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出現了非常優秀的五兄弟，被稱為“沙氏五杰”，他們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他們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也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有人說，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革命史。

今天我們就向大家介紹“沙氏五杰”的老大沙文若。

蔣介石請他修家譜，周恩來向他求墨寶，他不僅塑造四個弟弟成為人杰，自己也成為百年巨匠。

• 父親早逝，他成為了家里的“頂梁柱”

沙文若，字孟海，號石荒、沙村、決明，1900年出生在浙江寧波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沙村一個儒醫家庭，是五兄弟中的老大。

由于耕讀家庭環境的熏陶，沙文若自幼喜歡讀書，特別酷愛書法和篆刻。沙家早年生活極其貧困，父親又在他13歲時就英年早逝，作為長兄，他深知自己的責任，早早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擔，成為家里的支柱。

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1919年他從浙江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畢業后，就先后在寧波兩個大戶家里做家庭教師，還一度執教鄞縣（現鄞州區）梅墟求精小學，以所入養家。

當然，他也深知，要成為家庭的“頂梁柱”，必須成就自己。只有自己足夠強大，才能更好地呵護四個弟弟。

在謀生中，他不忘他提升技能，不斷地拜師學藝。1925年他到上海進修能學社教書，后任教商務印書館圖文函授社，在這里他結識了同鄉陳布雷。這期間，他還師從馮君木、陳屺懷學古文字學，又拜吳昌碩、馬一浮等大師學書法篆刻，獲益良多，書藝大進。章太炎主辦的《華國月刊》多次刊載其金石文字，名聲漸著。

他的付出終究得到了回報。

1928年至1929年上半年他入職浙江省政府，1929年夏，應聘任廣州中山大學預科教授，1931年春起，經同鄉陳布雷推薦，歷任南京中央大學、教育部、交通部秘書，1946年至1948年應蔣介石邀請，參與編纂《武嶺蔣氏宗譜》。

由于不懈的努力，沙文若最終成為中國當代著名書壇巨擘。

沙文若的成才，也帶動和助推了四個弟弟的成長，切實發揮了“頂梁柱”的作用。

在家中的地位，沙文若就如同父親，四個兄弟的學費、生活費，從冬天棉衣到夏天的蚊帳，都是他省吃儉用從微薄的工資中支出的，甚至有時連母親和弟弟生病的醫藥費也需要依仗他。兄弟們的苦惱和問題也都會首先找他這個大哥傾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先后資助四個弟弟外出求學。他們的外出求學，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在“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影響下，他們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可以說，如果沒有沙文若的全力擔當和為家庭所作出的奉獻，沙氏兄弟的命運將完全改變。

1923年老四沙文威在他的資助下，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由此走上革命道路，16歲就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沙文威因組織工人罷工和學生游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暴行，兩次被通緝。

1926年逃亡中的沙文威罹染肺病，病情嚴重，當時這種病常是致命的，急需住院治療。沙文若得知情況后，當即把老四送到上海教會醫院治療，挽救了他的生命。

1926年，沙文若又親自送二弟沙文求到廣州中山大學求學，由此，沙文求投身革命。

可就在這一年，沙文求因參加廣州暴動被殺害，年僅24歲。他的犧牲使沙家陷入痛苦的深淵，幾乎把沙文若這個“頂梁柱”擊垮。

他自責是自己把沙文求送到廣州的。在接二連三的重大打擊下，他情緒十分低落，一度甚至想到自殺。

老三沙文漢得知后，不斷寫信給他竭力規勸、鼓勵。正是兄弟間的真情和鼓勵，使他們相濡以沫，團結一心，艱難地渡過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險境。

沙文求犧牲后，他遺孀的一家，從此也受到沙文若和其他眾兄弟終生的關懷與幫助。

1928年對沙家來說，是重大災難的一年。老三沙文漢于1926年7月在家鄉接替老二沙文求的工作，參與鄞奉暴動，1928年初被反動當局追捕后離家逃出，為此連累沙村老家被洗劫，五弟沙文度被當地土豪惡霸抓捕，差一點被扔進施村前面的深潭。

在沙文若送錢疏通說情下，沙文度被放了出來。后來沙文若又把他送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習畫。遭此打擊后，沙文若帶著全家背井離鄉，來到上海閘北青云里居住。

不久，老三沙文漢逃到上海，沙文若又資助他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日文。

1932年，沙文漢在黨內極“左”路線排斥下不給分配工作，使當時作為職業革命家的他，失去一切生活來源，貧病交加，經常一周之中只能吃上幾頓飯，幾次因饑餓暈倒在上海馬路上。沙文若再次出手，在南京收留他養病，并介紹他到安慶教育廳任小職員，解決生計。

