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郭曄旻

“大約400年前，聯(lián)通兩國的‘萬里茶道’正是從喀山經(jīng)過，將來自中國武夷山地區(qū)的茶葉送至俄羅斯千家萬戶。”當?shù)貢r間10月22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喀山克里姆林宮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舉行會晤時說起了中俄歷史上的“萬里茶道”。

自17世紀開始，隨著俄羅斯市場對茶葉的需求不斷增加，中國商人貫通了南起中國福建武夷山、北達俄羅斯圣彼得堡，長達1.3萬公里的茶葉貿易之路。這條“萬里茶道”曾是聯(lián)通中俄的“世紀動脈”。

今天，在我國富庶的江漢平原南沿，幕阜山北緣，湖北省赤壁市趙李橋鎮(zhèn)東南角，坐落著一個名叫“羊樓洞”的村子。在明清與民國時期，羊樓洞村以磚茶集散地聞名，也因此成為中俄萬里茶路的一個重要源頭。

赤壁茶緣

提到“赤壁”這個地名，相信十個人有九個會聯(lián)想到東漢末年那場奠定天下三分的赤壁之戰(zhàn)。赤壁所在地，原本叫“蒲圻”，以湖多盛產(chǎn)蒲草（古時編織蒲團的材料）形成集市而得名。大約是因為這個地名既難讀又無甚知名度，所以1998年時，蒲圻市就正式改名赤壁市（縣級），由地級咸寧市代管。

但赤壁市又不光是有著“赤壁之戰(zhàn)”的古戰(zhàn)場，還是一方茶葉生產(chǎn)的沃土。茶樹是一種亞熱帶和熱帶多年生植物，喜濕潤、光照，忌漬水，要求冬季不嚴寒，夏季不酷熱，年均溫度為13-18℃，年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而赤壁所在的鄂南、湘北一帶，山巒重疊，雨量充沛，氣候溫濕，加上當?shù)赝寥蓝嗨嵝约t壤和黃壤，富含游離的鋁、鐵離子，不太適合南方許多常見農(nóng)作物（如水稻）的生長，卻適合要求酸性土壤的茶樹、楠竹、杉樹等林特產(chǎn)植物的生長。所以自古以來，這片地區(qū)就已種植茶樹，出產(chǎn)茶葉。

早在三國時期，張揖就在《廣雅》里記載：

“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若以此為準，鄂南地區(qū)植茶的歷史可追溯到1800年前。一個多世紀后的陶潛在《續(xù)搜神記》中寫道：

“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長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叢茗而去。”

在陶淵明生活的晉代，武昌郡下轄七縣，今赤壁及其周圍數(shù)縣皆在其境，而多山之處，唯橫亙今赤壁、通山、崇陽等地的幕阜山脈而已。《續(xù)搜神記》所載多荒誕不經(jīng)之事，但這則故事的出現(xiàn)，倒也證明了一點，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鄂南茶區(qū)生產(chǎn)的茶已頗具特點，質量既好，影響也大。

從唐代開始，今天的湖北南部地區(qū)開始將野生茶人工栽培成為茶葉，出現(xiàn)“惟以植茶為業(yè)”的專業(yè)茶農(nóng)。五代十國后蜀毛文錫所著《茶譜》記載：“鄂州之東山、蒲圻、唐年縣，皆產(chǎn)茶，大茶黑色如韭，葉極軟，治頭疼。”宋代地理志書《太平寰宇記》同樣記載：“鄂州蒲圻、唐年諸縣，其民……唯以種茶為業(yè)。”到清代，《清史稿·食貨志》記載：“湖北由咸寧、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通山七州縣引領，發(fā)種茶園戶經(jīng)濟坐銷。”

由此可知，鄂南是當時重要的茶區(qū)，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

磚茶出塞

元明以降，囿于團餅茶制作過程中的耗時費力、損香等缺點，散葉茶大為盛行，成為漢地茶葉制作型制的主流。而唐代以來，在民族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飲茶習俗也逐漸被邊疆少數(shù)民族所接受。唐代《封氏聞見記》就說：

“（飲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

如此一來，適宜長途運輸?shù)拇u茶（及其前身）就成了中原政權與邊疆各民族“互市”的重要商品。《清史稿·食貨志》記載：

“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于陜、甘易番馬。”

為什么會是茶馬互市呢？明初的大才子解縉在《送習賢良赴河州序》里有一番見解，在他看來，番人認為中國貨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古人認為夷番貨中最好的就是馬一樣，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國人之酒醴一般。西、北高寒，多以肉食。“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茶不僅可以有效促進動物脂肪分解，而且可以補充當?shù)厝粘ｏ嬍持兴鄙俚墓郀I養(yǎng)成分，自然受到他們的青睞。

