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20世紀80年代民俗學科重建以來，在一代代民俗學人努力之下，民俗學獲得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無論是民俗學研究深度還是廣度都有顯著提升與拓展，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事業的開展，民俗學人同時成為民俗學研究與非遺保護傳承的學術骨干力量。為了彰顯民俗學人的貢獻，傳承學術精神，我們特別開辟“學人專欄”逐期刊載民俗學人的精品力作，以饗讀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學與非遺研究園地的前輩與同仁。

作者簡介

陳勤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民俗學、文藝學、博士生導師。原任華東師大對外漢語系主任（1996），華東師大對外漢語學院常務副院長（2005），華東師大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文學科學術委員會副主席、對外漢語系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等。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第一至第五批國家級非遺評審專家委員會專家，上海市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中國民俗學會城鎮民俗專業委員會主任。2007年，被國家人事部、文化部共同授予“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工作者”，為上海市勞模。2021當選中國非遺年度人物。主持十余個國內外科研項目，出版各類專著16部、編著14部，論文、文章200余篇。

周曉霞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略論民俗與民族精神

黨的十六大，為我國的文化事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要將我們的文化發展與民族精神的熔鑄，融合一體，引向深入，我感到，有必要對我們生活中處處存在文化事項——民俗予以正確的認識與深層的把握。按照現代民俗學的理念，民俗不僅僅是一般的民間的風俗習慣，而是一國一民族固有的傳承性生活文化的總和——人類社會中一國或一民族最獨特的最根本的基礎文化或地質文化。真正的民族文化，只有在這些長期流傳于普通民眾的民俗文化中才能獲得。然而，于毋庸諱言，由于多種的原因，民俗學科以及密切相關的文化人類學、哲學人類學，在我國尚處在初級階段。理論的貧乏，造成了實踐的蒼白和對民俗認識的短視。環視當今中國社會中民俗的運作，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久違的民俗，如雨后春筍，到處涌現。并被制成種標簽和旗號，頻頻在商業、旅游、娛樂、影視等經濟文化活動和媒體中亮相；另一方面，一些社會文化沉渣的泛起，弊端的再現，動輒被斥之與民俗相牽連。這種文化上實用主義的民俗運作，時而將民俗推上云霄，時而將民俗打入深淵，實在是不足取的。從中也折射出我們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文化人，對民俗認識的淺薄。這不僅不利于當前經濟文化領域和精神文明中民俗的合理應用，同時，又阻礙了我們對民俗內涵的真正理解。撥開籠罩在民俗上的種種迷霧，我們發現，民俗是風習性群體心愿的綜合反映和表現，是民族群體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質的集中體現。對于民俗，我們要有科學的分析,對它重新全面地梳理，去粗取精，除蕪存真，則是凝聚民心，重塑當代國民性，熔鑄民族精神的一個有益步驟。

一． 民俗——民族民眾精神意愿立場觀念的展演

民俗與民族精神的關聯，首先在于民俗展現了民族民眾的群體化文化精神的走向。按照現代民俗學的理論指南，民俗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礎層或基石，其間代表了民眾群體的精神意愿和立場觀念。①

可是，上述理念在我國還沒有得到普遍的理解和認同，包括我們的知識界。民俗學識理念的后進，究其原因，有內外的因素，其中與中國傳統的民俗理念有很大關系。

民俗學之民俗，表面上是漢字，實際上如同文藝理論、物理、化學、干部等一些專用名詞一樣，都是上世紀之交，為向西方學習，從日語漢詞出口轉內銷回來的。我國雖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民俗”概念的國家之一，遠在春秋戰國時期，統治者已懂得“彰好以示民俗”，“觀風俗以察朝政”，但是，其理念與西方民俗學Folklore之民俗內涵，認知有頗大的差異。較之接受了西方的Folklore學科，然后按日本西化進程中日本傳承性文化的實際效用，用漢字的“民俗”去翻譯成日語的“民俗”在涵義上也是有很大差別的。日本，表面上也用了與中文一樣的文字——民俗，可客觀上已灌注了西方的學理、學識和本土的文化理念，內涵上已大大擴容了。我們在1913年，由周作人將“民俗學”，從日本轉購回來后，理論上沒有系統地將其重新界定。而在思維習慣上把“日語漢字”的“民俗”與“漢語中文”的“民俗”相提并論，無意中，還是以傳統漢語的民俗，取代漢字日語的“民俗”，并以此替代英語系統中Folklore的全部。殊不知，這二下轉換，把兩方學科理念上的民俗學已作了兩次外科手術。在很長時間內，我們學界包括《辭海》都把民俗視同“民間風俗”的縮寫。風俗與民俗混同一體，等量齊觀。在日本，西方的民俗學理論引進后，日語漢字“風俗”與日語漢字“民俗”就明顯分了家。“風俗”在現時的日語中已成了“風流”，“風俗”成了帶有紅燈區的代名詞。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風俗，在日本民俗學鼻祖柳田國男的分類中，僅是民俗的一個淺表層面——生活技藝，而且就這個層面所包括的內容，除了中國傳統風俗意義上的四時八節，生養嫁娶，殯葬習慣，還包括衣食住行，生產工具、傳統工藝等等。如果再加上另外二個層面口承語言，心意諸現象及民俗思考原型，其民俗的內涵，從無形到有形，從言行到心理，攘括了民眾生活的各個領域。民俗的事項是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文化經驗的匯總，民俗的研究也就成為攸關歷代民生不可缺少的社會需要。反觀我國，各地的民俗調查和民俗活動，猶如山花爛漫，然而在這些勃勃生機的背后，卻因學識理念的落伍滯后，有意無意地扼制了民俗向民族文化本質層面行進的步伐。

