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我最早的記憶是與祖父母在新德里共度夏日的時光。我度過了漫長、熾熱的幾個月,喝著酸奶飲品lassi,打板球,幫他們在路攤尋覓熟透的芒果。隨后我便回到美國,英語因荒廢許久而顯得生疏,我幾個月甚至幾年都見不到他們。某個時候,我的印度之行恍若一張張失落的快照。我的祖父們大概是因為心臟病發作而驟然離世的。祖母比吉在七十多歲時摔斷了髖骨,她的最后幾年停留在床與沙發之間。外祖母南尼患上了雙膝劇痛的關節炎;為了讓她離開五樓的公寓,叔叔幾乎得把她抱下樓。我一直在想,他們逐漸衰退的活力——世界變得狹小、可能性消失——到底是衰老的必然結果,還是本可以避免的。
我們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身體和心智會在晚年衰退——我們可能會在虛弱中死去,要么死有所依,要么孤獨終老。矛盾的是,這種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勝利。縱觀歷史,大多數人類都沒能活到面臨老年疾病的年紀。在1900年,出生在美國的嬰兒預期壽命只有47歲,其中五分之一在十歲之前就會夭折。但在20世紀,衛生、抗生素和疫苗使得我們戰勝傳染病,這大大延長了壽命。如今,新生兒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77歲。然而,現在的進展有所放緩。在過去的六十年里,醫學使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了大約七年,但這更多是通過延長老年人的生命,而非拯救年輕人的生命,且往往是在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實現的。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只是在延長死亡的過程。
越來越多的名醫、未來學家和所謂的“生物黑客”如今主張,情況不一定非得如此。據估計,全球有數百家專門的“長壽診所”(其中一些每年收費高達六位數),它們聲稱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寶貴的商品:健康的生命年限。也許最著名的長壽布道者是彼得·阿提亞(Peter Attia),他與比爾·吉福德(Bill Gifford)合著了暢銷書《超越百歲:長壽的科學與藝術》(Outlive: The Science and Art of Longevity)。通過他的遠程醫療實踐,阿提亞為富裕的專屬客戶提供健康建議、診斷測試、鍛煉方案和補充劑。阿提亞還主持了一個受歡迎的播客《The Drive》,在其中采訪了一群科學家、醫生和企業家。奧普拉采訪過他;休·杰克曼和格溫妮絲·帕特洛遵循他的養生法。
Peter Attia
來源:Sarah Karlan
阿提亞畢業于醫學院,原本接受外科醫生的培訓,但在住院醫生階段喪失信心并輟學。隨后,他成為了麥肯錫的咨詢顧問,之后為一家能源公司工作。在他三十多歲時,由于對自身健康的關注,他最終重返醫學界。成為一名父親后,他發現自己處于糖尿病前期,于是回想起家族中那些早逝的男性,他們多因心臟病去世。在書中,他將自己曾經的體型形容為“像香腸一樣”;有一天在海灘上,他的妻子對他說:“彼得,我覺得你應該努力讓自己別那么‘不瘦’。” 很快,他就陷入了“徹底優化身體的兔子洞”。
如今51歲的阿提亞堅信,科學、技術和有針對性的努力可以解決一個現代獨有的問題:生命最后的“邊緣十年”,即當醫學能夠維系我們的生命,但我們的獨立性和能力逐漸消逝的時刻。在他看來,壽命的延長遠超過健康的壽命,這并非一件光彩之事。阿提亞的許多建議顯而易見:鍛煉、健康飲食、良好睡眠、培養人際關系。(哈佛成人發展研究發現,長達八十年的研究表明,人際關系可能是長期幸福和健康的最關鍵因素。)但阿提亞經常從科學數據中推斷出一些令人震驚的、非常具體的建議。如果你希望在八十歲時能夠抱起孫子,那就在四十歲時嘗試五十五磅的“酒杯深蹲”。如果你希望老年時能夠獨自起立,那就嘗試“腳趾瑜伽”。阿提亞指出,從三十歲開始,每十年我們的肌肉質量和心血管健康都會顯著下降。如果我們想要減緩這種下降,并完成“百歲老人十項全能”——例如提購物袋、爬樓梯、進行性生活——那么我們就需要成為“生命的運動員”。