通往歐洲

令人吃驚的是，這條通往塞外的“磚茶之路”最后延伸到圣彼得堡。這座城市以彼得大帝為名，之后也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首都，是一個面向歐洲的橋頭堡。如同其他語言一樣，俄語里的“茶”（чай）發(fā)音也來自漢語。如今，茶葉據(jù)說是俄羅斯最受歡迎的“家庭飲料”。俄國人認為茶葉具有舒心、提神、醒腦、養(yǎng)氣、去悶和解憂的功效，在工作之余，喝上一杯茶可以消除疲勞，恢復精力。在俄羅斯幾乎人人喝茶，按人口計算的茶葉消費量可以排到世界前列。

說起來，俄羅斯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國原本是個歐洲國家，為什么俄羅斯人會變得酷愛飲茶呢？這與歷史上俄國人與東方的接觸有關。這方面的一個證據(jù)就是，在茶具使用上，俄國人習慣用一種帶有支架和把手的熱水壺煮茶，這種制茶方法與中國主流泡茶方式不同，但與蒙古地區(qū)飲用洞磚茶時的方式相近。

從歷史上看，1638年，一個俄國使團奉命出使喀爾喀蒙古阿勒坦汗（鄂木布額爾德尼）。蒙古人當時已經(jīng)熱衷飲茶。于是阿勒坦汗就用茶招待客人，還向使節(jié)回贈200包、共達4普特（大約64千克）的茶葉。起初，從來沒見過茶葉的使節(jié)打算拒絕這些聞所未聞的禮物——因為他們不知道“被放入其中的是樹葉還是草葉”，好在最后他們還是收下了，這也成為茶葉進入俄國的開始。

這種神奇的飲料讓俄國人感到驚奇。為此，1675年受沙皇派遣來到中國的俄籍希臘人尼古拉·加甫里洛維奇·米列斯庫在出使報告里甚至詳細記載了中國的茶葉：

“那些葉子長時間保存在干燥的地方，當再放到沸水中時，那些葉子重又呈現(xiàn)綠色，依然舒展開來，充滿了濃郁的芬芳。當你習慣時，你會感到它更芬芳了。中國人很贊賞這種飲料。茶葉常常能起到藥物的作用，因此不論白天或者晚上他們都喝，并且用來款待自己的客人。”

隨著對茶葉認識的深入，中國茶葉從貴族階級向下擴散，逐漸在普通的俄國人中傳播，終于使得俄羅斯人形成全民族的飲茶習慣。

俄國位于亞歐大陸的北部，氣候條件完全不適合茶葉種植，所需茶葉自然需要從中國進口。18世紀前期之后，俄國得到茶葉的地點，是恰克圖。此地位于色楞格斯河與鄂爾渾河交匯處，北距俄國西伯利亞重鎮(zhèn)伊爾庫茨克僅100千米，往南150千米即是喀爾喀草原上最大的城市庫倫（今烏蘭巴托）。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界約》，規(guī)定兩國以恰克圖河為界，分為南北兩市，河北劃歸俄國，河南中國境內部分稱為“買賣城”。恰克圖和買賣城的商人可以自由往來，不受限制。中國的商隊往買賣城來，一般自每年9月下旬始，至同年11月止。因為11月份天氣已很冷，塞北的雪早已飄飄灑灑地下了。冬季到來，貨物也到齊后，雙方商人的交易就開始了。

從地理上看，俄國的遠東地區(qū)與清朝毗鄰。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當?shù)刈钤琊B(yǎng)成飲茶的習俗。“18世紀末以前，俄國市場上消費中國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亞人。輸俄茶葉以磚茶為主，西伯利亞人混以肉末、奶油和鹽飲用。”“涅爾琴斯克（即尼布楚）邊區(qū)的所有居民，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面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后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五次之多，愛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無論你走到那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磚茶在外貝加爾邊區(qū)的一般居民當中飲用極廣，極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當錢用……在出賣貨物時，寧愿要磚茶而不要錢，因為他確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磚茶代替錢用。”

隨著俄國人對飲茶嗜好的加深，對茶葉的需求與日俱增。在恰克圖—買賣城的貿易中，茶葉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進入19世紀后，西伯利亞總督斯波蘭斯基甚至說過這樣的話：

“俄國需要中國的絲織品已經(jīng)結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因此，茶葉成了恰克圖（買賣城）貿易的中心。無論對于西伯利亞，還是俄國歐洲部分，茶葉都成了必需品，西伯利亞和莫斯科商人都投入了茶葉貿易。到19世紀初，中國對毛皮需求開始縮減，而茶葉輸入額幾乎增長了5倍：1750年運來7000普特茶磚和6000普特白毫茶，1781年運來這兩種茶總計24000普特。而在中國輸往俄國的全部商品出口額中，1802-1807年間茶葉占42.3%，1841—1850年間已經(jīng)上升到 94.9%。“由于恰克圖茶是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所有其他貿易都是跟著它轉。”“中國的茶葉變成了真正是俄國的第一需要的商品時”，“換回茶葉，這是（恰克圖）交易的首要目標”。

