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陳豫韜老師賜稿

原文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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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史料《朝野僉言》作者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論

文 / 陳豫韜

貴州財經(jīng)大學(xué)文學(xué)院

摘 要：《朝野僉言》是一部記載靖康之難的第一手史料文獻(xiàn)，自問世伊始便受到南宋史家的重視。然而長期以來，此書作者的身份問題一直都是縈繞在學(xué)界中的一樁懸案。今有賴于華中師范大學(xué)政治科學(xué)高等研究院與中國農(nóng)村研究院創(chuàng)辦的“中國家譜族譜數(shù)據(jù)庫”所公布的稀見家譜《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刊本十三冊，考知《朝野僉言》的作者實為江西詩派詩人夏倪之子夏翇。遂使此案事實昭然，可成定讞。本文不揣淺薄，在破此懸案的同時，也兼論夏翇之家世與生平，以及《朝野僉言》的成書與流傳等問題，以期有補(bǔ)于史。

關(guān)鍵詞：朝野僉言；夏少曾；夏倪；家世

《朝野僉言》是一部記載靖康之難的私家史著，由于此書出自當(dāng)時圍城中人之手，是以記載汴京罹難前后始末特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是書問世之后不久即在世間流傳，頗受彼時著述者所重視。此書之作者，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及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作“夏少曾”。明代陶宗儀《說郛》（宛委山堂本）卷四九收錄《朝野僉言》一卷，將作者題名為“宋，張鷟。” 顯誤。張鷟是唐人，著有《朝野僉載》三十卷。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著錄是書曰：“《朝野僉言》二卷。不著名氏。有序。建炎元年八月《系年錄》稱‘夏少曾’，未詳何人。” 則此書的作者當(dāng)可以確定為夏少曾，只不過夏少曾之身份，早在南宋中后期就已經(jīng)成為一樁懸案。

一、《朝野僉言》作者夏少曾身份考

與夏少曾同處于兩宋之交前后的呂本中，其《東萊先生詩集》卷一三中有《送夏少曾兄弟》一詩云：

處處人家避賊忙，數(shù)因行李問舟航。江橫晚照鳧鷗亂，春到空山草木香。

我未有緣離嶺嶠，君今決策下湖湘。定知此去添貧病，不及相從氣味長 。

呂本中此詩撰作的時間，據(jù)詩中“嶺嶠”一詞，是靖康之難后隨其父呂好問舉家避難嶺南時。據(jù)呂祖謙《東萊公家傳》記載：“敵騎比歲大入，江湖間群盜蜂起，公避地轉(zhuǎn)徙于筠、于連、于郴、于全、于桂，靡有定止?！?當(dāng)時南宋朝廷新立，時局頗為動蕩。呂本中首次入嶺南當(dāng)在建炎四年（1130）正月末時。其《陽山大雹》詩言：“建炎庚戌正月尾，陽山雨雹大如李?！?當(dāng)年端午時，又由連州出嶺南，北還至斛嶺，作《端午日北還至斛嶺寄連州諸公》。隨后在湖南度夏，寓居于郴州附近的寺廟中，作《山居素飯》《寺居夜起》《寺居即事三首》等詩。是年冬，呂本中第二次入嶺南，至賀州，作《賀州聞席大光陳去非諸公將至作詩迎之》，隨后至桂林居住。紹興三年（1133）呂本中北返，五月行至永州祁陽縣浯溪，有《浯溪》詩言：“五月行人汗如雨，意緒昏昏雜塵土?！?則其離開桂林在三年五月前。此后，呂本中沒有再回過嶺南。那么《送夏少曾兄弟》一詩，就應(yīng)當(dāng)作于建炎四年（1130）至紹興三年（1133）某年之春。由于呂本中《詩集》大致上是按照年代排序的，而此詩前一首《送能化主還法輪》有“嶺外三年避賊忙”之句，那么從其建炎四年（1130）正月首次入嶺南算，此詩就作于紹興二年（1132）春；如果從建炎四年（1130）冬其第二次入嶺南算，此詩就作于紹興三年（1133）春。

