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7月份的經濟數據。

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項來說，7月當月的社零同比增長2.7%，增速較6月份上升了0.7個百分點，呈現出溫和改善的態勢，這主要得益于暑期旅游旺季以及前期促消費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其中，服務類和線上消費表現依舊搶眼，汽車類零售同比降幅收窄，部分地產鏈零售增速回升，似乎讓很多人看到了消費市場企穩向好的苗頭。

然而若是拉長時間軸，我們會發現當前社零當月同比依舊處在相對較低的位置。其實自去年年底開始，我國社零當月同比就一直表現為持續回落，今年前7個月的社零增長幅度只有3.5%，同2023年同期的7.3%、2019年的8.3%相比，著實是差距明顯。這也足以反映出，當前居民消費需求依然偏弱。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國經濟依舊能夠保持平穩增長，外需發揮了重要作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規模歷史同期首次超過21萬億元，并且進出口增速逐季加快，二季度增長7.4%，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別高2.5個、5.7個百分點；其中，上半年我國出口增長6.9%，進口增長5.2%。相比之下，我國內需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增速都是逐季回落的。而這也側面佐證了7月底中央政治局會議“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

雖然外貿的回暖對于國民經濟起到了有力的支撐作用，但考慮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多，以及美國大選和歐盟電動車關稅仲裁結果的不確定性猶存，我國下一階段的進出口很可能會面臨較大風險。在政治局會議“堅定不移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的定調下，接下來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圍繞著提振內需加以展開，而擴大居民消費自然是繞不開的環節。

如何才能擴大居民消費呢？

在我看來，首要任務一定是切實提升居民收入，讓老百姓的“錢袋子”真正鼓起來。

眾所周知，足夠的收入和財富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然而從近期數據來看，居民收入增速下滑是不爭的事實：今年二季度，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為4.5%，顯著低于一季度的6.2%；而從居民收入細分類型來看，今年二季度工資性收入、財產凈收入、經營凈收入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出現下滑。如此一來，消費自然要不可避免地受到拖累。

究其原因，除了此前疫情三年造成的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受損，“疤痕效應”猶在且尚未得到完全修復之外，還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其一，樓市的持續下行。

自2021年下半年至今，我國房地產下行已經歷了三年之久。對于廣大居民來說，房子不只是一個居住的場所，還是復雜的各種社會、經濟乃至政治關系的交織點，具有商品、財產、投資等一系列屬性。有數據顯示，我國居民資產中近70%都是實物資產，其中房產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因此房產價格波動會引發顯著的“財富效應”。然而近幾年房價的持續下跌，導致居民財富縮水嚴重，嚴重打擊了人們的消費信心。

與此同時，房地產產業鏈條非常長，涉及到建材、建筑、家裝、金融等多個產業，總共占據GDP的比重高達30%左右。樓市的調整，不可避免地對產業鏈上下游形成廣泛沖擊，不但嚴重壓縮了相關企業利潤，還會對國民經濟形成拖累，繼而造成居民收入下降，消費信心不足。

其二，資本市場遭受重創。

近幾年，受美聯儲加息、海外地緣沖突等因素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普遍遭受較大沖擊，很多國家都經歷了股債雙殺，投資者風險偏好下降，避險情緒上升。我國更是疊加了多重因素，市場預期不振，引發了資本市場的巨震，不僅股市連續大跌，基金類產品大幅度回撤，就連不少銀行理財產品都出現了“破凈”。如此便導致廣大普通投資者的財富都出現了縮水，反映到數據上便是財產凈收入顯著下滑。

其三，部分行業的深度規范調整。

最典型的便是金融業。長期以來，金融業一直都是高薪高回報的行業，然而近兩年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金融業各方面都在經歷限制和調整，行業的成本壓力和競爭壓力都在增加，從業者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也有所下降，而這部分人的消費意愿難免要受到壓制。

數據可以說明問題。今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廣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分別為4.0%、4.2%、4.0%，明顯低于2023年全年的5.5%、6.5%、4.8%，這與其金融業發達且占比較高有著直接關系。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2.3%，實屬罕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金融業收縮對于居民消費的不利影響。

考慮到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的增長離不開收入的穩步增加，因此想要擴大消費，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勢在必行，這便是為什么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到這里，問題就變成了“如何增加居民收入”。

其實縱觀世界經濟史，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的確有頗為成功的案例，那就是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可以理解為由日本政府制定的一個“十年發展計劃”（1961-1970年），按照計劃要求，十年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都要實現翻番，即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讓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7.2%，最終目的則是提高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國民經濟發展與居民生活進步的協同并舉。

而在“國民收入倍增”的實踐當中，日本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首先，是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

在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后，日本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法規來引導農業經濟的發展。具體涉及到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注重提高農業生產率、大力在農村推行機械化生產等等。同時還推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讓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成為非農人口，并在住房、教育、保險等方面給予全方位關照，如此不僅打通了農民工向上躍遷的渠道，還為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支撐。而一系列舉措的結果，便是農民收入的提升以及各項權利的保證。

其次，是著力縮小不同階層間與區域間的收入差距。

在提高職工工資方面，日本通過最低工資制度及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來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并縮小行業工資差別；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方面，日本倡導小型企業之間的聯合，要求同行業的大型企業要對中小企業提供設備以及技術人員的扶持以確保共同繁榮，促使中小企業不斷進行科技創新，提高企業的技術生產能力，同時配以財政金融政策傾斜，有效激發出中小企業的活力，并極大地吸納了就業；在緩解區域不平衡方面，日本當局給予落后地區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在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礎公共設施的建設上加以支持，并且大力鼓勵企業和工廠向落后地區遷移，以緩解東京、大阪等人口密集一線城市的生產生活壓力；在扶持低收入群體方面，日本采取“限高、擴中、補低”的財政補貼政策，收入越低的群體，從國家財政獲得到的補助越高。

最后，推行低賦稅，健全社會保障。

為了提高國民收入，日本在稅收方面大做文章。例如，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稅率、增加納稅人家屬的補償額度等方式進行全民減稅，并將經濟高速增長所增加的大部分稅收用于減免個人所得稅，守住稅負不超過個人收入20%的紅線。與此同時，日本加強了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扶持力度，并做出規定，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撥款從1961年起必須保持年均8.9%的增長率，其結果便是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撥款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61年的4.8%提高到1970年的6.1%。此外，日本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大力實施及完善國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年金制度等，并將防止貧困作為核心課題，推進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福利制度等一系列舉措。

經過十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日本國民收入格局大大改善，發展不平衡問題亦是得到顯著緩解。而收入的增加也促進了日本內需的增長，人們越來越愿意在休閑、旅游、娛樂等方面加大消費力度，繼美國之后的又一個“大眾消費社會”隨之而來。

而日本的實踐，亦是值得我們深思和玩味。

除了上述經驗之外，對于我國而言，還可以在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上下功夫。

就絕大多數人而言，工資性收入一直都是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常年保持在55%以上，而財產性收入占比僅有不到10%。放眼全球，很多發達國家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都要顯著高于我國，這便意味著我國居民在提升財產性收入方面仍有較大潛力。

鑒于樓市仍未出現見底企穩信號，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自然要從資本市場做文章，而這也符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到的“要統籌防風險、強監管、促發展，提振投資者信心”的定調。為此，有必要進一步活躍資本市場，通過種種方式來推動資本市場生態優化，提升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同時也應大力扭轉資產價格下行預期，真正強化資本市場的賺錢效應，繼而放大財富效應，讓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不斷提升，這對于擴大消費而言同樣是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