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先生生病入院，需要緊急輸血。

但醫生說：你近期沒有獻血記錄，因此無法為你調血使用。

李先生頓時驚呆了。

他從2011年到2020年，總共無償獻血達八次之多，家里一堆獻血證。

他找出獻血證，和醫院交涉，還聯系了當地了血站。

但他得到的答復，居然是：

“無論你過去曾經獻血多少次，反正你最近幾年沒有獻，之前的獻血證，已經過了時效。而血站規定，只有近期有獻血記錄的人才能用血。”

血站給他的建議是：

你可以讓家人、朋友，立刻代替你獻血，但必須和你的血型相同；如果血型和你不同，每獻400毫升，血站只能給你提供200毫升血液。

李先生又無奈又氣憤，將此事在網上曝光，一下子上了熱搜。

原本一直相互推諉的血站和醫院，現在都改了口，說可以用血了……

這種近乎魔幻的現實，尤其是既能把人活活刁難死，又隨時可能因為某些因素突然180度大轉彎的所謂“規則”，難免令人想到這樣一本書：

當代學者兼社會批判者大衛·格雷伯的《規則的悖論》。

“無血可用”的獻血英雄，還有多少？

李先生的荒誕“奇遇”，并非孤例。

山東一位姓鐵的先生，家住日照市，獻血十幾次，還獲得了國家頒發的銅獎。

今年四月，鐵先生的妻子在濟南市就醫、住院，需要手術和輸血。

按理說，作為獻血者的家屬，其妻有資格用血。

但醫院的主管者卻對心急如焚的鐵先生說：

無論獻血多少，都是在日照市獻的，到了濟南就不算數了……

鐵先生四處求助，此事被曝了光。

濟南的醫院和血站發覺事情鬧大了，又連忙改口道：

“這是場誤會，手術當天就已經協調備血了，只不過因為手術非常順利，患者出血量很少，所以沒給輸血，備好的血液沒用上……”

鐵先生一家無奈地說：

今后我們恐怕沒有多去獻血的積極性了，搞得自己“流血又流淚”，何苦來？

——無論李先生還是鐵先生，都曾大量獻血，說他們是舍己利人的英雄，也毫不為過。

他們的遭遇令人唏噓，令人心寒。

相比之下，還有多少同樣有此類經歷的人，我們根本不曉得？

網上叫屈者多矣，能夠被大眾關注的，注定是少數。

像李先生、鐵先生那樣的多次獻血者，其權益，其實早就有全國通行的明文規定：

“累計獻血超過800毫升者，其本人在三年內，可無償享用獻血量三倍的醫療用血；三年后，可終身享用無限量的醫療用血。”

“獻血者的配偶，或父母、女兒等直系親屬，可無償享用與此人獻血量等同的醫療用血。”

然而，一些地方故意加碼、杠上開花的“土規則”，將上述明文規定，搞得面目全非。

“獻血證過期”、“異地不能用血”之類的荒唐事，恐怕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尤其是，除了醫療用血，還有多少其他領域，也同樣如此，甚至猶有過之？

正如書中的慨嘆：

“任何白紙黑字的權益，都可能在實際執行中，在不同的地區，被打不同的折扣。”

“尤其是，它往往打著‘上面明確規定’的招牌，明明無比荒誕卻又令你不敢不敬畏，把你刁難得既哭笑不得，又很難找地方說理……”

芝麻綠豆的權力，為何“壓死人”？

設置“土規則”，對李先生和鐵先生百般刁難的機構，無非是醫院，以及當地的血站。

根本不是多大的“官兒”，甚至可能連編制都沒有。

然而，這點芝麻綠豆的權力，卻足以把人整得七死八活！

想想看，身患重病，急著手術救命，手術就難免輸血；

在這個節骨眼上，卡著血源，就等于扼住了你的命脈咽喉。

“縣官不如現管”，這條民間智慧的諺語，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與之類似的情況，我們稍微想一想，恐怕人人都深有體會。

“疫情”封控時期，有人突發重病，但小區保安拒不放行，或者醫院拒收拒診。

盡管沒有任何明文規定，但卡著你的人，一句模糊不清的“上面規定”，就足以包含著對你的一切束縛，而且這一切都似乎變得“合理合法”。

再如很多中小學，屢禁不止的亂收費。

老師代表學校乃至教育機構，隨意說個數字，可能連蓋章的通知都沒有。

但一般而言，眾多家長都不得不如數付錢。

如果在群里多嘴問一句，生怕得罪了老師，導致自己的孩子無端受癟。

真遇到這種事，大多數家長恐怕還真沒辦法。

到教育局投訴，說起來容易，但普通人可能連進哪個門都搞不清。

“僅有芝麻綠豆的權力，但在關鍵時刻能夠管著我們，足以決定我們命運的人，經常肆意曲解明文規則，同時，他們儼然‘口含天憲’，仿佛法律的化身。”

“任何規則都可能在實際執行中，成為他們大發淫威、以權謀私，或則毫無理由故意刁難人的利器。”

書中的這些話語，細想之下，令人不寒而栗，卻又無可奈何……

“荒誕規則”何時休？

針對上述的“荒誕規則”，書中認為，最關鍵、最徹底的治本之策，是“普通人能夠無止境地向上問責”。

關于問責，書中舉了一個關于可口可樂的例子：

可口可樂是個“百年老店”，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全球各地都設有分公司，產品遍銷于全球幾乎每個角落。

不同地區的可樂，口味可能大不相同，比如櫻桃味可樂，在歐美長期銷售，而在中國內地就比較罕見。

然而，無論哪里的消費者，只要“喝出了問題”，首先可以找自己購買可樂的銷售者，銷售者接到投訴，即可通過供貨渠道，層層向上反映；

此外還有個更簡單的做法：直接針對“可口可樂”這個公司、這個品牌，無論公開批評，還是上法院起訴，都可以。

曾有環保人士，不滿可口可樂使用塑料瓶，起訴其污染環境；

還有人聲稱，自己的肥胖，是因為長期喝可樂導致，要求可口可樂給與自己巨額賠償。

可口可樂無法禁止上述的種種——即使在法院勝訴，免于賠償，其名聲也難免受損。

但話說回來，也正是因為“人人都可以公開批評”，所以可口可樂在世界各地，雖然是公認的“垃圾食品”，但其食品安全，和銷售服務的可靠性，卻備受信賴。

書中希望，每個有權制定規則，或則代表上面執行規則的機構和個人，都能像可口可樂一樣，隨時都能被問責；

而且，“所有不足，都是這個品牌的責任，都是總部責無旁貸的過失”。

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理想，距離我們的社會，依然非常遙遠，甚至不可企及。

這是我們的無奈，但也值得我們為之努力漸進。

無論如何，但愿我們身邊，類似“獻血英雄無血可用”的荒誕情形，能夠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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