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年譜》和《國民黨將領看長征》等信史/文獻：

毛主席說：蜀地多兵勇，自古亦然……

1934年11月20日，奉蔣命，“川王”劉湘率幕僚一行抵南京，12月初返回重慶；幾天后，“川南剿總”于瀘縣/瀘州成立，集結部署了十余萬兵力，由潘文化任總指揮。

劉、潘幕僚/參謀團研判朱毛紅軍入川路徑有二：一是自湘西經黔東北入川，出綦江、由江津附近過長江；一是取道川黔滇邊，經赤水河地域入川，走瀘州、納溪、江安過長江。

【注示：川軍首腦認可上述“研判”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朱總、劉帥和聶帥皆為川人、時為紅軍名將帥；朱劉曾于瀘州作戰數月、聶帥是江津人氏，皆熟悉兩處情形。實際上，遵義會議的確是采納了朱、劉和聶之建議“經納溪、江安一線過江，于成都西南或西北創立根據地”。】

是年1月初，紅軍進入貴州，蔣命川軍3個師入黔；針對眾所周知朱總、劉帥“在紅軍統帥機關任職”之情況，川軍判斷紅軍極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長江；或經赤水/金沙、永寧/敘永，出納溪、江安一線過長江；遂命已經駐防江津的“模范師”郭勛祺部三個旅等等移防，機動至瀘州附近。這樣一來，長江南岸瀘州、永寧/敘永、納溪、江安段至黔北赤水河地域，川軍集中部署了12個旅、36個團。

劉湘、潘文化等，沖著朱總、劉帥和聶帥的“名氣”，專門調整部署、集中作戰兵力于一個方向，而且還“賭”贏了，亦可謂“神”來之筆矣！

至1月中旬，對即將“開局”的大戰，川軍不但“料敵在先或料敵從寬”，而且經過約六七周的“養精蓄銳”，還準備的十足充分；遂即，劉、潘命郭勛祺率本部和章安平、劉兆藜、范子英部，計6個旅、18個團三萬余精兵悍將，取頭尾相連“1.1.1”陣形，自川南前出至既定戰場一一赤水河地域。

【注示：略十個月之后、于百丈關下，亦是在這撥“精兵悍將”骨干的帶領下，川軍再次重創了紅四方面軍…。】

毛主席說：打不贏就走……

1月20號，軍委發布《北渡長江作戰計劃》明確：全軍由松坎、桐梓、遵義經赤水/金沙、土城，奪取納溪/瀘州、江安之線各渡江點，以便迅速渡江。

在此前后，軍委二局截獲川軍出動之電報一一時任總部作戰參謀的孔石泉憶述：“…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字譯成了`團'字，因而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兩個旅的敵人，就不會去打了。”一一這是軍委二局罕見的一次“失誤”！

川軍將校們的憶述，證實了孔石泉的說法：27號，首先與彭德懷、陳賡和董振堂等部激戰的，是川軍先頭之“模范師”郭勛祺旅、潘佐旅的六個團、萬余人；28、29號，又有“模范師”廖澤旅及另三個旅加入戰場，共計6旅18團約三萬余人。

28號深夜，黨中央批準毛主席提議“撤出戰斗”…。

基于錯誤的情報，紅軍作戰指揮部署出現了“顯著”的失策：

一是求勝“心切”：集中三、五兩軍團6個團+干部團“吃掉”川軍兩團五千多，應該不是太大的困難，結果“槍林彈雨”“血腥暴力”一整天，方有些許“覺悟”；因“心切”，事實上毛朱劉等自己延滯/耽誤了“戰場態勢感知能力”理性的正常發揮一一為此，毛主席曾多次公開的做過“自我批評”。

再是分兵：當時紅軍作戰兵力略為15個團、約半數為千人以下的小團，總兵力不及一萬半；一、三、五軍團分別使用于赤水/金沙、土城兩個方向，這是不小的失著。

令人欽佩的，是毛主席等于事后并未“甩鍋”軍委二局，還點贊他們是“照亮夜行路的燈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