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甘祖昌，被授少將軍銜，在授銜儀式上，他穿著將軍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卻對妻子說：

“比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老戰友，我的貢獻太少了，組織上給我的榮譽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請求組織批準回江西農村，甘祖昌為何剛被授予少將軍銜就要回家務農？為何被授予少將軍銜的他聲稱自己地位太高了？

進軍新疆

全國內戰爆發以后，甘祖昌參加了保衛陜甘寧邊區的戰斗，1947年，他調任二縱隊后勤部工作，參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戰役，1949年調任一兵團后勤部部長，進軍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時，國民黨起義將領陶峙岳對王震說：

“我們這里國民黨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廢紙，就是糧食不多，吃飯是個大問題。”

新疆低處祖國的西北邊陲，交通不便，農業落后，幾乎沒有工業，當地人口少而貧窮，當時新疆的形勢很嚴峻，進疆的解放軍有十幾萬，原三區民族軍和國民黨起義部隊有十萬，以及四萬多勞改人員，將近二十萬人馬，每天都要吃喝。

甘祖昌組織人員圍繞了事問題深入調查研究，情況匯集起來后發現，部隊只有半個月存糧，騾馬飼料幾乎斷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派人到全疆摸情況的建議。

甘祖昌將后勤人員分為四個組，自己親自率領一組把人，包括五個少數民族翻譯，騎馬向冰雪覆蓋的北疆進發，最后，甘祖昌向王震提議用牧區的羊毛換日用品，解決牧民生活困難的問題，糧食的問題便解決了，王震也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見。

正當甘祖昌為建設新疆日夜奮戰的時候，敵人的魔爪卻暗中向他伸過來，1952年春天，甘祖昌到郊區檢查工作，途中必經一座橫跨水面的木橋，隨著一聲驚心動魄的巨響，甘祖昌所乘車輛不幸失控，翻滾入湍急的河流之中。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讓甘祖昌遭受了重創，上唇不幸被撕裂成三瓣，下頜也因沖擊力而脫位，鮮血瞬間染紅了衣襟，

兵團衛生部部長潘世征給他做了手術，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治療，他外傷痊愈，卻留下嚴重的腦震蕩后遺癥。

在醫院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甘祖昌，一經搶救蘇醒后，就伸出手去抓床邊的電話，他想掛“軍后勤部”，但卻發不出聲，特護護士情急之下一把搶過電話：

“甘部長，您是重傷，千萬動彈不得，剛有有點轉機，怎么能這樣活動呢？”

不久，甘祖昌的病房就成了他的臨時辦公室，8個月后，他頭部的外傷雖然痊愈，但因為戰爭年代他的腦部曾兩次受到槍傷，這次又被震傷，因此留下了嚴重的腦震蕩后遺癥，弄得他常常頭昏腦漲，幾次暈倒在工作崗位上。

以致于不得不一次次地被送進醫院，軍區考慮到他的健康，便強行安排他去內地療養， 并且還要為他蓋房子，一次，在他住院之時，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兼新疆軍區領導，長征老戰士王恩茂來醫院看望他，并告訴他組織上決定在烏魯木齊郊區為他蓋一所新房子，讓他在那里長期休養。

甘祖昌十分感激組織上對自己的關懷，但是他不愿意給國家添負擔，于是便婉言謝絕了組織上對自己的照顧，他說：

“黨給我這樣的關懷，我實在慚愧的很，我沒有給黨做什么工作，比起那些為革命光榮犧牲的同志來說，我更慚愧萬分，所以請求黨不要給我分房子，蓋了我也不回去住，讓我回去務農吧！”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腦震蕩后遺癥越來越嚴重，經常昏倒，1954年到廬山療養治病，仍然不見好轉，他每日發愁，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

每當他看到熱火朝天，蓬勃發展的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時，就總是難抑激情：“為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多么需要共產黨員啊！我怎么能靜靜地休養呢？”

為此他一再急切地要求恢復工作，軍區不批，他就直接找老首長面談，王震建議他到農場去種點果樹，干點輕微的活兒，以利于身體康復。

甘祖昌和王震相識于南泥灣，1941年冬天，甘祖昌隨著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但是在1944年，王震奉命率領三五九旅南下至于廣東東江縱師會師，那時候，甘祖昌的身體就不好，經常咳血，但是他堅持申請南下。

甘祖昌懇切地說：“在新疆部隊農場勞動是好，就是在農場工作的人，都是過去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他們會對我照顧太多，結果什么勞動都搞不了，還是回家鄉參加農業生產好。”

