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圓方的第978篇原創

前天突然心有所感，預測了一下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誰家（參見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今年諾獎預測））預測達龍·阿西莫格魯，有可能在今年大的“政治環境下”能夠獲此殊榮。

圓方運（shui）氣（ping）不錯。

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MIT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獲得這一獎項，表彰其“對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繁榮的研究”。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詞中，是這么介紹這項研究的：

“他們研究了殖民者引入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如何影響、乃至決定一個國家今天的貧富。”

可能這句話不太好理解，因為這三位研究者，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初始，是從殖民制度對世界經濟影響開始的。三人共同署名的《殖民地起源比較發展的實證研究》（2001），《非洲的成功故事》（2001），《歐洲的崛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變革和經濟增長》（2005），從二十年前，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而這次諾獎頒授的關鍵，是源自于他們三人于2002年共同完成的、發表于《經濟學季刊》的論文《貧富的逆轉——論現代世界貧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提到：

長期以來，地理被認為是影響國家財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氣候溫和的地區被認為更有利于農業生產和發展。然而，三位經濟學家則認為，地理因素并不是決定國家貧富的唯一原因。雖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確實對經濟發展有影響，但它們并不能完全解釋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異。

三位經濟學家認為，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而不良的制度則會導致經濟停滯和貧困。

與此同時，他們在比較研究中提出“貧富逆轉”這個概念。例如，墨西哥在阿茲特克帝國時期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地區，但經過殖民后的掠奪性制度，現在成為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相反，美國在殖民前是一個相對貧困的地區，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現在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

三位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殖民歷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區引入的制度對現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響。在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進了長期的經濟增長；而在另一些地區，殖民者建立了掠奪性制度，導致了長期的貧困。

那么是什么在“殖民時期”，造成了“殖民者”不同的選擇呢？說來也很“反常識”，在原來越繁榮，人口眾多的地區（比如印度，比如南美），殖民者越傾向于采取掠奪性制度，因為只需要擊敗該地區的上層統治者，就可以持續從當地攫取財富，而在原來越貧窮，人口稀少的地區（比如澳洲，比如北美），殖民者往往引入或保留了促進長期繁榮的制度（因為掠奪不了什么東西，只能先開荒，生產，才能維持所在）。

好，獎項介紹完了，說說自己的感受。

“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其他的諸如“諾貝爾物理學獎”“諾貝爾化學獎”不太一樣，后者大多數人了解完，都有一種“這是啥？”的感覺。而前者大多數人了解完，都有一種“就這？”的感覺。

在前天的文章后面，有讀者留言：

“不像學生時期那么膜拜諾貝爾獎得主了，感覺也就那樣”

“呃，感覺挺牽強附會的，論點和論據關聯性一般，把復雜問題過于簡單化了，諾貝爾獎就這水平嗎。。。”

“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是為了誤導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的，都是為了美國的收割服務的，比諾貝爾文學獎的水還水。”

這樣的看法其實不奇怪，因為其實和“社會科學”相關大多數的道理，公元前五六百年前后的軸心時代，幾位先哲都已經說的差不多了。不如老子，在《道德經》中就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批判了統治者的重稅政策導致民眾貧困。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評價政治上的寬松會導致民眾的淳樸，而政治上的嚴苛則會導致民眾的不安。

包括老子提出的“無為而治”，強調順應自然、減少干預，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這次諾獎，提到的現代關于“包容性”制度對國家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觀點有類似的地方。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往往都是大白話，講的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理論和觀點。

但是“大白話”就沒有意義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也“點醒了十數億中國人”。

圓方私以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足以獲得“諾獎”的研究成果，中國從此進入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也從此改變了數代中國人，中國，乃至世界的命運。

而這句話，也是一句大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