從時間上看，呂本中于嶺南所送別之“夏少曾”，與靖康二年（1127）在開封圍城中之“夏少曾”同時同名，應(yīng)當(dāng)就是同一人。當(dāng)時北方士民紛紛南渡，夏少曾大概也是自圍城后轉(zhuǎn)折南遷至嶺南來的。然而可惜的是，此“夏少曾”在呂本中詩集中也僅出現(xiàn)過一次，沒有留下太多線索。那么，這位“夏少曾”會不會以別的字、號出現(xiàn)在呂本中《詩集》中呢？考察之下，發(fā)現(xiàn)呂集中確實還有一名“夏庭列”者，與“夏少曾”之行蹤相近。在呂集中，“夏庭列”出現(xiàn)了三次。第一次是卷一二之《贈夏庭列兄弟》，此詩位于呂本中建炎四年（1130）夏郴州寓僧廟時作《山居素飯》《寺居夜起》《寺居即事三首》等詩之后，且詩中有“僧房夜永燈火足，更肯襆被來同宿。” 之句，應(yīng)該是同時之作。第二次是卷一四之《寄計議弟張彥實錢元成夏庭列》?！坝嬜h弟”即呂用中，其任樞密院計議官自紹興三年（1133）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八年四月十八日 。祝尚書《呂本中年譜》系此詩于紹興三年（1133）末 。第三次是卷一七之《偶成兩絕句奉文若庭列》，其詩言：“夏子經(jīng)時不寄書，十年奔走尚窮途。不知自到高安縣，亦有心情記我無。” 考呂本中與夏庭列相識于建炎四年（1130）夏，十年后則是紹興十年（1140）。王兆鵬《兩宋詞人年譜》亦系此詩于紹興十年（1140） ?？梢?，呂本中與夏庭列初見于建炎四年（1130）夏郴州僧寺中，隨后一直到紹興十年（1140）皆有詩歌投贈往來，關(guān)系甚洽。但呂本中在嶺南避難期間，卻不見與夏庭列有往來詩詞。而與夏少曾的詩又僅見于在嶺南期間，這是頗值得懷疑的。

除了“夏庭列”外，呂集中還有一名“夏翇”者，出現(xiàn)在卷一五的《連得夏三十一翇兄弟范十五仲容趙十七穎達(dá)書相與甚勤作詩寄之》與《聞大倫與三曾二范聚學(xué)并寄夏三十一四首》兩篇中。祝尚書《呂本中年譜》將之系于紹興四年（1134），則夏翇與呂本中往來的時間與夏少曾、夏庭列也頗為接近。此外，又考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江西宗派”條記載：“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dāng)紹興癸丑（三年）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為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 居仁即呂本中之字。這樣一來，就有夏少曾、夏庭列、夏翇、夏倪之子四個姓夏之人在紹興初年前后與呂本中有來往，似乎太過湊巧。因此，弄清楚這四名姓夏之人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很有必要。

首先，是在呂本中詩集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夏庭列。據(jù)尹焞《題 <伊川先生語錄> 》記載，在紹興七年（1137）四月二十八日，時尹焞“寓九江”而“夏庭列惠然見訪，語此道，輒書以志之?！?而韓元吉《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后》也記載此事作“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翇，間亦錄贈門人?！?又其《答朱元晦書》亦云：“（和靖先生）有贈夏翇數(shù)語，因以錄呈。” 則夏庭列之名為翇，庭列乃其字耳。