這種對長壽日益癡迷的趨勢也引發了反彈。許多長壽運動中的人士都是騙子,他們兜售藥片、藥水和虛假的承諾;長壽懷疑論者傾向于認為,我們能力的喪失是我們應該接受的,而不是可以避免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腫瘤學家和健康政策教授以西結·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批評阿提亞是一個“美國不朽者”,將簡單的建議復雜化。“僅憑他所說的就能多活一個健康的十年,這種想法是無稽之談。”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特別顧問的伊曼紐爾告訴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一點。” 每天半小時的運動確實能改善并延長壽命,但很難證明阿提亞的強化訓練方案能帶來更大的益處。懷疑論者認為,我們不斷為未來做準備,卻錯誤地將長壽等同于有價值的生活。
某個下午,我和三歲的女兒在操場上追逐打鬧了一個鐘頭。當我們回到家時,她在地板上鋪開了一副拼圖,期待地看著我。我很想靜靜坐下,無奈于膝蓋疼痛,背部緊繃。我不得不把拼圖移到大人的桌子,并把女兒放在增高座椅上。她似乎并不介意,但我記得那是第一次,我的身體機能明顯影響了我們能共享的事情。長壽問題變得具體起來,就像我祖父母面臨的一樣:我醒來時,忽視已久的關節和肌腱感到疼痛;我數著日子,沮喪地發現當孩子們畢業或成家時,我會有多老。總有一天,我們都會死。這對今天的生活意味著什么?
1980年,斯坦福大學的風濕病學家詹姆斯·弗里斯(James Fries)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預測,更好的藥物和行為很快將實現“疾病壓縮”,推遲疾病和衰弱的到來,直至生命的最后階段。在90年代末,弗里斯通過發表一項長達數十年的研究支持了他的假設。在四十多歲時鍛煉更多、體重更輕且吸煙較少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生,在七十多歲時患嚴重殘疾的可能性比其他人少一半;他們似乎將殘疾的出現推遲了五年以上。然而,精英大學的校友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弗里斯于2021年死于晚期癡呆,享年83歲,他更廣泛的預測似乎從未真正實現。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現在更長的壽命似乎包括了更多困難歲月。人口學家艾琳·克里明斯(Eileen Crimmins)和伊拉姆·貝爾特蘭-桑切斯(Hiram Beltrán-Sánchez)在2010年寫道:“疾病壓縮可能像永生一樣虛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普通美國人在65歲之后只有一個健康的生日。(瑞士、日本、巴拿馬、土耳其和斯里蘭卡等國的健康壽命更長。)
今年早些時候,我飛往奧斯汀聽阿提亞談論如何改變這種現狀。當我的Uber駛入他家的車道時,他正要結束晨練。一名助理帶我進門,我花了片刻時間觀賞F1賽車的紀念品。落地窗俯瞰著郁郁蔥蔥的山丘,陽光下佇立著一群真人大小的馬鹿和鹿的模型。我很快得知,它們是射箭練習的靶子。
Peter Attia主持播客節目《The Drive》
來源:Supercast
阿提亞剃著光頭,鼻梁高聳,下巴有些胡茬,這使他看起來像是斯坦利·圖齊(Stanley Tucci)和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的混合體。他穿著一件貼身的T恤,突顯了他的二頭肌。他帶我到廚房,給我準備了咖啡,自己則混合了一杯色彩鮮艷的飲品。“我總是盡量在早上攝入一些蛋白質。”他說。他每天吃多達六條鹿肉干。
當我問他對長壽運動的看法時,他有些不悅。他說,“長壽”這個詞“聞起來像是蛇油”。“我覺得大多數我看到的有關長壽的東西都是科幻。我們會活到200歲,死亡將變得無關緊要。”他將咖啡遞給我,“我討論這個話題時,方式非常低科技(low-tech)。”阿提亞曾表示,即便可以,他也不想永遠活著,他似乎對長壽醫生的刻板印象保持警惕。在派對上,他有時假裝自己是賽車手或牧羊人。“我原本以為寫《超越百歲》會被人罵個半死。”他告訴我,“我以為醫生們會說,‘這家伙是個騙子,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確實有些醫生這么說,但也有一些人成了他的追隨者。
