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不知道你們看沒看過那種古早電視廣告，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人，對著鏡頭介紹“萬能神藥”，后面還拍了一串老人的用藥療效，說心臟病、糖尿病、不管啥病都能治好。

我把這當個玩笑講給我的醫生朋友余一生，沒想到她一聽“假藥”來了勁，說這事她也干過，而且不得不干。

只不過假醫生害人，而她是為了挽救一個年輕人的命。

后來我才知道，當ICU醫生，不僅要會救人，還要會演戲。

2020年1月，那段時間病房里最鬧騰的病人叫曉東。

他是個目測200多斤的小伙，龐大的身體把監護室的病床占得滿滿當當，稍一動彈，病床就吱呀亂響。

他是因為吃了頓燒烤進來的，短時間內身體分泌了過多的胰液——一種用于消化的東西，相當于自己開始消化自己了。為了穩住他的生命體征，我們往他肚子上放了7根引流管，代價是很疼，每次穿刺，我們都會給他打止痛藥。

眼看著曉東的生命體征慢慢穩定下來，可他的疼痛卻不見緩解。

他每天都指著自己插滿引流管的肚皮說，這里也疼，那里也疼。

在ICU，疼痛是一件敏感的事，醫學院的教育告訴我們，除非明確知道疼痛的來源，否則不要輕易使用止疼藥。我的主任姓江，她注意到了曉東的情況，洗干凈手，輕輕按了按他胸下、小腹和肚臍的位置，確認道：是這里疼嗎？還是這里？

只見曉東眉頭緊鎖，張大了嘴吸氣，無論按哪里都說，我疼，我真的疼，給我用那個黃色標簽的藥。

給曉東用過的黃色標簽的藥只有一種，就是阿片類止疼藥。

我和江主任對視一眼，他很可能染上藥癮了，考驗我們演技的時刻又到了。

曉東幾乎是我見過最任性的病人。

他一個人來本地打工，在物流公司上班，天天吃外賣、喝飲料，幾年前體檢，就查出了脂肪肝和高血脂。但他沒當回事，原話是，我這么年輕，現在吃藥，不就要當一輩子藥罐子了嗎？

這次進ICU的時候，他已經呼吸不上來了，心率快得嚇人，體溫也突破了40度，各種儀器在接入那一刻就瘋狂報警。即便如此，等稍微緩過勁了，曉東依然覺得自己問題不大，拒絕抽血，拒絕吸氧，拒絕做深靜脈穿刺。

他坐在病床上大吼，“我掛幾天水就好了！”一邊吼，一邊試圖掙脫約束帶。

可情緒一激動，他原本就劇烈跳動的心臟，跳得更快了，監護儀上的脈氧數值不停往下掉，很快，他就因為缺氧和休克癱軟下來。護士按住他的胳膊，好不容易找到血管，抽了七八管血，那血沒多久就分了層，最上面飄著一層濃厚的油脂。

曉東的病是重癥急性胰腺炎，治病的關鍵在于，怎么處理腹腔內的壞死物質——

由于暴飲暴食，曉東分泌了過多用于消化的胰液，它們分不清“敵我”，清掃完食物戰場后，開始消化曉東器官，相當于自己在一口一口吃掉自己。

因此，曉東體內堆積了很多被“誤傷”之后的壞死物質，它們無法自動排出，而是不斷向外鉆。曉東肚皮上已經出現了很多青紫色的淤斑，肚子也像個氣球一樣，越脹越大。

眼下最緊要的事情，就是幫曉東清除這些壞死物質。

每隔一周，我們就要幫曉東做一次穿刺引流，把一根長長的內鏡從曉東的嘴里伸進胃腔，通過提前放置好的金屬支架，再用一根金屬絲制成的套圈，將壞死物質挖除出來。

每次操作，曉東都像一只碩大的蝦米一樣蜷縮起來。為了讓他不那么難受，每次穿刺前，護士都會給他推注一針貼著黃色標簽的阿片類止痛藥。

我們花了整整兩個月，才將曉東身體里的壞死組織清除干凈。

曉東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多，他住在ICU風景最好的病房，有一扇大玻璃窗，窗外是一顆高大的玉蘭花樹。他漸漸安靜下來，不再叫嚷著要出院了，可也不看書，不玩pad，唯一的訴求就是用藥。

