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

數年前，我第一次翻開笛卡爾的《談談方法》（又稱《方法論》），像發現了新大陸，讀完后，感覺整個人都煥然一新。

前些天再讀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最大的問題是沒去行動——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

至于笛卡爾本人，按翻譯老師的話說，要挑他的毛病，那可真是一抓一大把。

關鍵的是，我們讀他的書，是為了學習他的智慧。就像我們看其他書一樣，用現代的眼光去挑古人的毛病，那太容易了。

相比之下，要學習他們的優點，那就難多了，得下點功夫。

1）要堅持正道

笛卡爾認為，

只有聰明才智是不夠的，主要在于正確地運用才智。杰出的人才固然能夠做出最大的好事，也同樣可以做出最大的壞事。

行動遲緩的人只要始終遵循著正道前進，就可以比離開正道飛奔的人走在前面許多。

關于如何正確地運用才智，笛卡爾提出要以“良知”為基礎。

對于“良知”，我們就太熟悉了。

良知的外在表現就是德行，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德行的培養和實踐一直被視為個人修養和社會和諧的基礎。

呂坤在《呻吟語》中提過說：

愚不肖者不能任道，亦不能賊道，賊道全是賢智。

意思說沒有才能的人不能擔當道的重任，但也沒有能力制造異端邪說。能做大的壞事的都是有才能的人。

這就像那句話，“你聰明過人，這讓你的破壞力驚人！”忘了是席勒還是王爾德說的了，反正這兩位損起人來都毫不客氣，可謂又刻薄又到位。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又聰明又有文化。比如，《蝙蝠俠：黑暗騎士》中的小丑。

稻盛和夫每寫一本書，都會不厭其煩地反復強調良知的重要性。

他在《特別認真地生活》中說，

能力這種東西，由于駕馭它的人的人格不同，既可以向好的方面發展，也可以向壞的方面發展。所以人格比能力更重要。

他還說過，

凡位居人上者，比才干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
才能出眾的人往往容易做才能的奴隸，把才能用錯方向。因此需要有一種力量來控制才能發揮的方向。

這種力量就是良知，或者說是德行。

稻盛和夫表示，相比所謂的天才，他更喜歡認真努力的普通人。

他說的普通人，也就是笛卡爾說的“行動遲緩”的人。

天才們正因為聰明，權衡利弊的能力也很強，很容易看到重重困難而放棄努力。而我們普通人，經過長期不懈地努力，也能取得驚人的成就。

是什么讓他們從平凡變為非凡的呢？
是不厭其煩、默默專注于一件事情的力量，是拼命過好“今天”的力量，是將“今天”不斷持續的力量。換言之，將平凡變為非凡的就是這個“持續”。

所以，比起才能，良知才是我們立身安命之本。

才能出眾者注意別做才能的奴隸，讓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

才能普通點也不怕，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道路，即便走得很慢，最終能將平凡變為非凡，原本平庸的生命會因此變得不普通。

2）解決問題的通用方法

讀書并不能得到一切明白可靠的知識、一切有益于人生的道理。

笛卡爾在當時歐洲最著名的學校，如饑似渴的修完全部課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他發現自己陷入疑惑和謬誤的重重包圍，覺得努力求學并沒有得到別的好處，只不過越來越發現自己無知。

其實，意識到無知就是最大的發現，這足以讓我們謙虛起來。

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所以一無所知的人更容易覺得自己無所不知。

笛卡爾注意到，每門學科都有優缺點，試圖從里面學到好的東西才是關鍵，但不要鉆牛角尖。比如，了解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可以激勵人心，但對古代的事情過分沉溺就會造成對現代事情的茫然無知。就像旅游太久，會對自己的家鄉生疏一樣。

他還發現，我們能夠想象出來的任何一種意見，不管多么離奇古怪、難以置信，全都有某個哲學家說過。

同樣的道理，歷史看多了，會發現現在發生的所有一切，幾乎都能在過去的某個角落找到影子。正應了網上那句很流行的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而且，與我們針鋒相對的人并不因此全是蠻子和野人，正好相反，很多人運用理性的程度與我們相等，或者更高。

同時，他認識到，我們聽到的、看到的，未必就是可信的。

同一樣個人，自幼在法國或者在德國長大，就會變得大為不同。
連衣裙的樣式也是這樣，一種款式十年前流行過，也許十年后還會流行，而我們現在看起來，就覺得古里古怪的，非常可笑。
因此可見，我們所聽信的大都是成規慣例，并不是什么確切的知識。
有多數人贊成并不能證明就是什么深奧的真理，因為真理多半是一個人發現的，而不是眾人發現的。

經歷了上述的一切思考之后，笛卡爾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的人似的，下決心慢慢地走，每一樣東西都仔細摸它一遍，這樣雖然進步不大，至少保得住不摔倒。