現實社會中，民俗的張揚，表面似乎是懷舊，或傳統的回歸，實質上卻是民族民眾心中情感意愿、立場觀念的展演，其內里往往蘊涵著文化立場觀念的轉變和價值的重估。

例如，這幾年，神州大地大江南北，一股股民俗熱，如燎原之火，在紛紛燃起，連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這樣的現代大都市也隨勢浸染期間，并不時刮起一陣陣回腸蕩氣的民俗文化熱浪。對此，有些學者稱之為懷舊熱。

然而，從文化批評的眼光，懷舊熱的描述，僅是一種表層現象，其深層的底蘊，卻是現代化進程中一種文化立場觀念的轉變和價值的重估。

在人類社會中，人與異類的差別最根本的是人的文化。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創造了人。人們的思想行為和價值判斷，時時處處受到由其創造的文化觀念的制約和影響。

人世間，一個“外在物”的價值評估，除了它本身具有的物質意義外，另外，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們賦予的物質所代表的文化代碼——文化觀念所指的價值傾向的約束，從而使物質本身具有了超越物質意義的價值判斷。例如在美國日常的餐飲文化模式里，牛排被視為最好的肉。雖然生產量超過需求量，但是價格仍然很貴。窮人經常食用其它比較便宜的肉。這些肉之所以價格低廉，是因為被視為不好的肉。日本也是這樣。為什么呢？牛肉之所以在美國被認為是最好的肉，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印歐傳統那種把牛看作是男子漢的氣概，一種性的文化觀念。餐飲傳統模式一直以魚肉為主的日本，當代也視牛肉為最好的肉且價格不菲，明顯受制于歐美牛肉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從單純的物質意義而言，有的動物肉類的價值，未必不如牛肉。如果歐美人一開始以狗肉為主，那今天最好肉的標準，就不是牛肉了。而且，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都會不一樣。人類把自己的文化觀念烙印在外在物上，使外在物的價值深深打上了人類文化的印痕。②我們眼中的外在物，實際上往往是由一種人為的文化邏輯所構建的。文化代碼所蘊涵的文化觀念，常常成了評估事物價值的重要的無形標尺。

應當指出的是人類社會中，人們所創造的文化是有不同層面的。按照現代民俗學的研析，人類文化最基本的是兩個層面：一是表層文化，二是基層文化。表層文化就是上層文化，中國一些報刊媒體還時常喜歡冠之為精英文化（殊不知，精英文化并不是表層文化或上層文化的專利品。精英文化分別存在于表層文化與基層文化或它們共同的建構中）；基層文化也稱之為地質文化，則是指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民俗或泛稱之為民俗文化。一個健全的社會人，可能沒有或缺少表層文化，象俗話所說的，沒有文化，如阿Q。但是不可能沒有民俗文化。反之，一個身處上層文化熏陶的人，也不會沒有民俗文化。即使象紅樓夢中鐘鳴鼎食知詩達禮的賈政，也不能免俗。囿于“抓周”的民俗陰影，找個碴，就將“孽障”賈寶玉往死里打。

不同的文化層面所持的文化立場觀念是有區別的。這樣也就造成了對事物不同的價值評估尺度。如從上述上層文化或精英文化觀出發，《三國演義》等，在我國大學傳統古典研究領域，一直視之為古代小說的典范。但是，站在民俗文化的立場考察，它源自民俗文藝。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已記載民間藝人在長安城講三國故事。千百年來，三國故事在民間不脛而走，不絕于耳。但是，如果將《三國演義》歸屬于民俗學的民間文學立場的研究，那離高雅的古典文學就遠了。按世俗觀念說句上海的大白話：擋子就低了。當然國際化的學術立場和視野就不同了。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俄羅斯李福清就轉換立場觀念，撰寫了《三國演義和民間文學傳統》的專著，令人耳目一新。實際上基層文化的民俗文化，是人類文化大廈的基礎。其所持的立場觀念也是人類認識、判斷、評估外在事物的最基本的文化立場觀念。我們在認識和評價事物的時候，要重視這一問題。順時合理的文化立場觀念轉換能使我們對事物有更科學的結論。比如高粱、玉米等谷物，在我國上層文化系統中是低下的，稱其為粗糧。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民、貧民的主要食糧，它們在主食中使用是貧窮的象征。在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的立場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它們現在成了綠色營養的文化代碼，富裕人鐘愛的食品，身價反了個。

