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年，皇帝選擇“再苦一苦百姓”

作者/慧超

（一）

熙寧三年（1070年），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決定賭一把大的。

站在今天，或許可以說，1070年對于王安石，乃至對于整個北宋王朝，都是至為關鍵的一年。

兩年前，王安石剛剛從地方來到東京工作。入京后僅一年時間，他就以火箭般的速度，升任副宰相。

按常理，這正是一個實權高官大顯身手、干勁十足的時期。但在1070年的二月初，王安石突然以身體原因遞交了一份辭呈，請皇帝免了自己的官，給個閑職回家養病。

不過，滿朝文武和皇帝本人都清楚，王安石什么病都沒有，他在賭一個人的選擇：

神宗皇帝的選擇。

彼時，關于熙寧變法的爭論，正在大宋朝堂上如水火之勢。王安石深知，變法的關鍵，是皇帝本人的態度——如果神宗態度猶豫，躊躇不決，那么自己所提出的改革舉措，注定淪為一紙空文。

王安石不是那種為了高官厚祿就甘愿茍且的人，他的性格中有極其執拗的一面。

王安石一生的“政敵”司馬光，就曾這樣評價他的性格:

“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

意思是說，王安石是個賢能的人才，但他在處理事務時過于固執，乃至剛愎自用。

可以說，這番“稱病相逼，放手一搏”的行事風格，非常王安石——朝廷要么全面推行我的變法舉措，要么我王安石去職賦閑。

神宗與王安石面對的壓力，確實是空前的。自王安石進入中央，提出他一系列的改革舉措之后，廟堂之上的反對之聲，便從未間斷。

反對者中，不乏當時的名臣、重臣，如司馬光、歐陽修、富弼、韓琦、韓維等等，他們稱王安石的變法是“剝民興利”。

這還算是顧及臉面的說辭，許多言辭激烈者，彈劾文章已不僅僅是人身攻擊那么簡單了。

翰林學士范鎮就上書大罵：青苗法是盜跖之法。御史中丞呂誨甚至直接把王安石當做“國賊”：

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面對如此激烈的反對浪潮，熙寧新法是去是留?

神宗最后的選擇，無疑體現了他內心中最真實的想法。我們也得以由此窺見在圣旨、批答以外，那不足為外人道的帝王心計。

（二）

歷來人們談論王安石變法，往往聚焦于變法的具體措施、得失優劣。

我倒以為，更應站在王安石當時所佇立的歷史時局，思考、探究那個當時左右變法成敗的關鍵人物：宋神宗。

神宗是一個極具欲望、野心和政治抱負的年輕皇帝，他在忽然間獲得了可以左右世界的無邊權力，但在現實層面卻缺乏最基本的從政經驗。

神宗的父親宋英宗以繼子的身份繼承大統，英宗在位僅3年9個月，政治上基本毫無作為，光忙著給自己的親生父親爭取名號了（參見我之前寫的《宋英宗想管爸爸叫爸爸的政治性難題》）。

當三十六歲的宋英宗赍志而歿，年僅二十歲的宋神宗倉促間登臨皇位，這是一個血氣方剛，意氣風發的年紀。

年輕是一把雙刃劍，好處是充滿斗志，雄心勃勃地憧憬著一番偉業。

壞處是尚未對世界有復雜深刻的洞見與思考，極易受他人影響蠱惑，尤其他生長于深宮之內的帝王之家，全然不知世事坎坷、曲折多變，對現實充滿著天真的幻想與期待。

當神宗皇帝心懷壯志坐在龍椅上的那一刻，才發現自己接手的，其實是一個滿是積弊沉疴的“爛攤子”。

其中最嚴峻，最緊迫，也是最關鍵的問題，便是大宋王朝的財政困境。國家需要養的人越來越多，冗吏、冗兵、冗費已經將朝廷的家底掏空了，整個宋王朝的財政已瀕臨崩潰。

當時北宋的財政窘迫到什么程度呢？

熙寧元年夏天，也就是神宗剛剛即位不久之后，河南河北遭地震和黃河決口，國庫連賑災的錢都湊不出來。無奈之下，朝廷不得不明碼標價地出賣度牒（出家名額）和空名誥敕（就是賣官），以湊足賑災糧款。

