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晨間華師大中文系劉陽先生發上浙大文學院公眾號文章《文院之聲｜“惟學·惟新”——第三屆滬浙三校中文專業拔尖學生學術論壇成功舉辦》，看到浙江大學中文系原主任、現浙江大學文學院求是特聘教授吳秀明所作 的主題講話，他從金庸先生“看破、放下、自在”等精神談起，認為此次論壇的主題“惟學·惟新”就是在強調學術自在，鼓勵同學們暢所欲言、無所拘束。同時，吳秀明教授又從傳統學科現代化和新興學科歷史化兩個角度切入，闡釋了中文學科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展現出其深切的關切與思考。

其實，吳秀明自己離“看破、放下、自在”的原始本義還有相當的距離，于是發了一段回憶性感慨——

“ 哎，吳秀明就是離不開浙大，又做了特聘教授，還發了言！‘七十不出門，八十不留宿’，何苦呢？吳教授對名聲比較看重哦！記得2000年過后，浙江省新華書店與浙江人民出版社要聯合推出一套（18本）基礎教育閱讀叢書，由余秋雨與吳秀明合作，余任總主編，吳任主編。當時決定余的名字署封面，吳的名字署扉頁，可吳有意見了，說，他是教授，我也是教授，他是二本的教授（上海戲劇學院出來的），我是一本的教授，怎么能這樣暑名？憑心而論，吳教授的話有一定道理，雖然不免斤斤計較之嫌！記得當時新華書店發行部負責叢書運營的領導王旭斌（后任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現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來找我，說萬一談不攏讓我接任，我涚，那沒問題，我的名字不要說掛扉頁，就是不掛讓余秋雨一個人掛也無妨，還開玩笑說，前提是稿費得多給我們操作的團隊點！記得后來王領導沒再來找我，當時估計是雙方都各讓一步，妥協了。叢書出來一看，果然一一余總主編與吳主編的大名都署在小小的32開的封面上，縱然‘擁擠’，也不失為一道引人遐思的‘名利’的風景線。記得這套叢書5年后再版，王旭斌來找我，我們的團隊接手了，余秋雨總主編終于一個的大名掛在封面上。記得當時我還為叢書寫了個名為“搭一處語文的‘屋檐’”的前言，再版發行之日刊登在《中國經濟的報》的文化版上。記得再版5年后，2013年又修訂再版了一次，還被浙江省委宣傳部與浙江新聞出版局評為全民閱讀優秀叢書。往事如煙，記憶中，王旭斌是個很講信譽的人，他后來從新華書店調往出版社被委以重任，除了與他畢業于武漢大學出版專業有關外，是他的為人與能力非常人能比，現在像他這樣講信用的人不多見啦！”

（老版《語文新天地》之一）

其實，從老版《語文新天地》封面設計來看，這種署名方式，吳秀明直接被余秋雨“碾壓”，余大師高高在上，吳教授臣服“麾下”！

其實，出版社的這種處理方式也沒錯，吳秀明的水平確實在余秋雨之下，且差距絕非一般。你看，有幾個人會放棄大學一把手的烏紗去體制外靠自己的作品養活自己？吳秀明離得開浙大？

（新版《語文新天地》小學卷12本）

（新版《語文新天地》初中卷6本）

【附】新版《語文新天地》序2

搭一處語文的“屋檐”

金新

受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曾參與編撰由余秋雨任總主編的《語文新天地·精華版》叢書，作為主編之一的我及其整個寫作團隊，當時反復在思考著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文有文眼，書有書眼； “語文新天地”，毫無疑問書眼在“新”，那么究竟“新”在哪里？

“新”在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人文目標。用形象的語言來表述：搭一處語文的“屋檐”！

據《中國兒童早期閱讀現狀對策研究報告》透露：中國孩子的閱讀量只有美國孩子的六分之一。更為可嘆的是，這可憐的閱讀量還以應對考試的教輔類書籍為主。

當“閱讀可以改變人生”已經超越國界成為人類共識的今天，面對傳統紙質媒體與新興網絡媒體不斷傳來的中國青少年閱讀現狀令人堪憂的信息，我們的心情十分沉重。

有這樣一個故事曾無數次感動我們：

在江南一座古村游覽，幾十位游客正興致勃勃地參觀清代某五品官遺留下的豪宅。這座豪宅典雅莊嚴、精巧別致，游客們贊不絕口。而更讓他們驚奇的是，這座豪宅的屋檐竟是另一間小巧整潔的小屋子的房蓋！