其次，則是《能改齋漫錄》所記載的夏倪之子。夏倪其人，《宋史》無傳，其子更是遍考文獻(xiàn)而難覓蹤影。筆者通過多方考察，終于在華中師范大學(xué)政治科學(xué)高等研究院與中國農(nóng)村研究院所創(chuàng)辦的“中國家譜族譜數(shù)據(jù)庫”中發(fā)現(xiàn)其所公布的《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刊本（十三冊）中有相關(guān)線索。此譜在卷二“一世至十五世圖紀(jì)”中，詳細(xì)記載了夏倪的世系 。據(jù)此譜記載，夏倪有四子，分別是師憲、師箴、師翇、師翟。而夏師翇條下小注云：“字廷烈，授通直郎，官浙江烏程縣令?！保ㄒ妶D二）考《烏程縣志·職官》下宋代也確實載有縣令“夏翇” ，是而可知夏倪之子就是夏翇?！皫熈崱贝蟾攀撬淖V名，而平日交游則使用俗名，去其行輩字不使用。而其字“庭列”家譜記作“廷烈”，則大概是家譜在不斷重修補(bǔ)修的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同音至誤。

（附圖一、圖二：《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所載夏倪、夏翇世系。）

最后，只剩下《朝野僉言》的作者“夏少曾”的身份。據(jù)筆者考證，夏少曾就是夏翇，主要有三點(diǎn)證據(jù)。第一，其在建炎、紹興之際與夏翇同處于嶺南，且都與呂本中有往來。第二，在《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中所載夏氏親兄弟或族兄弟中存在一個現(xiàn)象，即兄弟間的名與字往往都聯(lián)系相配，這是古人命名時常見的使用行輩字的習(xí)慣。譬如夏翇伯父夏伋長子夏球，字致謙；次子夏琪，字致恭；三子夏珙，字致宏。夏翇雖然家譜記其字“廷烈”而非“少曾”，但是夏翇的長兄夏憲的表字卻恰好就是“少原”。所以夏翇大概是原字“少曾”，后來改字。宋人改字之風(fēng)氣甚為流行，譬如秦觀原字太虛，后來改字作少游。有學(xué)者曾經(jīng)專門就這一風(fēng)氣撰文分析 ，茲不贅述。第三，古人傍名為字，而“翇”與“少曾”正有意義上的聯(lián)系?！傲崱弊謸?jù)《說文·羽部》曰：“樂舞，執(zhí)全羽，以祀社稷也?！庇帧霸弊謸?jù)《楚辭·九歌·東君》：“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王逸注云：“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可見夏翇的原名“翇”，是代表了“執(zhí)全羽以祀社稷”的一種舞蹈。而其表字“曾”，則作為名的補(bǔ)充意義表示舞蹈的伎藝精湛工巧罷了。

綜之，呂本中詩集中的夏庭列、夏翇，《能改齋漫錄》中的夏倪之子，與《朝野僉言》的作者夏少曾實為一人?！冻皟L言》作者之身份已經(jīng)完全可以確定就是江西詩派詩人夏倪之子夏翇。

二、夏翇家世及其生平考

關(guān)于夏翇之父夏倪的研究，以往主要有傅璇琮等編《宋才子傳箋證》以及伍曉蔓博士論文《江西宗派研究》辟有專章討論。由于《兩宋名賢小集》本《五桃軒集》記載：“夏倪，字均父，蘄州人。英公之孫?！?以往的研究者都認(rèn)為北宋名臣夏竦是夏倪的祖父。譬如《宋才子傳箋證·夏倪傳》在考證夏倪籍貫時謂：“夏倪，《宋史》無傳。其籍貫，本應(yīng)從其祖夏竦。《宋史·夏竦傳》：‘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鸟底影财冢渡綎|通志》卷二五，《陜西通志》卷二一、五一等，據(jù)舊志均謂為江州德安人，與竦一致。雖然不能確定夏倪與安期之關(guān)系，但倪理應(yīng)為德安人。然自宋以來，俱作蘄人……釋惠洪《遠(yuǎn)游堂記》：‘公諱倪，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為名臣之后，凜凜有祖風(fēng)者也。’所謂其先為江南人，應(yīng)指祖、父輩為德安人，則知蘄春為其居所?！庇挚甲C其家世謂：“均父家之饒財，應(yīng)源自祖竦之積聚?！端问贰は鸟祩鳌费裕骸载?，數(shù)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貿(mào)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巨萬，自奉尤侈?！?然而，這些考證以及推論都是建立在“夏竦是夏倪的祖父”這一論點(diǎn)的基礎(chǔ)之上的，但其實夏竦并不是夏倪的祖父。實際上，從釋惠洪稱夏倪為“嘉祐為名臣之后”就已經(jīng)可以看出問題。因為據(jù)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記載，夏竦死于皇祐三年（1051）九月乙酉 ，何以能稱之為嘉祐（1056—1063）名臣呢？以往的學(xué)者大概是根據(jù)《兩宋名賢小集》的記載，因而把“嘉祐名臣”想當(dāng)然地當(dāng)作是夏竦了。釋惠洪是夏倪的知交好友，其記載當(dāng)然要遠(yuǎn)比《兩宋名賢小集》要可信。