像咨詢顧問一樣,阿提亞經常用框架來解釋問題。他說,希波克拉底時期的醫學是1.0版本,那是一個基于觀察、軼事和猜測的前現代診斷與治療體系。在20世紀,醫學2.0通過隨機對照試驗取得了進步,帶來了透析、器官移植和抗病毒藥物等科學奇跡。但阿提亞認為,醫學2.0的特點是被動。它往往在損傷出現后——如嚴重的關節炎、髖骨骨折——采取行動,而不是積極、主動地預防疾病和傷害。阿提亞倡導醫學3.0。
我們坐在他居家辦公室的指揮中心。在一個大顯示器上,阿提亞調出了患者的“長壽風險評估”——他的團隊對患者生命和健康威脅的評估,按當前和未來的重要性排序。雖然阿提亞稱自己的方法為“低科技”,但他的病人會接受數十項測試,其中一些甚至超出了傳統醫學的范圍:全身核磁共振、體脂成分掃描、DNA分析。他經常篩查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盡管許多醫生建議不要這樣做,部分原因是患者面對令人憂慮的結果無能為力。(在拍攝長壽紀錄片《極限》(Limitless)的一集中,主持人克里斯·海姆斯沃斯(Chris Hemsworth)從阿提亞那里得知自己攜帶了一個使阿爾茨海默病風險增加800%的基因;之后,海姆斯沃斯暫停了演藝事業。)
Peter Attia和Chris Hemsworth參與拍攝紀錄片《極限》
來源:National Geographic for Disney+/Craig Parry
阿提亞顯示屏上的評估報告屬于一位中年患者,該患者被診斷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礙,并接受過幾次手術。圖表左側列出了一系列狀況,從風險最高的開始:情緒健康問題和身體損傷。右側顯示了各狀況未來可能成為問題的估算概率。癌癥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目前風險較小,但晚年時會急劇增加成為主要威脅。“這更像是藝術而非科學。”阿提亞對我說,“沒有任何人工智能能吐出這些數字。這需要臨床判斷。”
患者的結果讓阿提亞感到擔憂。“他們走在通向最后十年嚴重身體虛弱的道路上。”他說。(他的診所隱去了患者的姓名,并要求我修改代詞,以保護患者隱私。)阿提亞的團隊專注于三項近期建議:見推薦的治療師,和推薦的運動團隊合作,進行結腸鏡檢查。這些建議雖然簡單有效,但又足夠標準化,以至于我不禁想,這么多測試是否真的必要。
未來將有更多患者會收到類似于阿提亞的建議。不久前,他推出了一個名為“Early”的課程項目,類似于一場關于長壽的大師班,在線訪問費用為2500美元。在一系列精心制作的視頻中,阿提亞以醫生、老師和教練的混合形象坐在皮椅上,討論預防疾病和應對衰老的問題。伴隨著柔和的音樂,一段視頻切換到阿提亞拉動手動弩,擊中遠處的目標,他的肌肉緊繃。隨后,他直視鏡頭說道:“希望不是策略。邊緣十年是最重要的十年。”
當我問阿提亞,他認為自己長壽的威脅是什么時,他談到了終生與情緒失控的斗爭。他曾形容自己是個工作狂,有憤怒管理問題。2017年出差時,他接到了妻子的電話,電話里充滿恐懼:他們一個月大的兒子停止了呼吸,皮膚變得發青,脈搏消失。她開始對小小的身體進行心肺復蘇術。急救人員到達時,孩子恢復了心跳,皮膚也逐漸恢復紅潤。
阿提亞回憶說,他對妻子說:“到醫院時打電話給我,我好和重癥監護室的醫生交談。” 然后,他繼續去吃晚飯。十天后他才回到家。
“我不試圖原諒自己。”阿提亞最近對我說,“那個做出這些事的人真是個破碎的人。”他停頓了一下,仿佛在回放那個場景。“永遠不要忘記那個混蛋還在外面……你必須非常努力地把他壓制住。”
身體優化的追求很容易成為深層次滿足感的替代品。十年前,阿提亞每周鍛煉28個小時,嚴格遵循生酮飲食。他的“生物指標非常出色”,但他拒絕了孩子為他烤的餅干,也在意大利之行中拒絕了意大利面。“盡管情緒上極度痛苦,我卻在做一切讓自己活得更久的事情,”他在《超越百歲》中寫道。在最近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阿提亞提到,在參加兒子的幼兒園活動之前,他曾短暫思考過這項活動的負面影響:這會占用他的深蹲和硬拉時間。“這對我的健身確實有些影響。”他說,“但這是我想要做出的權衡。”