所以現代化進程中的今天，我們對事物的認知，需要注意調整我們的文化立場觀念。長期的封建社會，使我們的文化立場觀念，浸透了唯“上（層）”為好的等級觀念。使理應看破紅塵的寺廟和尚也掛上了“處級”“科級”的文化等級的標簽。在國際上真是個大笑話。這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其實，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在追尋現代化的進程中，時起彼伏，一直在進行文化立場觀念的轉變整合。20世紀初，我國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透過其反帝反封建、倡導科學民主的現實需求，骨子深處流淌的卻是一場文化立場觀念的重大變革。具體表現為，數千年來一貫以上層文化為衡量標準的文化立場觀念受到了激烈的顛覆，以民俗學運動為代表的基層文化的立場觀念被推到了前臺。

發生在五四運動前后的中國民俗學運動，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風景。活躍在文壇上的文、史、哲、各學科名流專家、學者教授黃遵憲、梁啟超、蔡元培、周作人、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劉復、胡適、顧頡剛、沈兼士、常惠、錢玄同、顧頡剛、江紹原、楊成志、沈雁冰、鄭振鐸、朱自清、聞一多、容肇祖、及鐘敬文、婁子匡等或遙旗吶喊，或身體力行，紛紛投入其間，其陣營之強大，所涉范圍之廣博、成果之豐碩，在中國民俗學史上，乃至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見的。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名家爭向關注民俗學呢？從現在的學術眼光看，當年民俗學興起的時候，大力倡導民俗學的名流們對學科內涵也未必很清楚，有的甚至也不想清楚，可是卻依然在大聲疾呼，大力提倡。其原因在民俗學的基本理念代表的是民眾的文化立場。中國民俗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前導。20世紀初中國民俗學的興起，嚴格的說，它不僅是一個學術的求新，更多的是一面借其民眾文化理念進行文化立場觀念轉變的旗子。這一轉變，明確了人民是歷史文化的創造者，激勵了無數先進的知識分子走向民間，用新的民眾的的立場觀念重新審視中國社會的問題和現代化的發展。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們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問題——民眾立場上的的利益和理想結合起來，建立了才有我們今天的新中國。而當年國民黨的失敗，也正在于此。

總之，誠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所言，現代的電子技術與民俗工藝是并行不悖的。現代化進程不惟有一個上層文化或精英文化的視角立場，民眾代表的民俗的基層文化立場觀念才是最根本的，我們應該主動順時轉換自己的立場觀念，如江總書記“三個代表”所指出的，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 民俗——民族文化生命的重要標識

民俗與民族精神的關聯，其根本的還在于民俗是民族文化生命構成的基本成分。一國一民族之所以有民俗，并不是那個族群的喜好。民俗與人俱來，與族相連，是人類文化生命的基因。

人世間，一個完整的人的生命，應該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統一體。所以，一個人除了具有生物生命基因以外，還會有文化生命的基因。人的文化生命基因，是由以民俗為核心的第二生命系統構建。這是一種與有形物質的生物生命相異的獨特的生命元素：它雖然是無形的，卻溶化在人的生命里，并不經意地流露在人們的言行中。從而構成人類區別異類的根本標志，成為表現和鑒別民族或地域族群自身特征，展示和衡量人類多樣性、復雜性的重要標尺,一種比人類生物生命基因更為深沉的文化生命基因。

