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聊起上甘嶺戰役，我們心中總是涌動難以言喻的情緒。

事實上，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在我們還未接觸歷史的時候，上甘嶺戰役幾乎就是抗美援朝的代名詞，特別是早在1956年12月，就有一部叫《上甘嶺》的電影上映，更是使得此戰役家喻戶曉。

《上甘嶺》電影中，有兩個形象家喻戶曉，一個是舍身炸碉堡的通訊員張亮，取材自志愿軍特級戰斗英雄黃繼光，還有一個就是為重傷員深情唱歌的女衛生院王蘭，取材自上甘嶺戰斗英雄、二等功臣，原空降兵部隊衛生處副處長王清珍。

過去我們聊上甘嶺戰役并不少，有關前因后果也聊得太多了，包括雙方戰略布局等等。

應該指出的是，志愿軍過去打了不少仗，上甘嶺戰役雖然烈度空前，但并不算是志愿軍打過最大規模的仗，至少入朝之初的前五次戰役，規模都要比這個大得多，戰況慘烈的比比皆是。

就如之前聊過的鐵原阻擊戰（63軍），漢江阻擊戰（打出地表最強防御的50軍，當然也不能忘記38軍的功勞）。

上甘嶺戰役為何能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這背后恐怕絕不僅僅只是用一場戰事形容來的那么簡單？

本不該有如此大規模的一次戰役

上甘嶺戰役慘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無形之中也和志愿軍頑強英勇形成鮮明對比。

可從戰略角度去看，上甘嶺戰役本來不該有如此大的規模。

志愿軍15軍接替26軍在五圣山、西方山、斗流峰一線的防御時，彭老總曾指著地圖上的五圣山高地說過這樣一句話：

“五圣山是朝鮮中線的門戶，失掉五圣山，我們將后退200公里無險可守！你們要記住，誰丟了五圣山，誰就要負歷史責任！”

五圣山的防御確實是至關重要的，可秦基偉在部隊換防后，親自登上了五圣山高地視察，發現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即美軍即便是投入全部的兵力，也沒有辦法拿下五圣山。

原因在于，五圣山高地海拔達1061.7米，秦基偉親自登上五圣山視察，下山時因為找不到路，竟然是找了個稍微平緩一點的坡滑下來的。

如此險峻的地勢，也就意味著美軍無法發揮他們的重裝火力。

換言之，即便是我軍在作戰中，丟掉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五圣山也是能夠守得住的。

也正因為如此，在上甘嶺戰役爆發以后，秦基偉一度很不理解敵軍的意圖，因為在他看來，美軍奪取上甘嶺地區只是一次吃力不討好的行動。

按照軍事角度分析，美軍是機械化重裝部隊，奪取高地本就不是他們擅長的作戰方式，他們更應該奪取公路兩旁的制高點，借此掩護大部隊快速穿插至我軍腹心。

秦基偉在上甘嶺戰役前，曾分析美軍最有可能是攻取西方山，因此將所有的重炮集團和主力部隊集結于集結于此，還擺了最精銳的44師，因為靠近西方山有片谷地，一條公路橫穿其間，只要穿過這片谷地，美軍就能長驅直入，直插平康地區平原，這是美軍北上進攻的必經之路。

另外，志愿軍司令部還在西方山布置了38軍的112師。

而后來戰況激烈的上甘嶺地區，秦基偉只擺了一個45師，這個師在上甘嶺戰役之前，都不算是15軍戰力較強的部隊。

后來上甘嶺戰役開打以后，秦基偉也一度推斷，美軍是想憑借小股兵力，來吸引他西方山上的兵力，所以只要西方山按兵不動，敵人就無計可施。

事實上，我們站到敵人的角度去看，同樣也是這個考慮。

從1951年6月開始，雙方就進入了邊打邊談的階段，但美軍當時寄希望于在戰場上先取得優勢以后，再同我軍談判，因此，不光是“空中絞殺”，甚至美軍還發動了細菌戰（67軍軍長李湘就是因此而犧牲）。

可到上甘嶺戰役前，美軍逐漸發現，志愿軍越來越多的掌握地面作戰主動權，當時已經出任駐韓“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司令司令的范弗里特致力于改變這個現狀，提出了小規模進攻行動的計劃。

范弗里特制定了美第九軍團以小股兵力奪取597.9和537.7兩個高地，借此改善金化以北的防御形勢，即“攤牌行動”。

克拉克本來是不同意奪取高地的冒險行動，但他后來考慮到這次行動規模并不大，傷亡也不會太多，因此破例同意了他的請求。

后來很多人都疑惑，上甘嶺戰役主要高地為什么僅僅只是擺了兩個連。

到這里大概就都清楚了。

上甘嶺兩個主要的高地其實本身就不太大，這個地方只能容納兩個連，而且從戰略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地方也不應該作為主攻的方向，敵人也沒有計劃要在此投入大量的兵力。

之所以后來打成了那么大的規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甘嶺戰役期間正好處在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上。

秦基偉的回憶

秦基偉多年后回憶上甘嶺戰役時曾這樣講：

“當時，整個朝鮮戰場其他地方的槍聲稀落了，板門店談判桌上談判雙方都在等著上甘嶺的消息，誰的部隊在上甘嶺打得硬，談判桌前誰的腰桿就硬，講話底氣就足。兵團、志司、軍委乃至毛澤東主席，都密切關注上甘嶺的一得一失。”

1951年6月，朝鮮戰爭進入了邊打邊談的階段，從談判一開始就不順利。

美方仰仗其軍事實力，不斷的在談判桌上提出無理要求，在遭到我方代表拒絕后，竟然耍起陰謀手段，不僅轟炸我朝中代表住所，還利用空中優勢發起“絞殺戰”、“細菌戰”等等，企圖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以后再談判。