Peter Attia介紹在線課程《Early》
來源:https://earlymedical.com/
阿提亞不愿告訴我他有多少患者,或他們支付了多少錢;外界猜測他的服務每年約需15萬美元。他的一位客戶是82歲的非營利組織創始人卡爾·巴尼(Carl Barney),該組織受亞恩·蘭德(Ayn Rand)啟發而創立。他告訴我,過去三年里,阿提亞鼓勵他豐富自己的鍛煉方式并多睡覺。在阿提亞的建議下,他現在每天早上往茶里加膠原蛋白粉,晚飯前喝骨頭湯,并努力在一天內攝入額外的100多克蛋白質。我問他,阿提亞的建議是否物有所值。“我有財富,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筆劃算的買賣。”他說。
阿提亞讓我旁聽了一次視頻會議,五位電視屏幕上的團隊成員討論新患者的情況。一位初級保健醫生向小組介紹了一位患者,這名患者通過極限運動來緩解工作壓力。“如果他們不能做這些事,許多應對機制就會崩塌。”醫生說。但很難量化受傷會使一個人喪失能力的風險。“我們通常會問他們‘你系安全帶嗎?’”她說,“但我們沒有問‘你會跳崖入海嗎?’”
這位患者的檢查發現了聽力和視力問題;全身核磁共振顯示內臟器官上有一些模糊的囊腫。基因篩查顯示出早期癡呆的風險,患者最近問團隊:“我是不是現在就該辭職,專注于享受生活?”但一位神經學家觀察到,患者的親屬是晚年才患上癡呆的。“這可能是我們要給他們的最有希望的消息。”阿提亞說,“我們可以清楚地告訴他們,‘不……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我不禁對醫生們如此關注單個患者感到有些羨慕。阿提亞有時間問患者“你牙線用得怎么樣?”——這是我連對妻子都不會問的問題,更別提我在十五分鐘的診療時間內遇到的患者了。但初級保健醫生也讓我思考,是否關注過多反而不利。她提到,這位患者有焦慮問題,似乎在尋求對其健身計劃的認可。“相反,我們給他們展示了一堆醫療問題。”她打趣道,“然后我們再問,‘為什么他們會這么焦慮?’”
幾年前,阿提亞開始了嚴格的禁食計劃。一些實驗室研究表明,禁食可能減少炎癥,并清除體內的癌前細胞,但對于健康禁食沒有統一的“劑量”;阿提亞決定,每季度大約兩周內只喝水。然而,在失去了15磅的肌肉后,他放棄了這個做法。“他一直都很極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Freakonomics的聯合作者史蒂文·萊維特(Steven Levitt)說。萊維特是阿提亞的病人,也是他的朋友。“彼得常常犯錯,但當他遇到與自己理論相悖的證據時會改變觀點。”萊維特信任并欽佩阿提亞,但也承認阿提亞在長壽運動中的粉絲可能會走得太遠。“追隨者往往比領袖更加極端。”他告訴我。
阿提亞服用雷帕霉素(rapamycin),這是一種影響免疫系統的藥物,通常用于器官移植患者;該藥物偶爾會引起口腔潰瘍,并似乎延長了實驗動物的壽命。動物實驗并不是衡量藥物在人類身上效果的可靠指標,雷帕霉素尚未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或醫學協會的認可,作為延長壽命的藥物。“這可不像維生素。”心臟病專家、斯克里普斯研究轉化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主任埃里克·托波爾(Eric Topol)告訴我,“這是一種可能降低人體抗感染能力的嚴重藥物。”當我問阿提亞為何在書中和播客中推廣這種藥物時,他表示道:“說每個人都應該服用雷帕霉素和說‘我服用雷帕霉素’是有很大區別的。”他還提到了一個研究,表明雷帕霉素增強了老年人的免疫力。
顯然,阿提亞已經促使一些人服用這種藥物。托波爾表示,他的一些患者在讀了《超越百歲》后,要求他開雷帕霉素的處方。“人們把他當作專家,所以如果他說他在做什么,他們也會效仿。”托波爾告訴我,“他的追隨者無法分辨哪些建議是有堅實證據基礎的。”同時,每周訓練數十個小時可能需要比預期中更多的時間;而良好的健康狀況也可能拖延一些絕癥的進程。“彼得的醫學3.0理論是,你將有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命,然后驟然離世。”托波爾說,“如果這是真的,固然很好。但目前沒有證據表明這是事實。”