首先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啟示。自從現代生命科學發現構成生物生命的基本元素——基因DNA以來，人們就把解析生命的奧秘，探尋人種的差別，尋覓民族相異的希望，寄托在基因的解碼上。然而，其結果與有些人的企盼大相徑庭。據新華社報道，在人類基因組圖譜和初步分析結果公布之日，法國科研部長施瓦岑貝格在2002年2月12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說：人類基因組細節公布之日對那些種族主義者和排外主義者來說，是“非常難過的一天”，因為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使他們喪失了仇恨其他民族的根據。因為人類基因研究結果顯示，世界上不同種族人與人之間99%以上的基因密碼是相同的，人類的起源與進化完全是在相同的生物基因基礎上的完成的。這說明在人類基因組圖面前，人們看不出世界各色人種，種族人群之間的差別。可是，靜言思之，世界各種族、民族之間又確確實實存在差異，南北對話，東西方文明沖突，同一地區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間矛盾等等，即是這方面的反映。現實世界，地球人類之間存在著種種的隔閡，一場小小的《刮痧》把中美兩個民族的當事者推向法庭的對抗，這已是舉世公認不爭的事實。既然按人類基因組的初步圖譜，我們的生命體的建構99%以上是相同的，由此生命而產生的理念理應也相同，如同相同的機器模具壓出同一產品一樣，為什么還會出差錯？是我們對自身生命的基因檢測手段和技術還不夠先進、縝密，造成現有數據失誤？還是我們在認識人類種族、民族差別和人類特征的尺度中尚有不周之處？說是前者，我想是冤枉的。參加人類基因工程的中、美、英、法、德、日國自然科學家們的科學水準和分析測驗的設備、手段，是不容置疑的，各國在人力、物力、科技力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我們中國也有好幾名院士頂級人物投入其間。問題顯然不在前者，而在于后者。原因在于我們對于什么是人的基本尺度，什么是種族及民族的衡量標準方面有偏差。

什么是人，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統一體。

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包括學界的不少人，對于人和異類的差別，一般僅以自然科學生物學的眼光去衡量，往往把人僅僅定在高級靈長類人科的生命生物體的范疇。這似乎是對的，但又恰恰是不完整的。費爾巴哈曾說過一句名言：“當人剛剛脫離自然界的時候，他也只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歷史的產物。”現代哲學人類學大師，德國的蘭德曼教授在其名著《哲學人類學》進一步指出，當生物人類學試圖單純從生物結構來了解人時，同時也喪失了人的完整性。只有不僅把肉體，而且把人的文化都視為人的存在，才能建立完整的人的形象。人是創造文化和為文化所塑造的人。人是文化生命的存在：文化對于人，如同人外界供人呼吸的空氣，如同體內維系生命力系統的血管血液，是必不可少的。人與文化交織一體，缺乏文化，就缺少了做人的起碼條件。可見，沒有人去創造，文化則不存在，沒有文化，人也將無。人從動物進化到人，是生物和文化雙重進化的結果。人不僅有生物的生命，還有文化的生命。生物生命，只是人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人之所以為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共同進化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生命的進化，是人類之所以有別于異類而成為人的根本因素。文化進化對于人是比生物進化更為重要的進化過程。據報道，生命科學的的科學家們，已破譯出與人類基因最相似的還有雞和鼠。從生物生命基因而言，它們與人極為相似。然，雞，畢竟是雞，鼠還是鼠，與人是不能等量齊觀的。今天動物行為主義專家已測定，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是人類的專利。猩猩一類高等靈長類中也具有類似的能力，以此作為人和異類的區別已不足為憑。人之所以為人，是人能創造文化，并以文化來塑造自己，文化是人的第二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統一體。人類有生物生命的密碼基因，人類當然也有文化生命的密碼基因。這是造成人類種族、人群差別的重要標志。所以，要真正認識人，認識相互間的差異，除了要對人類生物生命基因作進一步的破譯之外，還需要對人的文化生命密碼——人的文化基因——如同人類生物生命基因一樣，進行同樣的解碼。這就是人類文化基因的破譯。它可以在認識人類生命史紀念碑上鐫刻下自己獨特的印章。國外已有這樣的先例。98年3月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開了一個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探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源起。會上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研究人類生物生命基因的分子人類學家、考古人類學家們，從生物工程，生命基因DNA和古人類骨胳比較研究追蹤日本人的根由，對日本彌生時代的古人與中國山東同時代的古人遺骨基因作比較。美國M·Crawfod教授就人類從非洲起源，分北路南路進入亞洲中國大陸，及至日本的發展路線，作了詳盡的論述。日本太田博樹教授作《亞太地區古人類線立體DNA樹系圖的研究》，對日本人的由來運用體質分子人類學，即人類基因工程的作系統的梳理和分析。我應邀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眼光所作的專題發言中，從中國古人類文化生命的一個重要信息和標識：遠古江南稻作文化中的鳥（日）信仰崇拜的發生流變，分析日本島（日）崇信的由來及本土的衍化，從中尋找日本人文化生命的基因和歷程，分析日本人和文化的由來，受到了與會者的贊賞。會上生命科學家、文化學者攜手合作，共同解析日本人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之謎，取得了豐碩成果。亞太地區的民族，從人類基因工程，分子人類學角度透析，他們基本上是同源同種，看不出有什么多大的差別，可現實中我們又處處感覺到不一樣。這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文化生命基因密碼的破譯，似乎更能回答這些問題。可見在尋求人類生命的軌跡中，文化生命的破譯可以起到與生物生命共同相同或達不到的意外作用。