可是不久，沙文漢的黨員身份被叛徒告密，他只身逃離了安慶。沙文若為此受到問責，但他并未因此停止對兄弟的援助。

• 作為兄長，他是四兄弟的“守護神”

老二沙文求是個有崇高理想的革命青年，在他的影響下，三個弟弟都在大革命浪潮中走上革命道路。

沙文若那時雖在國民黨政府里任文職工作，表面上他不問政治，但他心中有桿秤，始終深信自己的兄弟加入中國共產黨完全是為了革新社會和幫助窮人，從而認定他們都是“仁人志士”，努力在一切可能條件下保護他們。

1930年沙文威被捕，關在杭州的國民黨浙江陸軍監獄死牢里。

沙文若當時書法與古文已蜚聲海內，被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延攬為秘書。他得到消息后就去向朱家驊和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求救，并以他們的名義給浙江省長張難先發電報，把他交保釋放。

1935年蔣介石在武漢設立行營，指揮對中共蘇區的圍剿。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武漢情報組，中央特科李克農指示沙文威設法打入武漢的國民黨機關。

沙文威請沙文若幫忙，把他調到了武漢電話局。憑借電話局的便利條件，沙文威截獲了不少國民黨軍政系統的情報，但最重要的，他拿到了蔣介石進攻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畢業于柏林大學的朱家驊，是國民政府與德國進行全面合作的主要推動者。國民黨策劃“第五次圍剿”時，他請來一位德國陸軍元帥塞格特給蔣介石做總顧問。塞格特為蔣介石設計了一個采用“碉堡戰術、步步推進”的圍剿計劃。

塞格特的計劃是用德文寫的，蔣介石讓朱家驊翻譯成中文。朱家驊翻譯后讓沙文若潤色。沙文若知道自己的弟弟沙文威是共產黨，當時正住在他家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沙文若把計劃帶回了家，沙文威便把這個關系蘇區存亡“圍剿計劃”抄了下來！

1937年冬，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后，由陳布雷建議，蔣介石決定在軍委會下面成立一個參事室，請各派系軍閥的高級將領和一些政要出任參事，共謀抗戰大計和參議重要政治、軍事、外交問題，任命朱家驊任參事室主任。

軍委會參事室是國民黨的情報中樞，如能潛伏進去，無疑進入了國民黨的心臟，就能輕而易舉地獲取他們的最高機密。沙文威向李克農毛遂自薦：打入軍委會參事室。

可沙文威曾兩遭通緝，一次被逮捕，歷史有“污點”。恰恰參事室主任就是他當年出獄的保釋人朱家驊，成天要面對；另一位保釋人陳布雷，也要經常打交道。如果他們沒有健忘癥，沙文威就會“原形畢露”，但中共方面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只好同意他冒險一試。

沙文威再次求大哥沙文若幫忙。

1938年1月，沙文威出任了軍委會參事室干事，主要負責收發文件。就這樣，來自國民黨中樞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周恩來和延安毛澤東的案頭上。

沙文威在軍委會參事室不光搞情報，還逐步建立起一個情報網。

1940年秋國共合作期間，沙文威又在沙文若幫助下到重慶國民黨軍事機關做總務工作。在這個崗位上，他獲取了蔣介石內部密令：可以殺中共潛伏黨員。這一“國共合作”真相對外披露后影響很大。

1941年春，沙文威發展的兩名情報員在浙江被軍統特務逮捕。

周恩來立即讓吳克堅通知沙文威：離開重慶去上海。

沙文威只得“不告而辭”離開重慶逃到上海。

當然沙文若又因兄弟的牽連再次受到當局的查詢，所幸他平時為人忠厚，工作認真，業務工作和為人深得上級認可，因此也并沒有過于為難他。

解放戰爭時期，沙文若又再次向朱家驊推薦，幫助沙文威順利進入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京滬特派員辦公室當了專員，后來又到中央研究院總辦做專員。

沙文若不知道的是：此時沙文威是受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沙文威的三嫂）直接領導的市委策反部負責人。

利用這個職務便利，沙文威成功策反國民黨海陸空三軍：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點，僅入黨10余天的俞渤帶著機組四人駕駛著最先進的美制B24轟炸機在南京起飛，將三枚噸級炸彈投在總統府后飛向解放區。

1949年2月25日凌晨，國民黨最大的軍艦“重慶”號巡洋艦舉行起義。

1949年3月初，保衛蔣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軍”----首都警衛師在師長王宴清帶領下棄暗投明。

沙文若可謂是沙文威一生的“福星”，他三次進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臥底、獲取大量重要情報，皆是沙文若幫助。朱家驊則可說是中共情報戰線的“功臣”，除了沙文威，中共幾個貢獻最大的情報員，如沈安娜，也是朱家驊安排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從而讓“毛澤東時刻把著蔣介石的脈”。