根據(jù)《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卷二所記載的世系。夏倪這一支的世系為夏筠—夏穆—夏掞—夏安世—夏覃孫—夏倪。而夏竦這一支的世系為夏奐—夏承皓—夏竦。“中國家譜族譜數(shù)據(jù)庫”中所公布的《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卷二缺一到十九頁，夏筠、夏奐以上世系皆闕。而又據(jù)數(shù)據(jù)庫中所收《江西湖口夏氏宗譜》卷首中洪武十年（1377）夏守道所撰《夏氏宗譜前序》記載：“夏氏子孫居會稽郡，而以夏為氏也……始知夏出自勰之裔，勰之子雍匕生三子，長曰澄，居良口；次曰深，居三斗坪；三曰洪，居落水嶺。洪旋遷德安白水，生二子焉，曰翌，曰昱。翌之子三，名讓、名譚、名訏。昱之子二，名筠、名奐?！?那么夏倪的天祖夏筠與夏竦的祖父夏奐為親兄弟，夏竦實為夏倪的同族曾祖輩?？肌督魅鸩氖蠔|分分譜》卷二世系記載：“安世公……葬芙蓉祠前。妣潘氏……葬井水清泉寺東龍池里。”又蘇軾有《游沙湖》云：“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則很顯然，自夏倪的祖父夏安世時，夏倪一支就從德安搬遷到了蘄州，夏倪的籍貫自然就是蘄州，夏倪的“家饒財”當(dāng)然也與夏竦毫無關(guān)系。

夏翇，字少曾，又字庭列。是夏倪的第三子，其早期的經(jīng)歷不詳。據(jù)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引《朝野僉言》其自述云：“余生值靖康丙午之難于都城，自黠虜釁成禍結(jié)始末之由，余偶知之，不詳審。” 亦僅知其在圍城之中。夏翇的父親夏倪雖然在大觀年間居住在汴京，但宣和年間已有記載其自四川府曹貶為祁陽酒官，那么夏翇在靖康年間為什么居住在汴京呢？據(jù)趙甡之《中興遺史》記載靖康二年（1127）三月張邦昌撫諭太學(xué)諸生之事云：“邦昌命董逌撫諭諸生，慰勞備至，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于虀鹽，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數(shù)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撫諭之使，又命選醫(yī)官十人，于諸齋日逐看候，人人給藥餌之資，由是諸生感悅。故《泣血》等諸書，太學(xué)諸生所記，其間不無為邦昌粉飾其事者?！?趙甡之稱太學(xué)諸生所記“《泣血》諸書”，證明除了丁特起《孤臣泣血錄》（又名《靖康紀(jì)聞》）外還有別的太學(xué)生也有著述，但今天存世的北宋太學(xué)生所著靖康史料則唯《孤臣泣血錄》一部而已。那么《朝野僉言》是否也是太學(xué)諸生所記諸書之一呢？參考《中興遺史》稱太學(xué)生諸書普遍持回護(hù)張邦昌的態(tài)度這一點(diǎn)來看。夏翇的《朝野僉言》其實與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一樣，也存在為張邦昌辯護(hù)的文字。譬如：