其次，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在那里？人的文化，似乎有種種的解釋，人的文化生命，仿佛更是虛無飄渺，看不見，摸不著。但又確確實實在我們身上存在并可以找尋的。我以為，人的文化生命存在，人的文化生命基因的構成，是以民俗為內核的文化基因作基礎的。茫茫宇宙中，人類在謀求自身生存發展的營生中創造了最初的文化。人類最初創造的并塑造自身的第二生命系統文化生命的文化形態，是人類掙脫獸性向人性進化的原生態民俗。誠如哲學人類學的先驅，恩斯特·卡西爾所述：“如果有什么關于人的本性”或“本質”的定義的話，……人們突出的特征，人的與眾不同的標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學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勞動（work）。正是這種勞動，正是這種人類活動的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

③方言、神話、巫術，習俗等等人類群體生活所形成的原始民俗，構成了必然要反饋并制約于自身的圓周的文化扇面。從而形成了萬物中人所特有的以民俗為核心的文化基因，文化人性。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來到人世間，都無法用純客觀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而必然會帶上塑造他身心成長的群體眼光，即民俗的尺度來進行衡量評判。西方著名的文化人格學派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曾對此作過精湛的分析：“誰也不會以一種質樸原始的眼光來看世界。他看世界時，總會受到特定的習俗、風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編排。即使在哲學探索中，人們也未能超越這些陳規舊習，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會受到其特有的傳統習俗的影響。”④為什么呢，因為任何“個體生活的歷史中，首要的是對他所屬的那個社群傳統上手把手傳下來的那些模式和準則的適應。落地伊始，社群的習俗便開始塑造他的經驗和行為。到咿咿學語時，他已是所屬文化的造物，而他長大成人并能參加該文化活動時，社群的習慣已是他的習慣，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已是他的戒律，每個出生于他那個群體兒童都將與他共享這個群體的那些習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兒童則不會受到這些習俗的絲毫影響”。⑤生物生命基因幾乎一致的人類，在實際生活中還是有那么多的差異，其原因昭然若揭，那就是人類生命孕育成長期，不同族群由民俗構成的文化生命基因所然。例如，主要由游牧習尚進入文明的西方，重視個人生存權利；主要由農耕習俗進入文明的中國，重視集體生存權利。兩者對人生生命價值理念的出發點是有明顯差異的。西方霸權主義，用抽象的人權幌子，攻擊我國的人權問題，不僅是別有用心，在學術層面上，也是違反他們自己大肆宣傳倡導的學理學識的。

過去，由于學術的偏見和學科自身研究的不夠深入，民俗常常被誤解為沒落的文化遺留。是農民、陋民、落后人群的專利，對現實和現代化進程沒有什么意義。其實，民俗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割不斷的聯系。民俗，顧名思義，就是“民之俗”，即“人俗”。任何人都是自身所屬民俗文化圈的一部分。民俗與人俱來，與族相連，是人生永恒的伴侶。一種民俗一旦形成之后，就會以一種特定的思考原型和重復出現的行為模式，在民俗圈內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生于斯，長于斯的民眾，有意無意地整合接受具有共同心意民俗的規范。⑥

任何民俗，說到底，都是一定民眾群體共同心愿的顯現。是一定民眾群體心愿的“我們感”，正是這種“我們感”，構成了人類文化生命的DNA。它類同于人類生物生命的基因，以一種創造和再創造的文化密碼，延續并制約人類文化生命的成長。可見，民俗是人類文化生命有序發展的基礎。它以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一種對人類社會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溝通了人類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一個歷史階段和一個歷史階段同一性的聯系。

任何一個民俗，有原生態，次生態，再生態的衍化。如中國龍信仰民俗，從最早的龍意象，到后期的龍舞、龍舟活動，再到龍村龍潭、龍門吊等等以龍名謂的稱呼，就展示了 這一演變的過程。但是，不論是民俗的次生態，再生態的泛民俗主義文化，其間始終蘊含著該民俗最初的意象，包孕著創造這一民俗事項集體的心愿，一種理性和非理性“我們感”形態表現出來的集體有意識和集體無意識，并以集體心理定勢——民俗思考原型線狀傳承，在人們代代相繼的日常生活的器物、稱謂、觀念、行為中不經意地流地露出來。成為構成我們人類種族、民族、族群、區域人群中個人文化生命的特征的重要標記。例如日本民俗學鼻祖柳田國男撰寫的反映日本民族國民性的專著《日本人》；露絲·本尼迪克特對日裔族群調查感悟到的日本人國民性專著《菊花與刀》；得到過魯迅贊賞的，從普通老百姓生活習俗中提煉出來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中國人的素質》以及清代赴歐外交官陳季同根據的家族和鄉村生活體驗撰寫的《中國人的自畫像》、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等等，雖然一些說道，不無偏頗，但今日讀來，仍有令人震憾之感。當代作家們在此基礎上，以各地民眾現在生活習狀為刻畫對象的《閑話中國人》、《讀城記》等等，也通過當代人中一些不經意的行為中，顯示各色人群五光十色的文化生命。