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伊曼紐爾曾說過,他希望活到75歲。(他今年66歲。)“長壽本身不是目標。”他通過Zoom告訴我,“如果這成為你生活的焦點……那將是你犯的最大錯誤之一。” 他并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鍛煉或保持健康——“但每個人都會經歷衰退。”伊曼紐爾說,“一輩子都在擔心這些小事純屬浪費時間。”
在我們的視頻通話中,伊曼紐爾走到書架前,拿出一本《超越百歲》,讀了尾聲中的一段話:“在反思了整個經歷之后,我才真正開始理解情緒健康與長壽的關系。”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額頭,諷刺地說道:“哦,真的嗎?如果你的生活糟糕透頂,長壽就沒意義?……拜托,這太荒謬了。”
正如時任喬治·布什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主席的里昂·卡斯(Leon Kass)寫道,失去我們的能力可能是接受死亡的一種前提:也許身體和心智的緩慢衰退是讓死亡變得可以忍受的一種方式。他引用了16世紀的散文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一段話:“當我開始失去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時,我不再那樣執著于它們,我也開始以無畏的眼光看待死亡。當自然之手將我們引領至緩慢而幾乎察覺不到的斜坡,一步步、一點點地,她讓我們逐漸熟悉這種可悲的狀態。”
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衰老研究所的主任尼爾·巴爾齊萊(Nir Barzilai)有時被認為是發現了第一個“長壽基因”的人,這是一種與長壽密切相關的DNA變異。然而,當人們請他定義衰老時,他沒有提到這個基因,而是講述了一個兩句話的小故事。一位老婦轉向她的丈夫說:“親愛的,為什么我們不上樓去做愛呢?”她的丈夫回答:“親愛的,我不能同時做這兩件事。”
幾十年來,巴爾齊萊一直在跟蹤研究數百名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探討他們在超越95歲之后仍然保持健康的遺傳、行為和環境因素。他告訴我,百歲老人和我們一樣死于同樣的疾病,只是時間稍晚一些。如果你能挑選你的基因,或許你可以活到100歲——但僅僅選擇健康的午餐選項并不足夠。令人驚訝的是,巴爾齊萊研究中的約一半百歲老人超重;30%的女性和60%的男性都是長期吸煙者。當他問一位百歲老人,是否有人警告過她吸煙的危害時,她回答道:“是的,所有告訴我戒煙的四位醫生——他們都去世了。”
阿提亞的觀點是,個人的選擇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們全能,而是因為它們是我們所掌握的力量。他將健康老化比作投資退休金:貢獻你能做到的,比如每天散步或多睡半小時,長期收益可能會復利增長。“坦白說,我覺得有些人只是想找借口不做這些事,因為這很難。”他說。
他承認,健康和財富一樣,分配不均;事實上,最有力的“長壽藥”之一就是金錢,它可以為人們帶來更少的壓力、更好的教育、更安全的社區和更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因此,伊曼紐爾主張,醫生應該少花精力幫助“富人從90歲活到100歲”,而應該關注那些早逝的社區。當我問阿提亞,他的診所是否會加劇這種不平等時,他告訴我:“我從不關心這個問題。我不認為這不重要,但這絕對不是我感興趣解決的問題。”他指出,他的播客是免費的,他的書不到20美元。
阿提亞有一個術語來形容他那些未經證實的想法:證據“啟發”醫學,指的是那些更多基于理論而不是人類隨機對照試驗的干預措施。在他看來,醫學建議往往太過保守;在某些情況下,嚴謹的研究不僅耗時太長,而且在道德上或實際操作上也不可行。(比如隨機讓嬰兒從出生起就接受生酮飲食。)阿提亞認為,醫學中的“不傷害”原則是“偽善的廢話”,它引導醫生走向被動和放任自流。但這種推理留下了巨大的推測空間,幾乎可以用來為任何做法辯護。