他要用那種貼著黃色標簽的藥。

這種情況很快引起了我們的警覺，我們發現，用上阿片類止疼藥時，曉東整個人都舒緩了下來，而停用藥物后，他變得暴躁易怒，嚴重時還會心慌手抖，心電圖上卻沒有任何實質的病變。

他很可能藥物成癮了。

曉東再次問我們要止疼藥時，江主任問，“你能不能試著不用藥？”

他只猶豫了幾秒鐘，隨后立刻回答，“不行啊，太疼了！”

我和護士使了個眼色，說，“那給你再用一次哦，后面你要試著忍忍。”

護士拿出準備好的注射器，排氣、消毒、連接到輸液管上，她刻意大喊一句：芬太尼，50ug，記得開醫囑啊。

我迅速接話：知道，不開醫囑不開毒麻單拿不到藥。

眼看著透明的液體一點點被推進曉東體內，他似乎慢慢放松下來。除了曉東，所有人都知道，那并不是芬太尼，只是貼著黃色標簽的生理鹽水。

這是一場為了幫曉東戒掉藥癮的騙局。

在談話間，我們把曉東的情況和家屬做了交代，我們嘗試停藥、減藥、更換藥物，效果都一般，現在只能試著騙過曉東了。

依然是他妹妹做主，說，“我哥隨心所欲慣了，沒人能管他，這次生病也是讓他吃點苦頭，長點教訓。”而他媽媽縮在最邊的椅子上，也沒有意見。

剛開始，我們只是隨機把一天內的某次的芬太尼更換為生理鹽水，他似乎完全沒有感覺，后來，我們一點點地增加了更換的頻率。

一天晚上，曉東問我，“我怎么感覺最近貼黃色標簽的那個藥，跟以前不一樣了啊？”

“是嗎？”我裝作仔細地看了看注射器，“可能換廠家了吧。”

曉東沒有懷疑我的說辭，“那能不能加大點劑量呢？”

“這可不行，”我嚴肅了起來，“你現在沒啥必要用止痛藥了，我給你聽點歌，你趕緊睡吧，喜歡哪個明星？《開不了口》聽不聽？”

他似乎不愿意和我多聊，轉過身說，“不聽，我喜歡的是刀郎。”

我看他沒再堅持要止疼藥，也稍稍放下心來。雖然這種戒藥方法并不舒服，但確實有效，曉東叫嚷著要止疼藥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正當我們以為，曉東會平穩度過這段藥物依賴期時，他卻突然撞破了這個騙局。

一天，我和護士默契配合著，給躺在床上喊疼的曉東打了一支“芬太尼”，正準備去看其他病人的情況時，一個實習護士突然慌慌張張地跑來，“老師，我沒找到這支芬太尼的安剖瓶啊。”

盡管很小聲，還是被曉東聽見了。

他愣了一下，像是突然反應了過來，開始大喊大叫，恨不得跳下床質問我們每一個人，“你們都在騙我，這根本不是止疼藥！”

護工戴阿姨趕緊從隔壁病房跑來，一起按住曉東，免得他動作太大，把旁邊的機器都拽倒。戴阿姨勸說，“孩子，你都快好了，可不能這樣做。”

曉東像是沒有聽到一般，“我疼，我渾身都疼，快給我用藥！”

混亂之中，隔壁病房的病人又出了狀況，我被叫去緊急搶救，最終也不知道戴阿姨她們如何平息了這樣一場混亂。只知道最后，我們還是不得不給他推了一針真正的止痛藥，他才癱軟在床上，慢慢睡去。

等我忙完那天的工作，出醫院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騎著電動車，行駛在醫院附近安靜的小道上，我想起了另一個這樣的夜晚。

那是2010年的深冬，天很早就黑了，我在城郊一家康復醫院參加活動，散場以后，康復醫院的醫生叫住了我說，“去看看從你們醫院轉來的病人吧。”