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間金人令同蕭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姓推戴，時邦昌皆不知也。黏罕、斡離不令王汭持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讀前后文畢，大驚曰：“趙氏無罪，遽蒙廢滅，邦昌所不敢聞，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大金欲冊立太宰，三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卑畈^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掇送與邦昌！雖督責(zé)而歸，焉可免禍？身為大臣，豈篡逆耶？有死而已！”

除了張邦昌外，《泣血錄》與《僉言》對許多人物的評價、態(tài)度，甚至記載的事例都十分相似。譬如其記王時雍事。《泣血錄》記載曰：“朝中舊呼時雍為‘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時雍與鄉(xiāng)人貨賂賣差遣，殊不知亦能為‘賣國牙郎’也。” 《僉言》曰：“時雍專為鄉(xiāng)人納賂求差遣，時人謂‘三川牙郎’，其鄉(xiāng)人曰：‘今又作賣國牙郎也！’” 又記徐秉哲事。《泣血錄》記載曰：“上自軍中批御札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為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煩于左藏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君，毋念舊主。’” 《僉言》曰：“上有詔與徐秉哲，令買路藥，云：‘社稷山河為卿等所誤！可恨者，某等父子兄弟成擒耳！無思舊主，勉事新君?？捎诙妓窘柚уX三千貫買路藥?！艿弥！?可見，都出于圍城人中之手的《泣血錄》與《僉言》不光是對于時局人物的態(tài)度有相近之處，其相似的消息來源似乎也證明其處于同一個社交圈子中。因而在沒有更多證據(jù)的情況之下，似可以初步推測夏翇靖康年間在汴京的身份是一名太學(xué)生。

靖康之難發(fā)生以后，推測夏翇大概是返回江西蘄州家中居住了一段時間。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有農(nóng)民起義軍劉忠侵犯蘄州，當(dāng)時駐扎在蘄州的韓世清與之交戰(zhàn) ?？赡苁且驗闀r局的緊張再加上此次蘄州的動蕩，于是夏翇再次向南遷徙避難。到了建炎四年（1130）夏時，夏翇與呂本中相見于郴州一座寺廟中，短暫地相處了一段時間后兩人分開。紹興三年（1133）春，夏翇又?jǐn)y其父夏倪的《遠(yuǎn)游堂集》到桂林請呂本中為之序，不久又北返。呂本中詩稱其“下湖湘”，則大概是經(jīng)由湖湘回到江西。所以紹興七年（1137）時，夏翇又至九江探訪尹焞。紹興十年（1140），呂本中寄詩夏翇稱：“夏子經(jīng)時不寄書，十年奔走尚窮途。不知自到高安縣，亦有心情記我無?！眲t夏翇似乎是在高安縣擔(dān)任一些比較低微的職事。據(jù)《江西瑞昌夏氏東分分譜》與《烏程縣志》記載，此后夏翇又到烏程縣任縣令，最后當(dāng)也官止于此，沒有在仕途上獲取更多進(jìn)步。