和阿提亞談話時,我經常提醒自己,無法通過節食和鍛煉來避免許多疾病,而且沒有任何訓練計劃可以消除不確定性。盡管如此,我還是感受到成為“生命運動員”的吸引力。關于延年益壽的討論往往陷入無益的抽象概念和不可驗證的推測中,而阿提亞的建議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為它如此具體。批評者可以說他的建議要么太過明顯,要么復雜得毫無必要——但至少他激勵了大量觀眾去想象更好的老齡化方式。“實際上沒有什么是無神論。”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說,“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崇拜什么。”在一個追逐金錢、權力、名譽和美貌的社會中,長壽未嘗不是一個更好的信仰。
阿提亞熱衷于歷史,也是一個狂熱的“負重行軍”愛好者,這意味著他喜歡背著重型背包進行長距離行走。6月,為紀念諾曼底登陸(D日)八十周年,阿提亞計劃和四個朋友從諾曼底的猶他海灘出發,背著補給物資和25磅的重量(僅僅是為了增加挑戰),夜行80公里,期望在不到20小時后抵達奧馬哈海灘。
在我拜訪期間,阿提亞同意帶我進行一次相對輕松的負重行軍,地點在他家附近的山丘上。在出發前,我們點了午餐送到家中;他點了一份有雞肉、堅果和香醋的沙拉,而我點了一份醬汁濃郁的意大利面。我看到他瞥了一眼我的碗,猜測他可能在暗自評判我的營養成分。隨后,我換上了運動服,來到他的車庫,他在那里給我準備了一個軍綠色的背包。“我通常建議新手從輕量級開始。”他說,隨即在我的包里放入了一塊30磅的砝碼。他在自己的背包里加了幾塊砝碼,我們一起走進了下午的陽光中。
我們爬上了一座山,走進一片空曠的地方。四周的橡樹像圍墻一樣高高聳立,優雅地伸向天空。微風拂去我額頭上的汗珠,一群鳥兒在空中疾馳而過。我想停下來欣賞一下周圍的美景,但聽到阿提亞背包里的砝碼叮當作響,就加快了步伐。我感覺還不錯,甚至打算提出幫他分擔一塊砝碼。可在翻過下一個山坡后,我的脖子僵硬了,肩膀也開始疼痛,我改變了主意。
“為什么不直接去徒步呢?”我喘著氣問道。
“我覺得那樣不夠有趣。”他說,“而且,對核心肌群也沒那么好。”
遠處,一輛校車駛過。我想象著有一天自己抱著假想中的孫女,然后調整了背包,挺直了姿勢。
繼續前行時,我想到了一些有趣的心理學研究,它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盡管我們失去了許多能力,但往往變得更加滿足。這一發現與人們對衰老的普遍看法不符,但似乎在各大洲、文化和歷史時期都成立。“我不能再做以前的所有事情了。”一位80多歲的世交最近告訴我,“但我并不覺得自己比以前不快樂。”他說,失去的樂趣有時可以被替代:打高爾夫球的回合被快步行走取代,而當行走變得困難時,他花了更多時間與子孫談天。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日子有限時,似乎會放棄對控制的渴望;我們可能會努力縮小想要的和擁有的之間的差距。健康的老齡化似乎不僅需要改變肌肉質量,還需要改變心態。
我的小腿開始灼痛,背部也打起了結。白云遮住了太陽,幾縷微光透過云層灑下,看起來就像電視里天堂的入口,我幾乎期待天上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有時候,我會想起所有曾經活過的人,我是多么幸運能在此時此刻活著。”阿提亞對我說。“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也沒關系。” 我們走下最后一個山坡,他的房子出現在視野中。“但既然我還活著,我想知道我是否盡了全力。”他繼續說,“我們只有一次機會。如果沒有好好利用它,那豈不是很遺憾?”
作者:Dhruv Khullar
譯者:EY
封面:Victor Mosquera
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04/22/how-to-die-in-good-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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