他沒有說名字，我卻一下子便知道他說的是誰。

那個病人叫阿樹，在隔壁市當搬運工，38歲，是全家唯一的收入來源。

2009年7月，他因車禍導致顱腦外傷入院，命是保下來了，但因為嚴重的肺水腫，不得不依靠呼吸機生存。同時，由于劇烈的氣喘、炎癥反應、人機對抗，我們不得不給他使用鎮痛藥物。

一段時間后，他的肺水腫好了起來，人也漸漸清醒了過來。

接下來，我們只要逐步降低治療強度，撤離呼吸機、控制感染、進行神經康復治療，阿樹就能慢慢康復出院了。

但我們發現，阿樹根本無法停用鎮痛藥物，一旦減量，他就會變得暴躁，在床上不停地扭動、抵抗，我們只能再次推注鎮痛藥物，而這會讓他的呼吸也慢下來，他只能依賴呼吸機，才能一口一口地呼吸，但呼吸機的使用，勢必要搭配鎮痛藥物。

阿樹就像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無法脫離呼吸機，也無法擺脫藥物。

因為經濟原因，他的家人很快把他轉去了二級醫院。后來我聽說，往后一年里，阿樹依然沒有走出這個惡性循環，無法戒斷藥物，也無法斷開呼吸機，只能始終躺在床上、陷入昏睡。

醫生同行提起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阿樹，跟他走進了監護病房。

康復醫院的病房很大，十幾張的監護病床排成一排，每張床上都躺著一個一動不動的病人，從外表幾乎看不出每個病人的區別。

時隔一年，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阿樹。

因為切除了部分顱骨，他的腦袋凹下去了一大塊。他變得很瘦，雙頰凹陷下去，兩只眼睛大得驚人，全身上下最為矚目的是他脖子上氣管切開的口子。

那是我一年前切開的口子，為了讓他的傷疤以后不那么明顯，我盡力把口子切到最小。一年后再看，只覺得這個口子似乎變大了，它連接著呼吸機，通過一根管道，給阿樹的肺部輸送讓他賴以生存的氣體。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阿樹。

再聽說他的消息，是在一場學術交流活動上，康復醫院的醫生告訴我，阿樹沒能扛住新一波的肺部感染，家人也最終選擇放棄進一步搶救。

那是我正式成為住院醫師的第一年，阿樹并不是我遇到的第一個死亡的病人，但我卻始終記得他。是阿樹給我上了一課，讓我在之后的從醫生涯里始終記得，要及時幫病人擺脫鎮靜鎮痛藥物，時間久了，他們會上癮，甚至會因此死亡。

我不想讓曉東成為下一個阿樹。

第二天上班，我去食堂吃飯的路上，看到了一個瘦小的老太太，我認出了那是曉東的媽媽。她蹲坐在電梯旁的樓梯間，來來往往的人從她身邊繞過，看到我，站了起來，似乎想說些什么，最終卻還是沉默地蹲下了。

曉東剛剛入院的時候，我和他母親見過幾面，那時主要是曉東妹妹負責溝通、簽字，老太太總是沉默地站在女兒后面，印象里她唯一和我說的話是，醫生，我能不能把我的這些器官都捐給兒子啊。

后來曉東住在ICU的這段時間，他妹妹應該是回去上班了，但他媽媽就直接住在了醫院的樓道里，有時我值班，會碰到老太太一個人跪在角落里，雙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詞地祈禱。也許是來醫院里的人，心里都裝著更重要的事，來來往往的誰都沒有注意到這個老太太。

在醫院工作本就像打仗一樣爭分奪秒，那天我卻罕見地停下了腳步，我舉起手機，拍下了角落里的老太太。

回到病房里，曉東又在鬧著要止疼藥，幾個護士根本按不住他。我直直走到他面前，看著這個和我差不多大的男人，打開了手機相冊里那段8秒的視頻。

畫面里，樓梯間一如既往的昏暗，角落里還有偷偷抽煙的家屬留下的煙頭和垃圾，老太太穿著件過時的襯衫，一頭白發在腦后盤了個極小的髻，她跪在樓梯拐彎處的最角落，低著頭，閉著眼睛，雙手合十，嘴里碎碎念著，然后慢慢彎下腰，許久沒有起來。