由此，他得出了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里以福特汽車為例說明此法）：

第一，懷疑一切。

凡是自己沒有明確地認識到為真的東西，決不將其當作真的來接受。也就是說，要小心避免輕率的判斷與先入之見；而且除了清楚且分明地呈現到心里，讓我們無法懷疑的事物之外，不把別的任何東西包含到我們的判斷里面。

亨利·福特懷疑傳統的手工制造方式是否是生產汽車的最佳方法。他認為，如果能夠找到一種更高效的方式來組裝汽車，那么就能降低成本并提高產量。

第二，問題分解。

為了更好地解決遇到的每一個難題，要盡可能將其分為細小的部分，使得它能夠得到最好的解決。

經過思考，福特將汽車制造過程分解為一系列簡單的步驟，如車身制造、發動機安裝、內飾安裝等，每個步驟都由專門的工人完成。這種分解問題的方法使得汽車生產流水線化，大幅度地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

第三，從簡單到復雜。

按照次序指引他的思考，要從最簡單、最容易認識的對象開始，一點一點逐漸提升，直到認識最復雜的對象；而且即便一些對象本來并不存在先后順序，也要在它們之間設定次序。

亨利·福特在構建汽車生產線時，采取了從簡單到復雜的策略。他首先制造了簡單的汽車模型，然后逐步改進和增加復雜性，最終創造了流水線生產方式，大幅提高了汽車的生產效率。目前，流水線生產方式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到各個行業。

最后，綜合檢查。

無論何時何處，都要盡量詳盡地列舉出各種情況，盡量全面地核查各個方面，以確保自己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一旦流水線開始運作，福特會綜合檢驗整個過程，確保每個環節都能無縫銜接，并且達到預期的效果。

總的來說，笛卡爾的方法論是一種理性、系統和有序的思考方式，它有助于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形成批判性思維，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減少錯誤，促進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形成逐步深入的系統化思維。

這種方法的通用性很強，適用于大部分問題和領域。

它雖然看上去很簡單，但能用好是一門藝術。

3）成長三原則

笛卡爾認為，必須把舊的拆掉，才能建設新的。為了今后更好地活著，他給自己立下了三條準則：

第一，除了遵守法律法規，在其他事情上，以周圍最明智的人為榜樣，遵循他們在實踐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極端的意見，來約束自己。

笛卡爾的這個“周圍明智的人”，意思是同時代的所有優秀的人，不管他們來自波斯，還是中國。

他的這個“中道、不走極端”，讓我想到中庸。

也許他讀過《中庸》，并且很認可這種避免極端和偏激的和諧藝術，起碼他在《談談方法》中提到過中國。

如果沒有讀過，那說明英雄所見略同。

笛卡爾還認為，對這些明智的人也要進行觀察，要知道他們真正的想法，不能光聽他們說話，關鍵是要看他們的實際行動。一方面因為不少人不肯全說真心話，而另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是什么。

相信一件事不等于知道自己相信這件事。

比如，說點扎心的，有的人拼命努力，以為自己相信“努力就會有收獲”，實則是出于“不努力就會被淘汰”的恐懼。

第二，在行動上盡可能果斷堅定，一旦選定某種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要毫不動搖的堅決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樣。

就像在森林里迷路了一樣，絕不能胡亂走，也不能停下來不動，必須朝著一個方向盡可能筆直地往前走。最后到一個地方，總比困在森林里強。

明白這個道理后，笛卡爾表明自己就再也沒有犯過后悔的毛病，不像意志薄弱的人那樣反復無常，一遇到風吹草動就改變主意，今天當作好事去辦的明天就認為很壞。

第三，永遠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只求改變自己的愿望，不求改變世間的秩序。

要始終相信，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一樣事情可以完全由我們自己做主。所以，我們對自身以外的事情盡了全力之后，就可以了。

此外，笛卡爾還認為，我們不能馬馬虎虎地跟著別人的看法后面轉，只希望自己不放過任何盡可能的找出更好方法的機會。

有了正確地判斷，就可以有正確的行動。

關于“我思，故我在。”

拉丁語原文是“Cogito, ergo sum”，法語是“Je pense, donc je suis”，英語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

笛卡爾在《談談方法》原文中給出的解釋是：

“我想的時候，那個在想的我必然應當是個東西。”

個人的理解是，一個人思考的時候，作為思考的載體，他一定是存在的。

這讓我想起電影《人工智能》里面的一句有點不相干，但又像是借鑒這句話的臺詞，“I am. I was.”

說明：文中的第一張插畫為笛卡爾的心形線，其余的插畫均為荷蘭版畫家莫里茨·科內利斯·埃舍爾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