卸甲歸田的少將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至1955年，我軍第一次評定軍銜，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戎馬生涯幾十年，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甘祖昌，當他獲悉組織上評為他為少將軍銜時，心中十分不安，多次主動向組織上提出要求降低軍銜……

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對各軍隊各級干部評定軍銜，當時甘祖昌和妻子龔全珍大批參加了軍銜的評定。

龔全珍此時在新疆軍區八一子弟學校任教務處副主任，她是新中國成立之前便參加了革命，是個大學畢業生，學校的組織上給她定了個連級別，她對此沒有什么意見。

一次，當龔全珍和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丈夫的甘祖昌談及這次軍銜評定時，龔全珍說：

“我倒沒什么，只是單位有人為評級鬧意見。”

甘祖昌接著她的話出乎意料地說：

“我也有意見，而且有很大的意見，我已經寫信到中央去了。”

見妻子顯出十分驚訝的神情，甘祖昌接著說：

“平級別時根據德才資三條評定，他們給我評定了師級軍銜，我想來想去，自己怎么能夠上師級呢？后來事情又有變化，我的定級在報到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后，批回個準軍級，這下我心里更不安了，也更有意見了。”

龔全珍與甘祖昌相濡以沫30年，龔全珍畢業后放棄了能在城市找到的優厚工作，在1949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并跟隨軍進駐新疆，分配到新疆軍區八一子弟學校當教員，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失敗的，與丈夫離異后身邊還帶著兩個兒子。

剛開始她根本不考慮嫁給領導干部，但是與甘祖昌第一次見面，甘祖昌的坦誠和直率的性格震撼了她，甘祖昌毫不掩飾地對母親說：

“我只讀過一年半的書，連你姓龔的龔字都寫不攏，我今年48歲，有兒子，兒媳婦，和孫子，我是個軍人，信奉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

聽了甘祖昌的話，龔全珍堅信站在面前的這個人，是個真誠的完全可以信賴的人，而他們便在1953年3月在新疆結婚，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但是甘祖昌即使是對于妻子的請求也是不給“面子”，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龔全珍與甘祖昌剛結婚，不久后，她受同事之托，求甘祖昌辦一件事，她對丈夫說：

“我的一位好友想到軍人服務社買塊表，聽人說后勤部的人買表可以銷售減稅的優惠，價格便宜世紀元錢，但是軍人服務社經理說，要請你寫一張條子才能幫忙買。”

龔全珍表示這位老師平時與她很要好，從來沒有求她辦過事，表示自己已經答應人家了，懇請甘祖昌這次就幫幫忙。

甘祖昌聽了妻子的這番話后，心中有些惱火，便大聲地對妻子說：

“真奇怪，買得起表，上不起稅，這算個什么老師，一點國家觀點都沒有，這個是原則問題，我不寫條子，這種事你不該管。”

第二天，這位老師一見到龔全珍，便問：“甘部長寫條子沒有？”當這位老師得知甘祖昌一口回絕此事，十分驚訝，龔全珍將情況如實地告訴好友：

“這件事，他的確沒有給我面子，他這個人，只講原則，不講面子。”

這件事，當時弄得龔全珍很難堪，后來，在甘祖昌的耐心啟發下，龔全珍才意識到是自己不對，而龔全珍之后也打心底敬重甘祖昌。

1954年軍級鑒定，同志們一致通過他為正師級，報到總政治部，被批準被準軍級，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在授銜儀式上，他穿著將軍服，神采奕奕，但是回家后卻對妻子說：

“比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老戰友，我的貢獻太少了，組織上給我的榮譽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在1955年至1957年之間，三次向軍區黨委申請要求解甲歸田，返回故鄉江西蓮花務農……

他不止一次向組織寫報告：

“我自1952年跌傷以后，患了嚴重的腦震蕩后遺癥，不能再做領導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腳還是好的，請求組織上批準我回江西農村去，我愿為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做貢獻。”

當時，他的請求沒有被批準，1957年他又接著寫，這一年，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到新疆檢查工作，他當面向蕭華提出申請，肖華說回鄉務農不適合他的身體休養，但是甘祖昌堅持己見，肖華反問：

“你回鄉能活過60歲嗎？”

甘祖昌深知自己的身體大限是六十歲，如今回鄉務農，也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夠為家鄉做一些貢獻。