視頻放完，曉東安靜了下來。

我說，“你媽媽天天住樓下那個樓道里，那邊沒有空調，她連個墊的都沒有，就睡在泡沫板上。”

“你想見你媽媽嗎？”

特殊時期，病房里禁止所有探視，曉東每天只能pad上和媽媽視頻半個小時，這半個小時里，他也不怎么說話，只能聽見他媽媽不停說：“東東，你要聽話啊。”“東東，媽媽在外面等你啊。”

安靜的時候，整個病房都能聽到他媽媽略帶鄉音的絮叨。

突然之間，曉東像是卸去了全身的力氣，他疲憊地躺在病床上，沒再問護士要止疼藥，也沒再說什么。

戴阿姨和我們商量，曉東家里人進不來，但可以把他推到病房門口，讓他們見上一面呀。我們請示了主任和護士長，為他特別破了例，跟曉東說了以后，他沒什么特別的反應，但看得出他很期待，特意問了戴阿姨見面時間，還和她一起整理了床鋪和引流管。

那之后的日子，我總在病房門口看到這樣一幕：

滿身插著管子的曉東，和穿著隔離服的小老太太，還有他胖胖的妹妹，三個人在門口說著笑著。曉東的脾氣似乎好了一點，他一直在說話，而他媽媽只是笑著，摸著兒子的手和臉，甚至蹲下來給兒子按摩腳，卻不再嘮叨。

打那以后，曉東似乎一點點忘記了身體上的難受，沒再主動叫喊著要我們給他打止疼藥。他肚子上的管子，也從手指般粗細的粗管，換成了只有2mm左右的細管。壞死的物質逐漸從他的肚子里引流干凈，他的肚子也逐漸癟了下去。

在ICU住院三個月后，曉東的家人來接他出院。

他剛來的時候，是冬天最冷的時候，護工戴阿姨總是和他說，你在ICU，雖然不知道今天幾號，是星期幾，但你要記住，樓下那棵玉蘭樹開花的日子，你就熬出頭啦。

我不知道戴阿姨是不是和每個病人都是這么說的。但神奇的是，曉東出院的那一天，他窗前那棵玉蘭樹，正開著大朵大朵白色的花。

后來我搜過很多文獻，像曉東這樣嚴重的戒斷反應，在醫學上叫做醫源性阿片類藥物戒斷綜合征。阿片類藥物包含芬太尼、嗎啡等鎮痛藥物，也是部分毒品的主要成分，它們在需要使用呼吸機、以及做完手術的患者身上很常用。

研究數據顯示，在需要阿片類藥物注射的ICU患者中，藥物成癮的比例大致在15%至40%。但關于如何治療研究很少，甚至有醫生總結，“許多患者似乎在沒有特殊治療的情況下康復了。”

這聽起來簡直像在等待奇跡。

可曉東的例子又何嘗不是一種奇跡呢？那時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幫助曉東順利戒掉藥癮，成功出院。直到一年后，我又遇到一個病人，給了我答案。

2021年1月，一個叫何娟的病人被收到了ICU病房。

她剛進來的時候，心跳飆到了一分鐘180次，心電監護儀上出現了一連串快速上升的紅色尖峰。因為呼吸困難，她的身體微微向前傾著。我們給她戴上了氧氣面罩，她大力地吸納著氧氣，脖子上爆起了幾根青筋，呼出的氣體在面罩上形成了一層薄薄的霧。

何娟是因為一次普通的感冒進ICU的，她本身有甲狀腺功能障礙，這次生病更是引發了甲亢危象，因為長期大量服藥，除了嚴重的心動過速、氣喘，她還有肝功能衰竭，白細胞降低的癥狀。