所以，當王安石喊出那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口號時，年輕的神宗被深深地震撼了。

沒有任何一位帝王不盼望國富民強，何況這個年輕的皇帝，心里還希冀成就父輩所不能的政治圖景：

他想要實現開疆拓土，驅逐蠻夷，恢復漢唐疆域的宏圖霸業。

神宗大權在握后，不顧現實情況和反對的聲音，親自主持了西北拓邊之戰，可惜成績寥寥，不僅將王安石變法所積攢的國庫錢糧揮霍近半，還搭上了幾十萬百姓無辜的性命。當然，這是后話了。

想要驅蠻夷、復疆域，就要打仗。而打仗，打的是銀子，是兵餉糧草。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用錢。

于是，當面對如斯窘境的宋神宗，碰上極具個人魅力和思想煽動性的王安石，那便是干柴烈火，君臣相見恨晚。

所以我以為，王安石變法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得以全面、完整、迅速地實施，與其說是王安石天縱奇才，變法主張完美無缺，不如說是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剛好契合了宋神宗內心的抱負與志愿。

（三）

如潮水般的批評涌向王安石變法，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所謂的“政見不合、黨爭權斗”。

以新法中較為關鍵的青苗法為例，它確實在施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設計之初未曾預料的問題。

也因此，連前任宰相，賦閑在家的韓琦都看不下去了，他專門給神宗上書，批評青苗法。

韓琦表示，自己在河北所看到的青苗法，是打著利民救民旗號的斂財利器。

韓琦的批評是極其有力的，他的奏折也是導致王安石選擇“稱病”的直接原因，因為這份奏折真的令神宗對新法產生了動搖。

這不是因為老爺子批的狠，奏折寫的妙。而是身為“兩朝定策元勛，公忠體國老臣”，韓琦在當時的北宋朝廷之上，有著極高的政治聲望和地位。

王安石等“變法派”可以批評范鎮、呂公著等“反對派”有私心，甚至指責司馬光對新法的批評有私心，但沒有人會懷疑已經賦閑在家的韓琦，包括宋神宗本人，因為韓琦已經用一生的作為和德行，證明了自己對皇帝、對國家的絕對忠誠。

神宗反復閱讀韓琦的奏疏之后，親口承認：

“青苗法的確是有問題的。”

面對韓琦的批評，王安石不敢大意。為此，一代文豪王安石親自執筆，寫了一篇《駁韓琦疏》。

這是一篇精彩的反駁文章，不過它的核心闡述，其實可以用一句我們非常熟悉的話來總結：

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執行歪了。

（四）

王安石不是神仙，“熙寧新法”也不可能是一套完美契合所有現實弊病的改革主張。

事實上，王安石所主張的新法，在實際施行的過程中，涌現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其中的很多改革，不僅沒能做到王安石所承諾的“民不加賦”，反而極大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和疾苦。

譬如新法中的核心改革舉措“青苗法”。乍一看，這新法甚妙，青苗法就是在民間青黃不接時，向農民提供官方貸款，有需要的農民自愿借貸，等秋收后再還款。

這樣一來，農民不必忍饑挨餓，不必害怕買不起種子種不了地，還不必忍受高利貸的盤剝，而國家也可以獲得合理的貸款利潤，各得其所，簡直完美。

但問題是，貸款既不由神宗本人發放，也不由當朝宰相王安石去發放，青苗法的實施，還是要依靠千千萬萬的大小官員去推行，督辦。

寫到這里，我便不由地想起和珅和大人，面對“迂腐清高”的紀曉嵐，說的那一番“掏心窩子”的話：

“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還救什么民？”

青苗法的推行也面臨著這樣的困境。和大人的那句話如果應到王安石的變法上，它應該改寫成：

“欲利民，反利官”

新法顯然無形中增加了地方官員的工作量，而如果自己從中得不到好處的話，地方官憑什么賣力地給你推行新法？

其實有一件反直覺的事是：

歷史上的很多貪官是很勤奮的，而且辦事能力也很強。對于貪腐奸佞的官員而言，其實他們不怕饑難戰禍，反而怕天下太平無事。

有事，就需要官僚集團去解決，而只要辦事，手握權力者便有利可圖。

青苗法在實際施行過程中，其美好的意圖很快就破產了。就連王安石自己的學生陸佃，后來都委婉地批評老師推行的青苗法并不完善，他對王安石說：

“新法不是不好，只是推行過程中無法貫徹初衷，結果反而給百姓造成了更大的困擾，比如青苗法就是如此。”