最終，組織上批準了他的請求，龔全珍得知后，感覺此事來的太突然了，但是她很快就理解了丈夫的決定。

就在甘祖昌第一次向她談起了打算回江西老家時，她毅然決然地也辦理了離職手續，跟隨丈夫一起回江西農村，她想著自己既然愿意與他結婚，那就應該不論天涯海角，都應該和他同去，與他同命運共患難，至于個人的工作和前途，沒有必要考慮的更多。

回鄉情系農民群眾，保持艱苦作風

1957年8月，甘祖昌帶領著全家踏上了千里歸途，為了給國家節約差旅費，甘祖昌將所有的行李精簡減成三個箱子，三個麻袋，但卻帶著八只籠子，籠子里面裝著六頭約克豬，15對安哥拉兔，15只來亨雞，甘祖昌說：

“我要將新疆這些優良品種帶回老家去，帶領鄉親們發展養殖業。”

新疆軍區的領導，同事，戰友和子弟學校的校長，老師都來歡送，一個個千叮嚀萬囑咐，頓時有說不完的話，表不盡的情，手緊緊握著不放。

車子終于緩緩啟動了，這一行共大小14人，兩輛汽車，前面一輛小吉普，乘坐著唐部長，甘祖昌和妻子以及七個月的兒子，后面一輛大卡車，乘坐著女軍醫，警衛員以及大大小小五個小孩。

甘祖昌一回家，就將弟妹們叫來，說了兩件事：

“一是我回來當農民，和你們一樣是個平民百姓，靠勞動過生活，你們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優良品種都帶過來了，為的是在家鄉發展生產，第二件事，我們的家庭以前受到國民黨敵人的摧殘，以后有福同享，有苦同吃，我回來了，大家一塊過好不好？”

大家表示同意，公推大弟森昌當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們都服從他的指揮。

從一位穿皮鞋的將軍，一下子變成田地里的赤腳大仙，老家的鄉親們對甘祖昌的選擇難以理解，都覺得他“太傻。”

有的鄉親還“數落”他說：

“祖昌啊，你穿著草鞋從沿背村跟著紅軍隊伍走了，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打出了一個新中國，下那只又打赤腳回到村里來，那你那么多年的仗不是白打了嗎？血不是白流了嗎？”

甘祖昌聽了，哈哈一笑，連忙解釋：

“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隊伍，是為全國的老百姓打江山的，為所有勞苦大眾謀幸福的，可不是為了貪圖個人的高官厚祿和生活享受，怎么能說仗白打了，血白流了呢？”
“那你成為將軍，又回到村里來種田，打柴，不后悔嗎？”

“后悔啥呢？共產黨人的本色，就是永遠要艱苦奮斗呀！”

甘祖昌一點也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心甘情愿地當起了打赤腳的種田人，回到老家后，甘祖昌始終保持著老紅軍艱苦的樸素作風，一心一意幫助鄉親們排憂解難。

有一年，他獲知有一個水稻優良品種叫做“清江早”，生長期只有短短70天，很是高興，就對鄉親們說：

“鄉親們，全縣有一萬多畝稻田，要是種清江早，正好能趕上種晚稻，畝產六百斤，全縣可就有五六百萬斤啊！”

他到處打聽在哪里能買到“清江早”的稻種，技術員說在清江縣農科所里有，甘祖昌說：

“好，你跟我一起去，馬上走！”

技術員說：

“到了清江火車站，離開縣城還有七八里路，要不我先和縣委聯系一下，請他們派個車？”

甘祖昌聽后卻批評道：

“七八里路算什么，咱們走著去！不要給人添麻煩！”

不巧的是，那天下了雨，甘祖昌的布鞋上沾滿了濕泥巴，趕起路來很不方便，他索性脫下鞋子提在手上趕路，看到眼前這一幕，那個年輕的技術員怎么也無法把這位眼前的甘跌跌和“開國少將”聯系到一起。

甘祖昌務農的的沿背村，耕地多是冬水田，平均畝產很低，他帶著鄉親們用挖地下水道派出污水的方法，給農田開溝排水，使糧食畝產提高了50，為此他還被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江西分院聘請為研究員，還參加過三次江西省的農業大會。

不僅如此，他還為家鄉修水庫，親自跋山涉水去勘測，修建橋梁，冒著嚴寒酷暑為全社的建橋事業奔忙，短短三年時間，甘祖昌帶領群眾修建了12座大小橋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條件，為此他說：