我們喊來了內分泌科醫生，一起制定了治療方案，氣管插管，深靜脈穿刺，大量補液，同時使用持續的血液凈化治療，清除何娟體內極度過量的甲狀腺激素。

進入ICU第24小時后，何娟的情況才穩定下來。連接在她身體上的各種監護儀，不再發出尖銳的報警聲，她也安靜地睡著了。

她的性命暫時保下來了。

但是很快，我們發現何娟的肺部出現了嚴重的感染，她再次發熱，氣道里吸出的痰液變得濃厚粘稠，何娟的胸片里，她的雙肺出現一片片棉花團一樣的陰影，為了明確她感染的病菌，我們給何娟做了纖維支氣管鏡檢查。

我們圍在何娟的病床前，將一根小拇指粗細、前端帶攝像頭的氣管鏡插入她的氣管，鏡頭在霧茫茫的氣管里蜿蜒蛇行，所有人緊盯著床邊的屏幕，當鏡頭進入主氣道時，所有人發出了一聲低低的輕呼。

這是毛霉菌感染。

何娟的氣道里擠滿了一團團像花菜一樣的東西，呼吸機打進去的氣體，只能通過其中狹窄的縫隙，進入何娟的支氣管。江主任的眼睛一直盯著那塊屏幕，她說，“這么嚴重的毛霉菌感染，我還是第一次見。”

接下來每周，我們都會給何娟做一到兩次氣管鏡下治療，把霉菌清理出來。

過程中，何娟總是頻繁出現氣喘、呼吸困難的情況，她無法清醒地忍耐鏡下治療的過程，外加整個操作危險性極大，如果她拼命掙扎，很容易出現氣道大出血的情況，而這很會讓她在幾分鐘內窒息死亡。

為了讓她配合治療，我們只能給她注射鎮痛藥物。三個月后，何娟氣道內幾乎沒有毛霉菌了，肺部的病灶也逐漸消失。

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發現，她完全離不開呼吸機了。一旦撤機，她就開始劇烈地喘息，用力地吸氣，她的口鼻腔、氣管切開的管子里，就涌出大量泡沫狀分泌物。

一定是因為她用了太久的呼吸機，我想。當我們的身體習慣于依賴什么，就會逐漸失去獨立生存的能力。何娟習慣了呼吸機幫她喘氣，而她自己用于呼吸的肌肉，就會慢慢失去力量，甚至萎縮，這叫做ICU獲得性肌無力，在長期使用呼吸機的病人中很常見。

我們觀察了何娟用于呼吸的肌肉，奇怪的是，B超機的黑白屏幕上，何娟用于呼吸的肌肉并沒有萎縮，彈性也正常。

難道何娟的問題不是呼吸機依賴？

我們持續觀察著何娟的情況，一點點給她調節著呼吸機的參數，把氧氣面罩拿下又帶上，卻找不到何娟無法脫離呼吸機的真正原因。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大半個月，突然有一天，一直照顧何娟的戴阿姨和我說，她這個樣子，跟我侄子好像啊。

戴阿姨有個侄子，早年去南方打工，染上了毒癮，把老婆孩子都氣走了，家也敗光了。最后吸毒過量，送來醫院的時候已經不行了。

戴阿姨說，她侄子每次毒癮犯了，喘得像老家海灘上那些擱淺的魚一樣，嘴巴、鼻子里，都是泡沫狀的分泌物。

你看看何娟，是不是有點像我說的啊。

的確有點像，我把何娟三個月來的護理記錄拿出來研究了一番，之前我們一直以為問題出在呼吸機上，但撤離呼吸機時，我們會停掉所有鎮靜鎮痛藥物，也是這時她開始出現氣喘、呼吸困難、痰量增多的問題。

這樣看來，罪魁禍首很可能不是呼吸機，而是鎮靜鎮痛藥物。

何娟藥物成癮了。

一直以來，我們并沒有成熟的對抗藥物成癮的方法，連診斷都困難，我在電腦上輸入了幾個關鍵詞：ICU、阿片類藥物、戒斷反應、長期依賴，試圖從醫學文獻里找到答案。

ICU常用的鎮痛藥物為阿片類藥物，包括芬太尼、嗎啡，而這與海洛因等毒品的成分一致。過去我們的病人大多是短暫使用，迅速停藥，像何娟這樣大劑量、長療程的屬于少數，但不代表沒有。