導游小姐看出了游客們的迷惑，便模仿央視主持人王小丫的口氣說道：“下面大家請聽題：誰知道這間小屋子的作用？”好奇的游客們紛紛搶答，但沒有一個能猜中正確的答案：“供路過此地的流浪漢遮風擋雨、歇腳過夜。”

這個答案讓所有的游客啞然。誰能想到清代的達官富紳竟會為街頭的行乞者考慮？想不到，這大概不是智力的欠缺，而是心靈的欠缺——是我們心里沒有這種關愛的情懷。

強者若有能力，就多做幾處這樣的屋檐；弱者若沒能力，便不妨在心里搭一處如此的屋檐吧！

《語文新天地·精華版》叢書，區區１８本，絕不是什么強者，能力亦很小很小，但我們是竭盡所能為祈望“課內打基礎，課外求發展”的中小學生朋友們，在精神上“搭一處語文的‘屋檐’”

在這個“屋檐”下，我們盡可能地張揚“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閱讀批判精神。教材本來只是“供師生學習、分析、研究、探索用的基本材料”，是一個見仁見智教育語境意義下的閱讀思維“平臺”。由于對應試衡量尺度的高度“敬畏”甚或“膜拜”（客觀上也是因為批卷的需要），教育者往往有違或者說曲解教材入選作者的原始意圖與編寫者的善良愿望，將它們刻意神話成“要求學生掌握的基本材料”。唯其“掌握”二字，我們的閱讀就遠離了個人的直覺與感悟，粗暴地共性化，以至于有了一個貌似無比公正的標準答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創新思維的形成與發展。

記得國學大師張中行生前常提及這樣一件事：“英國的課本上講拿破侖是被英人打敗的，德國書本則云是德國打敗的。有人問羅素，讓我們的孩子相信誰呢？羅素回答：‘讓英國的孩子讀德國的讀本，德國的學生看英國教材。’”這種理念放在當前國內語文閱讀大背景下，不可不曰先進，問題是其仍不免主題先行之“遵命”陰影。我們期待的是學生“熟讀百遍，其義自見”，用自己的眼睛去認識“崇高”，用自己的心靈去識別“偉大”，拒絕“廉價”的諷刺、批判與歌頌。

在這個“屋檐”下，我們盡可能地創造“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的閱讀境界。衡量一本書的價值，唯一的尺度是能不能讓“門當戶對”者，從閱讀中獲得思維的樂趣。閱讀，是一項孤獨的精神活動，獲得的快感，也只能是孤獨的精神享受。而這種孤獨的精神享受，在充分自由閱讀的基礎上，必然能造就出一個個特立獨行的美麗的思想者。倘若我們不能殫思竭慮地為閱讀者營造一種隨心所欲、自在閑適的心境和為愉悅身心而讀的氛圍，我們就會置學生于語段的低層次的閱讀陷阱中，在思維的野蠻“割裂”間，把學生“設置”為可悲的高分低能者。對此我們將慚愧莫名。

在這個“屋檐”下，我們盡可能地實現“功夫在詩外”的閱讀“雙贏”理想。眼下素質與應試好像是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事實上，任何事物一旦進入質的境界，那是何等高度結晶。通俗地說，素質是一種抽象的戰略，屬宏觀；應試相對來看是一種具體的戰術，系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之一，屬微觀。應試檢測素質某方面的程度自古而然，如蘇東坡脫穎，便有應試文《忠厚刑賞之至論》傳世。此文為宋嘉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７）蘇軾應禮部試的試卷，主考官歐陽修以為它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靡艱澀之風，十分賞識，曾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通過非功利性的閱讀素質之提高，達到功利性的閱讀應試成績之提高，這是一種智慧。試想，一個人能站在一篇文章的“制高點”，思維呈輻射狀透視那整體“裸露”的靈魂，還能看不見字里行間那局部美麗的“風景”？

《語文新天地·精華版》作為一套有價值的閱讀叢書，不可能有太多的承載，但它畢竟可以承載希望。

這種“希望”能使鏖戰于應試下的孩子們看到素質漸行漸近的身影，“在應試中展示素質，在素質中把握應試”，進退自如，游刃有余，有了一份踏實的心理。

“希望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這就像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先生說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