眼見皇帝對新法大加贊美大力支持，青苗法逐漸變成了官員們的“政績競賽”，為了出政績，求升遷，討皇帝宰相歡喜，許多地方官祭出了“層層加碼”的大招。

青苗法在各地上演了形式不同的極限加碼。它很快就變成了地方官員盤剝百姓的新工具，青苗法從農民自愿貸款，變成了強制貸款，每家每戶都必須借貸，且利息不低，在一些地區利息高達30%。

就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司馬光在出知永興軍（永興軍即今西安市，這個官職相當于今天的西安市委書記兼市長）時發現，這強制的高利貸，一年要發兩次，春天發一次，夏天再發一次。

這意味著，政府規定的所謂20%利息，其實高達每年40%。如果你家被強行攤派1萬塊錢的貸款額度，那一年借兩次，到年底一共要還4000塊的利息！

不僅如此，借還之中還有文章可以做，官府可以借你小米，讓你還谷子，這其中如何換算，還是官府說了算。

農民們確實不必再忍受商人的高利貸了，他們現在需要面對的是以國家之名，強制攤派的高利貸。

（五）

王安石最終賭贏了。

而且神態恣意，大獲全勝——神宗為了挽留他，甚至因為自己對新法的質疑搖擺，而屈尊為王安石寫了一封鄭重的道歉信。

經此一役，王安石徹底確立了自己在神宗心中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即宰相曾公亮所謂的：“上與安石如一人”，從此開始了在變法之路上的縱橫捭闔。

從結果來看，王安石的反駁固然未能說服韓琦、司馬光等人，但他似乎“成功說服”了左右這場辯論的最關鍵人物——宋神宗本人。

神宗選擇繼續支持王安石的變法。這其中，皇帝的真實態度頗值得玩味。

面對韓琦、司馬光等老臣、重臣連篇累牘的批評、反對，神宗皇帝內心對變法產生的所有顧慮，真的因為王安石的一番雄辯，就全部煙消云散了嗎？

神宗雖然年輕，但他并不是一位愚鈍的皇帝。或許，站在帝王的視角，他看到了韓琦、司馬光等人看不到的東西，一些他欲要實現心中偉業，而必須、亟需的東西：

“新法”為國庫創造的財富，是立竿見影的豐厚。

僅熙寧六年一年，僅新法中的青苗法，就為大宋朝廷創造了高達2920000貫的貸款利潤。

有學者曾根據北宋的米價做過換算，1貫錢大約相當于今天的人民幣700元，如此換算的話，那這292萬貫便相當于今天的20多億人民幣。

對于當時北宋這樣的純農業國家而言，這是一筆不折不扣的大錢，肥肉。而這么大一筆錢，不是因為生產力提高了，也不是因為每畝土地的產出翻倍了，其中的每一文，都是從原本生活就很艱難的百姓手中剝斂來的。

正如司馬光所言：“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況且我們不該忽視，北宋老百姓賺1貫錢，其辛苦程度要遠遠超過今天的打工人，比如那時做一名重體力的搬運工，日薪不過200文，一個精壯漢子要賣上整整5天的大力氣，才能賺到1貫錢。

神宗是不是真的相信王安石的辯詞，沒有人知道他內心真實的想法。但是我們不難推斷，或許神宗對變法產生的種種問題疑慮仍在，對變法施行中的種種畸變，以及這畸變對民間所造成的種種苦痛，也一清二楚。

而王安石的辯白其實并未能真正說服神宗本人，但神宗有自己的“不得已”，為了實現自己開邊拓疆的豐功偉業，面對國庫不斷充盈的金銀財物，這位頗具野心的皇帝選擇——

“再苦一苦百姓。”

所以，幾年之后，當神宗不堪壓力最終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但政策路線上，卻仍然沿用與堅持“熙寧新法”，便不足為奇了。

事實上，王安石罷相之后，面對朝堂上恢復舊制的聲浪，神宗專門降下了一篇措辭嚴厲的詔書。

詔書中明確表示，新法可以不斷完善，但決不能推翻，膽敢再有謗議、違背新法的官員，“必罰而不赦!”

1070年，大宋王朝迎來了一次至為關鍵的轉折。一個必欲開疆拓土“大有為”的青年天子；一個逢君之欲，順勢而為，心中早已繪就一副宏偉藍圖的改革宰相，二人合力之下，“靡然變天下風俗”，已成定局。

而對于北宋的百姓而言，一個更艱辛、更凄苦、更顛沛的時代正在轟然而至。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