總之，人的文化生命基因，雖然不象生物生命基因有物可憑，但是，還是有跡可尋的。現實中，人的生物生命基因激活了生命的活力，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規范了生命的走向。兩者從各自的基因密碼出發，共同構建了人生的生命里程。

綜上所述，人的生命基因是雙重的。以民俗為核心的文化生命基因，也是人類生命的另一重要部分。人類如果只對自身的生物生命有所了解，而對文化生命一知半解，那人類生命奧秘的破解，不可能是完整的。從某種意義上，就連對生物生命的認識恐怕也是不能不能深入的。如前所述，雞和老鼠與人類的基因有很大的相似，為什么呢？研究人類基因的專家們感到迷惑不解，新聞媒體作為一個亮點竟相報道。作為一個民俗學家，卻由此而激起了另一層思考；無獨有偶，中國古老的創世神話中，天地的開辟，萬物的萌生，比較多的傳說，都將此功勞歸結于一個是雞，一個是鼠。另據南朝《荊楚歲時記》載，古人把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大年初一，尊封為雞的生日。聯想生物基因解析中它倆與人類基因的相似，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巧合，還是我們尚不了解的生物生命演變的軌跡？抑或其它？看來，研究生物生命基因的專家，研究文化生命基因的學者對此都需要作深入探討。

一個民族或族群群體生命的闡釋，光依靠人類生物生命基因工程是難以擔當起此重任的，必須同時借鑒和發揮人類文化生命基因工程的作用和力量。二戰至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可是當年發動侵略戰爭，野獸般屠殺生靈，給亞洲乃至世界人民帶來巨大創傷的日本，卻至今不肯認罪，為什么？難道它們生物生命DNA中混有我們的生命科學還未發現的狼的基因？所以特別的殘忍？我不諳生物生命基因工程，不敢妄加評論。但是，我自己從文化生命基因工程角度研究分析發現，日本民族群體文化生命中先天就缺乏惡的理念和價值判斷，⑦恐怕才是其真正的根由。這也是國民性劣根性的所在。認識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其意義是及其深遠的。

當然，由民俗構建的文化生命基因，雖然，代代相繼，推動著人類族群群體生命的延續，但是，如同生物生命基因一樣，它總是不夠完善的。對此我們自己也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要象生物生命基因研究那樣，縷析文化生命的基因。并在此基礎上，區別優劣，揚長避短，博采眾長，熔鑄新的國民性，為中華民族21世紀的騰飛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 民俗——民族精神構建的內在凝聚力

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展現的民俗，雖然光怪陸離，五彩擯紛，但其深層卻有著這一民俗的承受者群體民眾所特有的共同的話生生的文化基因。在這文化基因中，如上所說，蘊藏著群體民眾相通的“我們感”——一種心心相印的共同意愿，蕩漾著亙古以來連綿不絕的具有共同精神內涵的集體意識流。并由此構成了群體民眾——民族、國家思想精神文化的基礎，民族魂，國魂的內核。

民俗與人俱來，與族相連，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體性共識的印記。任何民俗，說到底，都是一種群體性的感受和認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話、巫術、圖騰、方言、儀式等人類最初的原生態文化意識圖，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態環境和生存條件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機制不約而同滋生的共同約定和俗識。其問，積淀著人類實現自我進程中，使人逐步擺脫獸性，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與文化進化系統，其基礎，如同含金的伴生礦的原生態民俗。

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人民，具有優秀的國民性格與民族精神，如前所述，主要不是人種的進化，而是文化的進化。在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雙重進化中，文化的進化與抉擇，則是人類群體異于其他生物或其他人類群族的關鍵。而民俗則是文化塑造人格的重要方面，人類的每一個生命從它在母腹中誕生的一天起，就處在不同民族孕育的民俗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之中。其生命的每一個歷程，都可感覺到特有民俗文化的關照和影響，成為一種民俗文化錘煉下的具有特定國民精神民族魂的人。

民俗本身就是人類在不同領域中形成的群體性代代相傳的思考原型與行事方式。它具有對后繼社會行為起規范化模式和思想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現實中，它以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物化形態和情趣、風尚、習俗等無形的心意表象，通過口頭、行為、心理的載體，溝通了代與代之間，一個歷史階段與另外一個歷史階段的連續和同一性，構成了一個社會創造與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密碼，并為人類的有序發展奠定了基石。因而，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破除民俗傳統，而只能在舊民俗傳統基礎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一個國家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建設同樣如此。