沙文若不僅幫兄弟，還幫家里的其他人。

1949年早春的一天，因為戰爭京滬線火車一度不通，而作為南京秘密市委書記的陳修良，此時又緊急需要到上海去匯報工作。

基于深知老師和大哥沙文若的絕對可靠，她竟然與沙文若乘“總統府”的汽車到了上海，完成任務。

南京市委還通過沙文若的兒子沙茂世（中央大學秘密黨員）送情報到上海。在解放前夕，京滬兩地沙氏一家竟有兄弟、子侄、弟媳多人從不同黨派、地位和角度直接、間接地為解放中國進行過工作，卻也是歷史上少見的。

• 一代宗師，人們敬仰他的才藝更佩服他的傲骨

沙氏兄弟的一生，是那一代知識青年在百年中國的縮影。在風雨如磐的歷史大風浪中，不僅有四個弟弟那樣為了理想、救國救民、勇于自我犧牲的革命知識分子，也有像沙文若那樣治學嚴謹、始終堅守良知的傳統知識分子。而這兩者之間又是相互滲透、互為支撐，構成中國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基礎。

解放前夕，沙文若為逃避國民黨政府動員知識分子文化人離開大陸到臺灣，他先從南京回到寧波家鄉，在沙文漢支持下，沙文若由長子沙展世陪同秘密回到上海巨鹿路景華新村沙文漢的家中，由其岳母陳馥掩護，隱蔽居住多日等待上海的解放。

解放后，沙文漢成為新中國浙江省首任省長，沙文若則在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為此，他做了大量的文物保護和收藏工作。

1956年秋，沙文若得知上海的鑒賞家吳湖帆收藏有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殘卷，作為省文管會調查組組長的沙文若為此多次往返滬杭，力主由浙江博物館購買。在多方努力下，還價到8000元成交。當時這是一筆大數字，經省人委批準，在1957年1月收購成功，此畫遂成為浙江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半個多世紀以后，浙江的“剩山卷”到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與“無用師卷”首次合璧展出，成為兩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

還有一件事，更映照了沙文若的風骨。

1953年寶剎修葺時，浙江書法界泰斗張宗祥推舉沙文若題寫“大雄寶殿”四個大字的匾額，因沙文若善書擘窠大字。

1957年，當他的三弟、時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后，他作為兄長，題寫的匾額也不能繼續存在了，有關方面決定把沙文若三字從匾額上抹去!

于是，在“整修內部，暫停參觀”之后，萬千游人面對的已是一塊沒有題款的“大雄寶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額來歷的也不太多。

但一個突發事件，這種格局很快被打破。

1970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杭州，游了湖看了戲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靈隱寺進香。

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可厚非，但無疑給中國政府出了一個大難題。

1966年6月紅衛兵運動發起后，靈隱寺的菩薩也成為攻擊的目標，當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給浙江省委發了電報，指示“暫將靈隱寺封閉，留待運動后期處理”。到這時，靈隱寺仍在繼續封閉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絕，周恩來幾經權衡，決定開放靈隱寺，讓西哈努克入廟進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償，可誰也不會想到，親王在進入大殿前會盯著“大雄寶殿”四個字，問陪同參觀的中方官員:

“這幾個字是誰寫的？為什么沒有題款？”

中國官員吃了一驚，他沒有估計到西哈努克會有這樣的漢學功底。

他看了看周恩來，惴惴地告訴親王:這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已經不知何人書寫了。

西哈努克不再聲響，似乎已經接受了“無名氏作”的觀點。

但周恩來卻接受不了，他知道這塊匾額的書寫者并非古人而是沙文若，那個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的沙文威的大哥沙文若。

他找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負責人，說了這么一段話：

沙文漢是沙文漢，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夠因為沙文漢是右派，連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連。這不是黨的政策！

周恩來的指示得到了貫徹，浙江方面很快派人找到沙文若，要他去補一個名字。

按一般人的來說，肯定會受寵若驚，可沙文若不，他的倔勁又上來了。他說：

“要么重寫一塊匾。名字就不補了。”

來人好不尷尬，但是寫字的事又強迫不得，事出緊迫，他們只好請來另外一個人，拼湊了“沙文若”三個字補上。字寫得不協調，很難看，但“大雄寶殿”的匾額上，“沙文若”三個字到底還是出現了。

1992年10月，沙文若逝世，享年九十又三，他的墓碑就近置于沙村附近的萬柳園，以后其他兄弟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的墓也陸續遷移至此，生前親密一生的兄弟們又得以與大哥團聚，隔著東錢湖遙望塘溪沙村的老家，靜靜地為后人訴說著百年滄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