不過，在隨后一年多的時間里，美軍的陰謀并未得逞。

談判進入1951年12月11日后，雙方主要爭論的焦點集中在遣返戰俘上，但美方拒絕我方提出的雙方遣返全部戰俘的建議，提出所謂的一對一交換”和“自愿遣返”等主張，致使談判長時間陷入僵局。

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停戰談判進入無限期休會中，也是在這天，克拉克批準了范弗里特的“攤牌行動”。

站在范弗里特軍人角度，他發動“攤牌行動”，也許只是為了爭取在金化以北地區的防御優勢，又或者如秦基偉所判斷的那樣，只是為了吸引我西方山的兵力，為北進埋伏筆。

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上甘嶺戰役關系到了談判桌上誰占優勢的問題。

也難怪后來上甘嶺戰役我軍防御艱難，秦基偉選擇堅決守住的原因。

當然，范弗里特的想法更簡單，作為唯火力制勝論者，他認為奪取志愿軍兩處不太重要的高地，應該是板上釘釘的。

可事實的發展讓范弗里特不得不吞下這顆苦果。

上甘嶺戰役的勝利，也絕不僅僅只是在于殲敵數，而是此戰粉碎了敵人的“金化攻勢”，此戰過后，美軍再也沒有向志愿軍陣地上發動營以上規模的進攻，為后來談判桌上爭取了優勢。

柴成文后來在《板門店談判》中也這樣說道：

“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會場上也得不到，在雙方對等的軍事談判中，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毫不夸張的說，上甘嶺戰役不僅奠定了朝鮮戰局的形勢，還為后來幾十年的和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往大了說，上甘嶺戰役也打出了中國人的氣勢，打出了國威軍威，秦基偉將軍后來也說：

“美國人真正認識中國人，是從上甘嶺開始的。”

1961年3月，中央軍委決定組建新中國第一支空降兵部隊，時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斟酌再三，選定了15軍，劉亞樓給出的理由是：

“15軍是個能打仗的部隊，他們在上甘嶺打出了國威軍威，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個15軍。”

上甘嶺戰役涌現出英雄最多

有個冷知識值得一提，電影《上甘嶺》之所以如此寫實，除了本身創作年代距離那場戰爭近外，很大程度上還要源于一個人，即本片的顧問趙毛臣。

趙毛臣自己就是15軍的老兵，時任中國人民志愿軍15軍45師134團2營4連指導員，親身經歷過上甘嶺戰役。

1952年10月19日，趙毛臣所在的四連進入上甘嶺坑道，在隨后的半個多月時間里，四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特別是后來在連長、副連長、副指導員相繼負傷后，趙毛臣帶著剩余的戰士仍然堅守坑道，并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

特別是在后來地表陣地全部失守后，趙毛臣率部退守坑道，在克服了缺水、敵人轟炸等不利因素下，還組織戰士出擊敵軍11次，炸毀敵火力點7個，掩蔽部1個，斃傷敵70多人。

1952年12月，志愿軍總部為趙毛臣記特等功一次，并授予模范政治指導員和二級戰斗英雄稱號，1953年，10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授予趙毛臣二級國旗勛章。

趙毛臣后來在人民大會堂匯報上甘嶺戰役經過，就連毛主席也為他鼓過掌。

有意思的是，趙毛臣后來被聘為電影《上甘嶺》的顧問后，一度不愿意去，還是秦基偉出面親自勸說他才答應，從長春下車后，因為不認識路，趙毛臣雇了一輛三輪車拉他去，但坐在車上的他十分不適，后來他回憶說：

“這是我第一次坐三輪車，我輕飄飄坐在車上，三輪車夫使勁的蹬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覺我成了資產階級的官老爺。”

而像趙毛臣這樣的在上甘嶺戰役里打出來的特等功臣，15軍有不少。

15軍入朝作戰3年，在第五次戰役后以及上甘嶺戰役后，有過兩次評功評模活動，榮立三等功以上者多達13456名，約占該軍總人數的29.4%。

其中15軍第一次評功評模，三等功以上者有1109人，上甘嶺戰役后，三等功以上者就達到了12347名（這其中并不包含12軍立功受獎人數）。

也就是說，15軍光打了一個上甘嶺戰役，該軍評功評模數就占了總評功評模90%以上。

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人群，即在戰斗中拉響手榴彈、手雷、爆破筒與敵同歸于盡，舍身炸地堡、堵槍眼就有三十八人之多，黃繼光只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這還不包括一些沒留下姓名的。

根據15軍編撰的《抗美援朝戰爭史》記載：

“上甘嶺戰役中，危急時刻拉響手雷、手榴彈、爆破筒、炸藥包與敵人同歸于盡，舍身炸敵地堡，堵敵槍眼等，成為普遍現象。”

整個抗美援朝期間，志愿軍立功受獎人數達30.2萬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15軍立功受獎人數在全軍中位居前列。

上甘嶺戰役中，樹立起了太多旗幟式的人物，這其中尤其以黃繼光、邱少云最為出名，也正因為如此，類似趙毛臣這樣的戰斗英雄，在這樣的群體中，反而并不顯山露水。

趙毛臣后來之所以為廣大群眾所熟知，大概率上也是因為他是電影《上甘嶺》的顧問，后來被人發覺出來。

另外，趙茂臣是被朝鮮授予了二級國旗勛章，而在朝鮮戰爭結束后，朝鮮授予志愿軍最高榮譽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和金星勛章，這其中15軍占了三名，分別是黃繼光、邱少云、孫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