我和江主任邀請了精神科專家一同討論了何娟的情況，阿片類藥物的戒斷方法并不復雜，但對住進ICU的病人來說難度很大。

在東南亞，最常用的方法是硬性戒斷法，在停止用藥后的72小時，7至10天，大部分明顯的癥狀都消失了，但這對身體虛弱的ICU患者來說，有危及生命的風險。

更主流的方式是逐步降低藥物劑量，有點像是我們治療曉東時使用的方法，一點點降低鎮痛藥的劑量。

而精神科醫生提到的另一種方法，是過去我們很少認真考慮過的，心理治療。

我搜到過一份針對戒毒者的研究，研究者將阿片類藥物成癮者分為了兩組，一組僅接受藥物治療，另一組在此基礎上，會接受為期六個月的心理咨詢。最終結果顯示，接受心理干預的成癮者，最終在尿檢陰性的比例和成癮嚴重指數上的表現，都比另一組要好。

研究者稱，心理咨詢的最終目的，是讓治療者盡可能擺脫對藥物的信任，轉為對門診的信任。

開完病情研討會，我和江主任一邊討論著治療方案，一邊往病房走。

剛到病區大門口，我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何娟。

她住在病區的01床，離病區大門最近的病房，那是一間很小很小的房間，沒有窗戶，沒有玻璃，被冰冷的醫療器械和消毒水味填滿，她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透過窄窄的門，看向對面的護士站。

她獨自在這里住了快四個月，在生死線上徘徊，卻幾乎與世隔絕。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剛剛在電腦屏幕上看到的，有些晦澀的文獻，“治療過程中，患者受到負性情緒、外界環境等影響，極易出現自我放棄、暴躁抵抗等負性情緒，抗拒治療。”

“可通過給予患者正面、積極、向上的刺激，幫助其恢復治療信心。”

或許這也是曉東身上“奇跡”發生的原因。

關于何娟的治療方案，我心里有了想法。

那段時間是特殊時期，家屬不能來探視，病房里少了很多人氣。每當走進何娟的01號病房，我格外壓抑，死寂的空間仿佛在一點點搶走何娟的生機。

也是在這時，針對何娟，不約而同的，我們醫生和家屬的“特殊治療”要開始了。

那一天，我查完房，轉身看到何娟床對面的墻上，貼著一張A4紙的畫報，上面用蠟筆寫著“媽媽，我們愛您。”

她只要一睜眼，就能看到這一行字，心態上受到正面積極的影響。

護工戴阿姨告訴我，這是何娟的兩個女兒一起畫的畫報。何娟有兩個孩子，大的12歲，小的8歲，自從第二個孩子出生后，她確診了甲亢。

疾病完全改變了她的生活，確診甲亢后，何娟沒有再工作過，除了照顧兩個孩子，她頻繁地跑醫院，監測甲狀腺功能、反復調整治療方案和藥物劑量，她不能勞累，不能激動，有時即便是坐著一動不動，身上也像淋了雨一樣地冒汗。

何娟住進ICU的這段日子里，家里的大小事都是她的老公在操心。和家屬確認治療方案的時候，我會見到何娟的老公，幾個月來他瘦了很多，臉上的皮膚松松垮垮的，仿佛一下子老了好多歲。

何娟的丈夫是個憨厚的男人，幾乎沒讓我們轉達過什么關心的話，但他會定期給妻子寫一封信，讓護工帶給何娟。

剛開始，何娟的病情太重，自己看不清字跡，戴阿姨會把信讀給她聽，信里都是一些絮叨的家常話：“老大今天學校演出了，我扎的頭發被嫌棄了。”“老二今天打疫苗了，她很勇敢，沒有哭。”“三姨媽家的女兒考上大學了，要請大家吃飯。”