“為人民做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

不僅如此，他對子女要求嚴格，不許他們有任何特殊，對于兩個養子和四個女兒，甘祖昌從小要求他們打赤腳，撿糞，割草，放牛，喂豬。

和一般的農家孩子一樣，他根據孩子們年齡的大小，規定沒人每天要干多少農活，一個星期檢查一次，對于孩子們的穿衣穿鞋，他也有固定，要求一件衣服至少穿三年，一雙襪子穿一年，長大了穿不了的要給小的穿，破了的不準丟掉，大孩子沒人都要發一個針線包，要自己學會縫補。

1950年，他的大兒子甘金榮從蓮花老家前往新疆，要求父親為他提供一個上學或者安排一個比較輕松的工作，甘祖昌對兒子說：

“你已經20多歲了，讀書超過了年齡，現在工廠需要鍛工，你就去打鐵吧！”

甘錦榮做了半年鍛工，身體實在吃不消，甘祖昌才把他安排在農六師學開拖拉機。

1972年冬天，甘祖昌的大女兒平榮在吉安衛校學習，聽說部隊來招女兵，她正好符合條件，便寫信回家要求父親為她說話，照顧她入伍當兵，沒想到，甘祖昌回答她的是一頓嚴肅的批評。

后來，因為她品學兼優，經過學校組織的推薦，不對批準入伍，幾個月后，平榮勤學苦練，射擊成績優異，被選送參加全軍射擊表演，甘祖昌這才放心。

甘祖昌回鄉務農后，毅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他自己種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

1985年10月底，已經八十歲高齡的甘祖昌將軍最后一次住進了醫院，他朱德這所醫院，是家鄉醫療設備最簡陋的農村縣級醫院，當新疆軍區派來的一位領導干部1986年1月到江西蓮花縣看望躺在縣醫院里的甘祖昌時，他緊握著甘祖昌的手說：

“我進疆晚，在新疆沒見過你，可是你的事跡我們都熟悉，我看到像你這樣一位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住在設備如此簡陋的醫院里，心情真難過，甘部長，你病情好轉后到南昌定居吧！”

領導干部表示為甘祖昌在南昌蓋幾所房子，那里的條件好說：

“您現在80歲了，該享點清福了。”

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用微弱的聲音回答：

“謝謝組織上和同志們對我的關懷，我已經80歲了，要是死了也應當，國家可以節約一點開支，可是我還不想死，要爭取再活幾年，看看四化建設。”

1986年春節過后，甘祖昌病危，在彌留之際，他嘴里仍在斷斷續續地說：“領了工資，留下生活費，其余全部買化肥農藥，支援農業，我不要房子，不要給我蓋房子……”

他還囑咐妻子：

“我那條白毛巾是張學良張學思在去東北工作時與我臨別前送給我的，同志的感情深似海啊！我將它保存幾十年了，即使再爛我也舍不得丟掉，請你將他一定保存好。”

最后他讓妻子將自己珍藏的鐵盒子拿出來，又把幾個孩子叫過來，當著大家的面說：

“人是有生有死的，我怕是活不了多久了，我這輩子活得不是很精彩，但是我努力了，我沒有給你們留下任何金銀財寶，但裝在這鐵盒子里的幾樣東西，是我最珍貴的。”

甘祖昌表示要給孩子們留作紀念，更是寄托了他對孩子們的希望。

他兩手顫巍巍地把鐵盒子打開了，里面是用紅布包著三枚閃亮的勛章，那是1955年他榮獲的一枚二級八一勛章，一枚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枚二級解放勛章，另外還有幾站他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在兵工廠做采購用過的蘇區發行的紙幣。

他讓孩子們都傳看后，又雙手交妻子的手上，妻子激動地對孩子們說：

“你們都看到了，這是你爸爸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都要記住他的話，千萬不能讓他失望啊！”

孩子們站的筆直，眼含熱淚頻頻點頭，在家鄉多年中，甘祖昌每月工資大部分都在幫助群眾買化肥，修水利，建校舍，辦企業以及扶貧救濟上。

從1957年他回家以來，用在扶貧救濟上和支持生產建設方面的工資就達到了8.578萬多元，超過了他工資總額的70%，因此，得知甘祖昌病危的消息，許多干部，農民都自發去醫院看望，鄉親們說：

“他是個大好人，心中裝著我們老百姓，我們老百姓就應該感他的情。”

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逝世，走完了他從農民到將軍，又從將軍到農民的全部戰斗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