萬里茶路

恰克圖在俄國和西歐歷史文獻中享有“西伯利亞漢堡”和“沙漠威尼斯”的美譽。來自羊樓洞茶區(qū)的磚茶，是如何來到這里的呢？

第一步，洞磚茶先由長江水運抵達漢口，然后改道漢江上溯襄陽，起岸；再由陸路馬匹馱運，一路向北。這之后，先走河南社旗，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太行，穿晉城、長治，出祁縣子洪口，再在魯村換畜力大車，經(jīng)太原到大同，至此分作兩路：東指張家口，稱東口貨；西行至包頭，稱西口貨。西口貨的轉運路線是經(jīng)山西北部的殺虎口先轉運到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之后再北上途經(jīng)二連浩特、庫倫轉運到恰克圖。東口貨沿張家口至庫倫的大道，途經(jīng)庫倫直達貿易重鎮(zhèn)恰克圖。

而在進入俄國境內之后，經(jīng)恰克圖轉銷的磚茶向西可以到達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與烏蘭烏德，再經(jīng)過新西伯利亞、秋明、葉卡捷琳堡、雅羅斯拉夫、莫斯科等城市，最終可抵萬里之外的圣彼得堡。磚茶運到這些大城市后，俄羅斯人又依照歐洲習慣往紅茶中加糖加奶，借著這熱氣騰騰的紅茶來抵抗漫長而嚴寒的冬天。

從羊樓洞算起，沿途先是肩挑車推，再是船行江河，接著是騾馬，最后是駝隊。一路之上，運力耗費相當驚人，以駱駝隊為例，俄方有關部門曾估計：

“根據(jù)運抵恰克圖的茶葉和商品的數(shù)量來估計，大約投入了一萬頭駱駝，而靠這些駱駝在11月至翌年2月底所運抵的白毫茶達7萬箱，其余3萬箱商品視道路的情況（是否泥濘），往往在當年年底前就運抵。”

時間成本也同樣驚人。茶葉從中國南方茶源地的種植者到達俄羅斯消費者手中，需要輾轉一兩年。即便如此，俄國人仍舊感嘆：

“輸入俄國的茶葉在味道上和質量上，比從廣州運到歐洲的茶葉好多了。這兩種茶葉也許原來一樣的好。但是，據(jù)說經(jīng)海洋運輸大大損害了茶葉的香味。”

的確如此，海路運費固然廉于陸路，然而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潮濕的海洋氣候往往使茶葉失去原有的芳香，甚至發(fā)霉變質。

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的國門逐漸打開。1861 年，漢口開埠。一批批俄國茶商看準這一商機，直接深入湖北采購茶葉，在茶葉產(chǎn)區(qū)羊樓洞建立磚茶廠，又很快將磚茶廠搬至漢口，將蒸汽機首次引進武漢，磚茶制作告別手工，變成機器生產(chǎn)，產(chǎn)量大增。俄商在進行洞磚茶運銷時放棄了華商從漢江北上的運茶路線，他們認為此道路途漫長且艱險，路上耗時太長，成本太高。于是俄商改走長江，從漢口沿長江順流而下到上海，再海運至天津，然后從紫竹林登陸，沿海河到通縣（今屬北京），再通過張家口的張庫大道將洞磚茶運到庫倫，最后北上至恰克圖。

俄商開辟的這條洞磚茶運銷線路，從路程和時間上來計算，都比傳統(tǒng)路線節(jié)省很多，從而大大降低了運茶成本，交易量因此扶搖直上。19世紀80年代，中國輸俄磚茶年均28萬多擔，19世紀90年代提高到超過40萬擔，20世紀頭10年， 年均產(chǎn)量超過46萬擔。“裝備著現(xiàn)代化機器，雇傭中國工人數(shù)千人”的俄商磚茶“各工廠都在盡其所能地從事制造”。1915年羊樓洞磚茶貿易最為興盛之時，羊樓洞茶區(qū)茶園面積達37200多公頃，超過湖北茶園總面積的一半。實際上，近代的羊樓洞磚茶幾乎成了一種“特供”俄國的產(chǎn)品，每年輸俄量約占磚茶出口總額的99%。因此有人感嘆，磚茶貿易“都為供應俄人的需要”。

1917年后，隨著沙皇政權在革命中傾覆，在漢口的幾家俄商茶廠相繼關閉，俄商獨占漢口茶市半個多世紀的局面從此結束。幾乎與此同時，1918年，粵漢鐵路（今京廣線南段）與京漢鐵路通車，在西距羊樓洞4千米的地方設有趙李橋火車站，磚茶可直接由趙李橋上火車北運，而不再經(jīng)水路中轉。近兩個世紀的中俄茶葉之路終于淡出歷史舞臺，往昔的繁忙也逐漸歸于沉寂。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條長達萬里的茶葉運銷古道，成為溝通中國與歐洲茶葉貿易的橋梁和紐帶，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如今，喀山迎來“金磚大家庭”歷史性擴員后的首次領導人會晤，中俄“萬里茶道”也將煥發(fā)新生機，續(xù)寫新篇章。

參考文獻：

馮曉光：《萬里茶道源頭羊樓洞解密》

陶德臣：《歷史時期湖北赤壁磚茶的生產(chǎn)與市場》

陶德臣：《中俄青（米）磚茶貿易論析》

劉換云：《羊樓洞磚茶的歷史演變及其文化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