后來何娟的身體好了一些，戴阿姨就拿著信，舉在何娟的床頭，讓她自己讀。

戴阿姨告訴我，何娟有時看著看著，會沉默地流下眼淚。

三個多月過去，每一封手寫信都被戴阿姨仔細地整理起來，放在何娟的床頭柜上，現在已經是厚厚一沓。

我和江主任商量，加強何娟家人對她的陪伴，讓何娟老公每晚來陪伴她一個小時。

我們都知道，這種給患者的感觸，是我們所有醫護都無法給到的。

何娟和丈夫是那種不會在人前展現親密的中年夫妻，醫護人員在場時，他們說話聲音很小，我幾乎沒聽清他們在聊什么。而他們為了聽清彼此，總把腦袋湊得很近，很近。

我們一點點給何娟減少藥量，徹底停藥那天，何娟老公又在晚上進來陪了她一個小時，我們站在附近，很緊張地看何娟停藥的反應。

也許是人太多，何娟和她老公都有點尷尬，挨得很近沒有說話。我隔著一段距離，看何娟的丈夫輕拍著她的身體，一下一下，何娟睡著了。

她的呼吸很平穩，心率沒有增快，也沒氣喘。那一刻我們知道，何娟戒藥成功了。

何娟入院的第四個月，她出院了，然后她又來找我們，這次不再是為了用藥而煩惱。

她帶著老公和倆孩子，手拿錦旗，笑著說：“甲亢控制得還行，我也準備找個工作干干了。”

她臉色紅潤了很多，脖子上氣管切開的疤痕幾乎看不見了。

我知道，她的生活終于要脫離ICU，大步向前邁了。

何娟的錦旗上有好多夸贊的話，我記得那是：醫德高尚，醫術精湛，仁心仁術，情暖人心。

我們把這面錦旗掛在了談話室里，其它需要對談的病患和家屬，我們都會在這個屋子里見面。包括那些用藥“上癮”，需要幫助的病人。

錦旗上我最重視的四個字，是“情暖人心”。

我是在工作很久以后，才意識到，這四個字有多重要，它可能本身就是一副很好的“藥”。

像曉東、何娟這樣，因為長時間使用阿片類止疼藥，而不可避免產生“后遺癥”的患者，一直存在。阿片類藥物是ICU治療疼痛的主要藥物，特別是對于使用呼吸機等醫療器械的患者來說，它們不僅可以用來預防疼痛，還能讓病人鎮靜、減少躁動。但副作用也不容忽視。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明確的診斷工具，來診斷對于成人的醫源性阿片類藥物戒斷綜合征。

在各份醫學研究里，有的同行依據《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里的標準來進行篩查；有的同行通過神經學標準，比如瞳孔增大、格拉斯哥昏迷評分增加，或呼吸或脈搏增加來進行診斷；還有同行通過查閱病歷得出結論。

醫學上暫時沒有得到答案的我，只能在工作中提醒自己，除了要救活病人，更要替病人考慮，他們活下來以后的人生。勸他們和家屬，相互陪伴，堅持這一下，才算是真正離開了ICU。

缺少相應治療知識的我，有時會依靠老經驗去治新情況，就像曉東的身體習慣了阿片類止疼藥，會漸漸難以脫離。我遇到過很多像他這樣，因為不良生活習慣，最后進了ICU的病人，有個老人把撿來的紙箱堆在家里，最后紙箱發霉，老人感染了霉菌肺炎；還有個作家，因為久坐，腿上的血栓跑到了肺里，堵住了血管，最后得了肺栓塞。

但我想，無論是醫生，還是病患都該有掙脫慣性的勇氣。

生病如此，生活不也是如此嗎？

余一生問過我一個問題：我們把病人救活了，就真的成功了嗎？

這是她近些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作為一個ICU醫生，很多人在遇到她以前，過的就是那種最普通的人生，上學、考試、上班、結婚，每天糾結下一頓吃啥，也每天思考人生是曠野還是軌道。

但很難說，命運在哪一刻就把人推向了轉折點，推到了ICU醫生面前。

起因都是很平常的小事，因為一場普通的感冒，因為多吃了幾頓外賣，昨天還有人因為魚刺卡了喉嚨被送進ICU，只是卡得位置很寸，旁邊就是大動脈。一轉眼，一個普通人，就要面臨生死大事。

余一生告訴我，她曾經覺得把病人救活，就很了不起了。但一個又一個病人讓她意識到，活下來之后的人生，也無比重要。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趙島泥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9573字

閱讀時長約2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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