有一種論調認為，現代人的內核是理性化，民俗一類傳統已經過時了。為了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就必須建立一種理性化的“發展”理想，應用抽象的理性原則行事，而與傳統的觀察方式和行為方式決裂。事實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從思想文化史角度來看，從來沒有徹底理性化，而總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交織運動中前進的。理性化僅僅是一種美好的理想。卻如當代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雄辯論證所指出的，“那些對傳統視而不見的人實際上正生活在傳統的掌心之中，正如同當他們自認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學的時候，并沒有逃出傳統的掌心一樣”。“新事物的形式與實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這些事物為出發點和方向。新事物吸取了存在于它們之前的某些東西”。⑧每一時代精神思想，同樣如此。即使是所謂時代民族的新精神新觀念，它本身就蘊含著過去的遺存內涵，歷史精神的合理內核。民俗作為一種傳統，本身就是這樣一種存在于今天的世代鏈環。毋庸置疑，很多源遠流長的民俗傳統不再有明確可辯的形式存在，但是，并不影響它以某種成分和變異的形態而繼續發展。正是這種內在的規范性的相繼延傳，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構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行為與模式，情趣與愛好，從而為一個國家的固有的民族精神的凝聚作了層層的積淀。

可見，一國的國魂，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時代的某個先覺或勇土憑空塑就的。它是該國民眾在世代相繼，代代相傳的群體文化范式——民俗中篩選挑選出來的。有著悠久歷史和生活文化的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歲月中，就憑藉有史以來生存實踐中磨煉出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俗精粹，一套適合我國民眾人情和國情的文化系統，才得以處世不驚，排除萬難，生生不息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有人卻斷言，傳統的民俗已過時，惟有引進外來的現代文化與精神文明，才能重鑄國魂。這是不正確的。在建設我們民族的精神文明中，當然應該吸取外國優秀的精神文化。但是，一國的國魂，代表民族群體的祟高精神，不可能是外來的，而只能是本民族中固有的，否則何謂國之魂，民族之魂!它的根基不在國外，就在我們千萬年來流傳不衰的優秀民俗之中。這些民俗中展現的民族的精神力量，足以代表我們國魂的雄姿。例如，心意民俗中，鳳凰非梧桐不棲，大鵬展翅九萬里的遠大抱負，精衛銜木填東海的悲壯舉止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堅韌，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自我犧牲，男吊女吊剛烈的復仇意志，梁山伯與祝英臺不畏權勢金錢的生死戀情等等，無一不令人扼腕叩節激動不已。人生社會民俗中，重陽節登高敬糕尊老，春節元旦日讓小輩先飲屠蘇酒扶幼，其精神，今天仍為國家倡導，全民響應的民族優秀的傳統精神。

現代國際人文學科民俗學之民俗，如前述，不僅僅局限于古代殘存的“風俗習慣”這樣狹隘的觀念。長期以來，不少人，包括我們學界望文生義對此理解存在極大的誤解，嚴重影響了學科的建設，極大阻礙了國家經濟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中國特色的健康發展。在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民俗學之民俗是一個國家民族，千萬年來積淀下來的固有的傳承性生活文化。反映了一個國家、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生存智慧。一定的的民俗之所以能長期流傳，關鍵是有它特有的能為人類生存所用的生活的知識經驗。在人類社會中，它又是一種道德的感召力，一種代代相繼的文化力量。日本在20世紀初開始將民俗作為日本人之所以能成為日本人的經濟和文化的寶貴經驗加以開掘和宏揚，極大地支持了日本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之路。前市長汪道涵同志御任前夕，曾支持翻譯出版了日本技術比較論者撰寫的關于日本經濟起飛的分析報告，日本專家們一致認為， 除了借鑒美英德等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外，利用日本民眾自古以來成功的民俗傳統“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重新塑造西方的現代技術起了重大作用。（可惜，這本書出版后，因種種原因，未能引起國人的注意！）所以，民俗學在日本成了一個“濟世之學”，一個滲透到眾多學科的一個國學。不僅在物質層面，而且在構建日本現代民族精神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學科的鼻祖柳田國男撰寫的歷史審視日本國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等名著，成為日本國民教育和民族精神建設的良師益友。從而也使他獲得了最高的榮譽——國家最高文化勛章。無獨有偶，韓國在激烈對抗日本的同時，在這方面也向日本學習有了長足的進步。漢城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上韓國化的現代科技和技藝表演，給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影響。這一切充分說明了一國固有的民俗文化對一國現代化經濟和先進文化建設的巨大作用。傳統和現代化并行不悖的。民俗傳承在現代化進程中大有可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急需加快現代理念的民俗學科建設和發展。

