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4月，天津大沽口的海風帶著一股難以言喻的寒意，仿佛預示著即將到來的風暴。咸豐帝的口諭如同一塊巨大的隕石，猛然間擊中了平靜的政治湖面，激起了滔天巨浪。在這風雨飄搖的關鍵時刻，咸豐皇帝的愛將僧格林沁與睿智的文臣郭嵩燾，一同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展開了一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深刻對話。

僧格林沁眉頭緊鎖，聲音中帶著一絲急切：“郭先生，我們該如何應對當前的局勢？”郭嵩燾微微皺眉，目光如炬，仿佛能穿透眼前的重重迷霧。他沉穩地開口，語氣中透露出不可動搖的堅定：“戰無了局，唯有盡量了解洋人，以理與誠相折沖，以求和平共存，才是上策。”

郭嵩燾進一步闡述道：“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置失宜。洋人來了，我們首先要了解他們的目的所在，再找到應對之策。把外交辦成兵戎相見，絕非正途。”

此時，英法聯軍正帶著到北京交換《天津條約》批準書的使命，來到了大沽口，意圖進入天津后前往北京。清政府擔心他們在天津城區節外生枝，于是提出由北塘登陸的建議，這樣可以繞開天津城區，直接前往北京換約。

然而，北塘這一帶地形特殊，都是泥灘，水很淺，軍艦無法直接靠岸，需要在老遠的地方就停下，換乘小船才能接近岸邊。因此，英法公使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一安排，他們堅持要求艦隊從大沽口溯白河直接進京。

面對這一嚴重分歧，許多人感到擔憂，甚至認為其中暗藏危機。郭嵩燾卻堅信，這一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談判來妥善解決，和平為上以理折沖，無需輕易訴諸武力。

郭嵩燾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回顧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他深刻剖析了開戰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從經濟損失來看，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支付了巨額賠款。若再次開戰，國家將承受更加沉重的經濟負擔。此外，社會動蕩也是開戰難以避免的惡果。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太平天國運動趁機興起，民眾流離失所，生活陷入困境。同時，盡管清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勇抵抗并取得局部勝利，但由于裝備落后、戰術陳舊，最終未能抵擋住英軍的進攻。若再次開戰，清軍的勝算并不高。因此，郭嵩燾建議，在積極尋求和平談判的同時，也應做好大沽口炮臺工事加固等防御準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

特別是對于首都北京而言，由于天津與北京的緊密地理位置關系，一旦天津面臨戰爭壓力或戰敗風險，這種壓力將迅速傳導到北京。這將對北京的安全防御體系構成嚴峻挑戰，增加保衛城市的難度和壓力。同時，一旦天津大沽口戰敗，可能迅速在北京社會引發恐慌和不安情緒，對社會的穩定和民心造成極大沖擊。

郭嵩燾的建議核心在于“戰無了局”的深刻認識。回顧歷史，第一次鴉片戰爭自1840年6月起，至1842年8月止，歷時兩年有余；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則從1856年10月延續至今（即1859年4月），也已長達數年。如今，雙方正處于停戰談判的關鍵階段，即將進入《天津條約》的簽字階段。若此時天津大沽口發生任何沖突，無疑將再次點燃戰火，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實在是得不償失。

面對現實需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通過談判解決清政府與英法聯軍的分歧；另一方面，加強大沽口的軍事防御工作，確保國家安全的底線。

聽完郭嵩燾的詳細講解后，僧格林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深知，這一決策將關乎國家的未來和自己的命運。他回想起郭嵩燾那堅定而睿智的眼神和話語，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由衷的敬佩之情。然而，他并未立即表態支持或反對郭嵩燾的觀點，而是決定先與皇帝的特使載垣親王會面，了解朝廷的最新意圖和態度。

此刻，他深知自己必須謹慎行事，才能在這場危機中做出最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決策，當然也是自己在官場的前途為根本。那么，僧格林沁與載垣見面，會有怎樣的結果，請看下文。本文是《帝王的決策壓力》系列文章第五篇，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