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時間2024年10月14日晚上，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教授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金融學教授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羅賓遜（James Robinson）。他們三人的主要貢獻是研究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制度如何影響了繁榮（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這至少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八次頒給了制度經濟學領域。三位諾獎得主關于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指出了制度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對于中國的改革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

阿西莫格魯等三人究竟為制度經濟學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呢？1993年，美國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通過研究荷蘭和英國在16-18世紀的興起，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結論：有效率地保護產權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當時，新古典經濟學一統天下，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中，我們看不到制度的作用，也不討論產權保護。因此，在當時，能夠認識到“制度是重要的”（Institutions matter）是一種非常前沿、新穎的洞見。伴隨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于制度的重要性已經沒有太多爭議了，有爭議的是，制度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這就涉及到科學的根本問題——因果識別：如何證明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不是經濟增長反過來塑造了好的制度呢？通俗地說，經濟學家需要進一步證明，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破除“雞生蛋，蛋生雞”的悖論。

阿西莫格魯他們三人2001年發表于經濟學頂級期刊《美國經濟學評論》（AER）的一篇文章《發展差異的殖民地起源》，巧妙地找到了一種工具變量（IV），即當地殖民者的死亡率，從而破解了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識別難題。他們的邏輯鏈條是：當地殖民者的死亡率會影響殖民者的生存概率，繼而影響殖民者選擇長期的好制度還是短期的壞制度，然后制度影響了當地的經濟增長，并持續影響到今天。在他們的研究設計中，當地殖民者的死亡率不會影響當地人的健康，因為他們已經長期免疫了，所以只能通過殖民者的制度選擇影響當地的經濟增長，這就導致了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單向關系，而不是反向因果關系。

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制度決定了長期的經濟增長，那么為什么不是所有的國家都選擇了最優的制度呢？為了回答這個難題，他們在2005年的一篇綜述文章中提出，制度的選擇不完全是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結果，主要受到利益集團博弈的影響。當權的精英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選擇對自己集團有利，但是對社會未必有利的制度。因此，在利益集團的博弈格局下，的確可能存在無效率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觀點其實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高度相似。他們關于制度形成的研究，就是諾獎委員會提到的另一個重要貢獻。

阿西莫格魯等人連同早期諾斯等人的制度經濟學研究，對于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實現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啟示。第一，既然制度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那么我們的改革和發展就必須不斷破除阻礙生產力前進的體制機制約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短期內，經濟刺激政策肯定是有用的，但是長期來看，仍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就是進行制度改革。兩者的關系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相互補充的。兩者結合，才是真正的“標本兼治”。

第二，制度的核心是保護產權和契約關系。而且，根據阿西莫格魯等人的研究，產權制度是一階的，契約制度是二階的。因為包含產權需要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這是所有市場主體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相對而言，契約制度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或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市場自發調節。當前，國家正在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根據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關鍵是保護企業家的“兩權”——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惟其如此，才能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人大企業與組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本文發表于2024年10月14日界面新聞，原題為《聶輝華：從諾貝爾經濟學獎談起，“制度是重要的”對中國有哪些啟示？》，鏈接為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826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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