另外，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也離不開現代民俗學的建設。一國的精神文明，是一國民眾有史以來一切進步文化知識智慧的繼承和發展，民俗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我們提供了迄今行之有效的各類模式經驗，也向我們昭示了行將消逝的人類唯一的文化成果，這也是我們精神文明的寶貴財富。

為此，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中，民俗為為主的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成為重要的保護對象。另外，它的保存狀況如何，也是世界各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依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11月第29次全體會議對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界定：“傳統的民間文化是指來自某一文化社區的全部創作，這些創作以傳統為依據、由某一群體或一些個體所表達并被認為是符合社區期望的，作為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表達形式、準則和價值通過模仿或其它方式口頭相傳。它的形式包括：語言、文學、音樂、舞蹈、游戲、神話、禮儀、習慣、手工藝、建筑藝術及其它藝術。除此之外，還包括傳統形式的聯絡和信息。”

另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10月第31屆大會對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作了進一步的認定：“人們學習和過程及學習過程中被告知和自創的知識、技術和創造力、還有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創造的產品以及他們持續發展所必需的資源、空間和其他社會及自然構造；這些過程給現存的社區提供了一種與先輩借助產相連續的感覺，對文化認定很重要，對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和創造性保護也有著重要意義。”

近年來，以傳統的文藝、古城、民居、中國結，唐裝等中國民俗遺產、民間文藝為內涵的文化，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及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遺產申報中，不斷取得成功，越來越為國人和世界人民所重視，但是，令人擔憂的是，由于多種因素，尚有不少的領導和人們對民俗的價值缺乏科學的認識，在現代化進程中大量具有中國特色民族個性的民俗文物、民俗習尚，卻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和破壞，若不搶救、保護，即將與時消沉。中國加入WTO之后，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緊迫。因為WTO的基本原則中有一條，在鼓勵世界文化多樣化、豐富性的基點上，支持本國文化的個性化，而民俗正是實現文化個性化的基礎。中國優秀民俗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到了刻不容緩的境地。為了讓中國優秀的民俗文化更好地為當今現代化建設服務、也為了讓民俗學這一人文學科走向現實，更好切合社會發展實際的需要，民俗學的建設在哲學社會科學等人文領域中理應得到更多的支持，這正是為了扭轉國內在這方面落后的局面，順應加入WTO后的國際現代化潮流所作的學術努力。令人振奮的是，我們的當和國家領導層，已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的，文化的發展要關注“扶持文化遺產和民間藝術的保護工作”，它必將對我國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民族精神的建設的互動帶來巨大的促進。

民俗孕育了國魂，國魂就在民俗之中。古往今來，一些有遠見和成就的統治者和政治家，就十分關注這個問題。讓民俗來熔煉符合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國魂，以達到強民富國的目的。古希臘斯巴達城邦居民，中國滿族人關中原都曾利用民俗來培育統一的國魂和民族精神，從而達到一時的輝煌。德國格林兄弟一位是語言學家，一位是法律專家，他倆后來傾力于民俗的收集研究和學科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挖掘和構建德國的“人民精神”即“民族精神”，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⑨應當指出，民俗是多棱的寶石，而且其間摻合著雜質，利用不當，也會導致國魂的偏離，甚至走向邪惡。希特勒法西斯上臺便是明證。當今西方一些國家，為了自己的國家具有鮮明的國魂，缺乏民俗，就想方設法，人為地制造民俗，試圖從中孕育共存的國魂意識，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國家的穩定和民俗。如美國，立國才幾百年，又是一個移民國家，居民來自五大洲，四大洋，如何把他們牢牢地粘在一起，是個大問題，為此，就設計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節日和其他的習俗活動，從中來操練并展示一種美國精神。至今，它們已有了二百多個稀奇古怪的節日。透過這些眼花繚亂，色彩艷麗的節日，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其中明確的動機——企圖鑄造美國魂。這種方式究竟有多大效果，姑且不論，但是，民俗與國魂民族精神是緊密相連的母子連環，這是事實，我們千萬不能忽視。

注釋

①參見（日）柳田國男、關敬吾《民俗學研究的出發點》 原載《民間文學論壇》1982年創刊號

②參見（美）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 M? J? 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199頁-201頁 三聯書店1998年3月版

③（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87頁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④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5頁 三聯書店 1992年6月第二版

⑤同上

⑥陳勤建《中國民俗》第二章 21頁-31頁 1989年8月版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

⑦參見拙文《中日金雞傳說崇信的文化走向》《中國比較文學》2000年第三期

⑧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5頁、46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二版

⑨劉魁立《歐洲民間文學研究中的第一個流派——神話學派》載《民間文藝參考資料》北京師大中文系編 198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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