅軍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后，謝富治被安排進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在此期間結識了劉湘屏，并在戰友們的撮合下，兩人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夫妻倆都是非常優秀的革命者，尤其是謝富治，其作為我軍的高級將領，更是先后參加了百團大戰、上黨戰役、千里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大西南戰役等，為中國革命立下了赫赫戰功。

在解放戰爭時期，他與陳賡大將率領的?晉冀魯豫解放軍?第4縱隊和?第9縱隊還被稱為“陳謝兵團”，該兵團在解放戰爭的各個戰場上所向披靡，殲敵數十萬人，為全國解放立下了汗馬功勞。

而也正因如此，謝富治在建國后屢任要職，歷任云南省委書記、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5年全軍“大授銜”時，還被授予了上將軍銜，成為新中國首次授予的50余名開國上將之一。

然而，這僅僅只是謝富治仕途生涯的開端而已。

在這之后，謝富治又歷任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政治局委員等職，可謂位高權重。

而他的夫人劉湘屏，其職務在建國后也是一升再升，先后擔任昆明市委書記處書記、農業機械部計劃司司長等職。

但其實，無論是謝富治，還是劉湘屏，他們真正“崛起”還是在1966年，即特殊時期開始以后。

盡管謝富治是開國上將，且身居要職，但尚不足以晉升得如此之快。其夫人劉湘屏也是如此，在特殊時期開后，她更是毅然向江青等人靠攏，后擔任八機部綜合局局長、衛生部部長等職。

當然了，劉湘屏向江青等人靠攏，也確實得到了些許“實惠”，但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因病去世，終年63歲。在這之后，劉湘屏依舊緊緊圍繞在江青等人的周圍，繼續為她們效力，怎料，在1976年10月的一聲“雷響”后，一切都化為了泡影。

從1973年7月擔任衛生部部長，到1976年10月被撤職，劉湘屏僅僅在這個崗位上呆了3年的時間。但這還沒完，1985年8月，時年65歲的劉湘屏還被開除了黨籍。

而相比于劉湘屏來說，她的亡夫謝富治結局更差。

謝富治病逝的時候，特殊時期尚未結束，因此他的追悼會舉辦得是相當隆重的，不僅為他降半旗致哀，其悼詞中還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還稱：謝富治不幸逝世，是黨和軍隊的重大損失。

追悼會結束后，謝富治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然而，短短8年后，即1980年10月，謝富治就被開除了黨籍，并撤掉其悼詞，就連骨灰匣也被請出了八寶山，揭下了覆蓋的黨旗……

實事求是地說，倘若沒有這段特殊經歷的話，他們夫妻倆或許都能有個不錯的結局，謝富治仍是受人敬仰的開國將軍，劉湘屏仍是優秀的女紅軍戰士。但人生畢竟沒有假如，任何人都將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當然了，盡管他們有過一段不那么好的歷史，但他們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貢獻，我們也需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