三、《朝野僉言》的成書與流傳

根據(jù)現(xiàn)存文獻(xiàn)記載，最早有關(guān)《朝野僉言》的記錄出自陳規(guī)的《 <靖康朝野僉言> 后序》，此文載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之卷一三九，亦見于陳規(guī)《守城錄》之首卷。其文云：“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fù)河南，規(guī)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案此“己酉”當(dāng)作“己未”，陳規(guī)出守順昌府的時間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七記載是在紹興九年（1139），即己未年。而己酉年為建炎三年（1129），時陳規(guī)尚知德安府。那么也就是說，陳規(guī)是在紹興十年（1140）五月前后見到此書的，則《僉言》的成書時間起碼在紹興十年（1140）以前。唯其所見《東齋雜錄》，不詳為何書。若非夏翇本人之作，則《僉言》成書以來已經(jīng)他人收錄作二次傳播，其成書之時間更當(dāng)遠(yuǎn)在紹興十年（1140）以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有：“《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又總注曰：“右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訖于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也?！?晁氏這里的意思比較混淆，以上諸書唯《金人背盟錄》為汪藻所著，所以《背盟錄》以下所附諸書大概是汪藻將其纂為叢編。四庫提要亦云：“其意蓋謂《金人背盟錄》以下六書，皆靖康時人所作，藻合而編之耳。” 不知晁公武所載此六書叢編，是否即陳規(guī)所謂“《東齋雜錄》”。

在靖康之難發(fā)生以后，南宋舉國上下都有著強(qiáng)烈的了解、反思這場歷史變亂的現(xiàn)實需求。而夏翇《朝野僉言》作為第一批成書的靖康史料，則正好迎合了這種社會需求。故在整個南宋時期，此書的流傳相對是比較廣泛的。除現(xiàn)存三家宋代私家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著錄了此書外。南宋的史家如趙甡之《中興遺史》、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也都對此書有所引述。元好問有《讀靖康僉言》詩 ，則證明此書還流傳到了金國，足見其流傳之廣。同時正因其流傳之廣，此書在成書后不久即發(fā)生了遭人改竄的情況。據(jù)趙甡之《中興遺史》記載靖康圍城中劉延慶逃跑一事時稱：“而《朝野僉言》之書，載其事甚明，至延慶子光世統(tǒng)兵，好事者諂奉之，乃改《朝野僉言》曰：‘上集衛(wèi)士二千馀人，環(huán)甲胄，欲為避狄之計。張叔夜、劉延慶勸上出走，上未決。延慶曰：“先為陛下奪一門?！毖討c父子奪萬勝門出，門外候駕，睹親王二人坐于明節(jié)皇后之門臺，又見張海、張宏率馬兵奪門，不克而去，蓋城?之翌日也?！笕擞[《朝野僉言》者，當(dāng)求舊本，而改本失實，故不可以不詳辯?！?趙甡之作《中興遺史》雖然在宋寧宗慶元（1195—1200）以前，但劉延慶之子劉光世死于紹興十二年（1142），如果是為了諂奉劉光世，則這次竄改至少應(yīng)該發(fā)生在紹興十二年（1142）以前。應(yīng)該說，這種現(xiàn)象也從另一個側(cè)面證明了《朝野僉言》在當(dāng)時的流行程度。

宋代以后，此書流傳漸稀，罕有書目著錄，而唯見于叢書之中。元明之際，陶宗儀首先將其收入《說郛》中，此本亦成為今天所能見到的《朝野僉言》的主要版本。稍后明代陸楫《古今說?！芳袄顤颉稓v代小史》等亦收有此書，但其文字與《說郛》本皆相差無幾?？己鷳?yīng)麟《少室山房類稿》卷一〇四《讀 <古今說海> 》云：“比長博考諸說家，乃知此書《就日》《瀟湘》等錄多出《說郛》……” 則后世叢書載此書者，似皆從《說郛》轉(zhuǎn)錄。

此書的書名“朝野僉言”，有時又作“靖康朝野僉言”。譬如宛委山堂本《說郛》此書作“朝野僉言”，而涵芬樓本《說郛》此書則題作“靖康朝野僉言”?！度喂P記》收錄此書時，其書前點(diǎn)校說明謂：“涵芬樓本于書名前置‘靖康’二字，知是后人所添。” 其實，“朝野僉言”原書名正當(dāng)作“靖康朝野僉言”。陳規(guī)《 <靖康朝野僉言> 后序》記載于紹興十年（1140）五月前后見到此書，時距靖康之難尚不過十余年，其所見當(dāng)最近此書原貌。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引證此書時雖屢稱“朝野僉言”，然其卷五三曰：“《靖康朝野僉言》等諸書，所載尤詳?！?云云，證明心傳所見原名亦為“靖康朝野僉言”。金末元好問《遺山集》卷八有《讀靖康僉言》詩，證明此書流傳到金國的版本也作“靖康朝野僉言”。則此書原名為“靖康朝野僉言”，當(dāng)無疑議。此書的卷數(shù)，宋代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作一卷。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曰：“《朝野僉言》二卷。不著名氏。有序?！边@里陳振孫特意提到“有序”，不知道是不是陳規(guī)的《 <靖康朝野僉言> 后序》。考陳規(guī)《 <靖康朝野僉言> 后序》其文約五千余字，已堪一卷。在其《守城錄》中，亦單作一卷。若然，則陳振孫所藏《朝野僉言》當(dāng)也是一卷本。

《說郛》本《朝野僉言》也是一卷，存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二十五日；閏十一月初六、初七、初八、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一、初三、初四日；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十五、二十九日；二月初七日事，作編年體排列。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所收錄的原文比較，《說郛》本《朝野僉言》在收錄此書時，蓋僅對原書錄其大概而已。雖然如此，但《說郛》畢竟保留了《朝野僉言》珍貴的史料原文，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都是《三朝北盟會編》所沒有引用的，因而仍具有相當(dāng)程度的史料價值。同時，今本《三朝北盟會編》有一個問題，即其不少引文未標(biāo)明出處。陳樂素先生《 <三朝北盟會編> 考》指出，今本《三朝北盟會編》約有三分之一的引文沒有標(biāo)明出處，有些可能是出自官修史書而原未標(biāo)明引文出處，有些則是因傳寫而有所脫漏 。鄧廣銘、劉浦江先生《 <三朝北盟會編> 研究》雖不完全認(rèn)同陳樂素先生的觀點(diǎn)，但也說：“今本《會編》沒有標(biāo)明出處的三分之一內(nèi)容，其中確有一小部分是原有出處，只因?qū)掖蔚膫鞒疗溆兴撀??！?將《說郛》本《朝野僉言》與《會編》收錄佚文比照，也可以辨明一些《會編》沒有標(biāo)明出處的引文而原屬《朝野僉言》者，譬如靖康二年（1127）正月二十九日事：

《說郛》本：“二十九日，軍前要教坊內(nèi)侍等四十五人，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dāng)?shù)百人。先是，權(quán)貴歌舞及內(nèi)人，自上皇禪位后，皆散出民間。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遍于里巷，聞?wù)卟粍倨浒?。?/p>

《三朝北盟會編》錄：“金人來索御前祗候、方脈醫(yī)人、教坊樂人、內(nèi)侍官四十五人；露臺祗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dāng)?shù)百人。先是，權(quán)貴家舞伎及內(nèi)侍人，自上即位后，皆散出民間，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內(nèi)司、軍器監(jiān)工匠、廣固撘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帶帽子、打造金銀、系筆和墨、雕刻圖畫工匠三百余人；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彈箏、琵琶、吹笙等藝人一百五十余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開封府軍人爭持文牒，亂取人口，攘奪財物，自城中發(fā)赴軍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計，然后扶老攜幼，竭室以行，親戚故舊，涕泣敘別離，相送而去，哭泣之聲，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絕?！?/p>

上引《三朝北盟會編》所錄未標(biāo)明出處之《朝野僉言》原文，是金元雜劇的研究者所經(jīng)常拿來使用的一段材料。而《說郛》本經(jīng)過剪裁，完全刪去了這一部分的記載?！稌帯方?jīng)過轉(zhuǎn)折抄錄，又已脫去引文出處。研究者遂不知此段材料原出于《朝野僉言》，頗足遺憾。在使用《三朝北盟會編》中的史料時，應(yīng)注意到其這項特點(di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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