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廣東連州爆發民變,兩廣總督李弘彬率軍彈壓卻大敗而歸。清廷一番調查后發現,不是反賊厲害而是官兵已被鴉片霍霍成廢物了。于是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興起,鴉片戰爭也隨之而來。
其實一開始是沒有“主和派”或“主戰派”的,因為清廷壓根就沒有考慮過禁煙會不會誘發戰爭。當時朝堂爭論的只是禁煙的具體手段,應該“弛禁”還是“嚴禁”。
弛禁派認為堵不如疏,不給緩沖的強禁會適得其反。他們也覺得煙土是個高價值商品,可將其納入管制營銷(嚴禁官兵購買)并征稅,這樣能擴大朝廷稅源。嚴禁派則認為再不快刀斬亂麻,大清將無兵可用,當全面禁絕并以一年為期“不戒者殺”。
由于道光一直拿不定主意,禁煙事宜就等于被暫停了。直到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給皇帝算了那筆著名的賬。簡單來說若不全面禁煙,大清每年至少要外流(不是稅賦減少)白銀2000萬兩。
雖已定下主意,但道光還是不愿意直接表態,他命軍機處將黃爵滋的奏折廷寄給各省督撫、將軍并收集他們的意見。在這個過程中,第一個“主和派”出現了,此人就是道光帝。
一些封疆大臣在回復皇帝時提到了一個問題,禁絕鴉片有可能跟外夷發生貿易爭端,進而誘發戰爭,朝廷有何應對?雖然此時道光沒覺得煌煌天朝會敗給外夷,但他真心不愿意打仗。
至乾隆朝后期,受生產力以及管理制度的限制,清廷可直控的領土基本達到極限,因此也失去了開疆擴土的欲望。而對于一個農業帝國來說,戰爭的收獲也就是安全和土地。
另外古代普通民眾并沒有我們當下這種民族國家意識,對朝廷的期許“很低”,對朝廷的忠誠也很低。民眾無所謂誰當皇帝,更在乎能不能吃飽穿暖。只要朝廷不過度勞民、傷民,就能長久統御(集權兩千多年持續愚民的成果)。
換句話說這時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成為浪費錢糧的虧本選擇,高昂的軍費負擔甚至會動搖清廷的統治。因此維持現狀并盡量不征戰的“守成”,就成了大清的治國理念,嘉慶帝還專門寫過《守成論》示諭皇子和朝廷大臣。
作為登基時立志要循父皇守成之道的道光,自然也不想隨意開戰了。如果不是受當年八月京師尼姑庵“聚眾吸食煙土宣淫案”的刺激,道光不見得會下定決心并委派林則徐前往廣州禁煙。
注:京師尼姑庵案的涉案人員全是勛貴和朝臣,如鐵帽子王莊親王奕誆、輔國公溥喜、鎮國公綿順,內務府、理籓院、刑部的郎中、主事等。
鴉片戰爭正式開打后,道光雖然諭旨上說得嚴厲,“痛剿英夷 … 務使該夷片帆不返”,但受守成思想的影響,他還是想盡快以“和”結束。因為大清沒有追到英人老家也要打服它的打算,道光也不會天真的認為,一仗就能讓英夷臣服。
但這時道光想議和也不會暗示近臣更不會表露出來,因為這時朝廷上下是一水的主戰派。原因很簡單,“戰”才是天朝上國的氣質。這個時候誰敢站出來講和,馬上就會陷入人人喊殺的境地。
英國人北上塘沽,并遣人將照會上呈清廷后,道光意外發現了一個機會。他逮住照會里“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皇帝昭雪申冤”這句,故意給林則徐扣上辦事不利而擴大邊釁的帽子。
然后委派琦善前往廣州代替林則徐招撫英夷。琦善明白皇帝的意思,所以他到廣州后不久就與英人議定了《穿鼻草約》。只是草約(未簽定)的內容,此時的清廷根本接受不了,所以道光只得將琦善革職問罪,以平主戰派之怒。
其后隨著戰爭的持續,第一波主和派規模產生了。并不是這些人有“先天投降圣體”,而是他們大多有著共同的經歷,在前線負責戰事。
例如閩浙總督顏伯燾,一開始就是“戰”不離口。他不僅要求嚴懲在廣州失利的靖逆將軍愛新覺羅·奕山,還主動請戰。朝廷不許可,他就在廈門積極備戰,鑄造400門岸防炮、部署了5680名守軍并征募9274名協勇。
“若該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擊,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討而快人心”,可以說顏伯燾天天盼著英國人來打。但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英人擊碎了顏伯燾的幻想。
在顏伯燾的親自督戰下,英軍只用一個小時就把鼓浪嶼上的三處炮臺打熄火,兩個小時就搶灘登陸,四個小時后廈門陷落。最后顏伯燾除了抱頭痛哭,就只能下令撤退了。可以說這是顏伯燾戰前根本就想象不到的敵人,而且直到病亡,耿耿于懷得他也沒復盤出戰勝英軍的方法。
被他嘲諷的奕山跟他差不多,率援兵(17000人)剛到廣州時意氣風發,“使逆夷片帆不返”。到達廣州的第五天,奕山就率一萬精銳夜襲英軍艦隊,打算效仿赤壁故事一戰定乾坤。英軍不僅輕松打醒奕山,還反推清軍并攻擊廣州外圍的高點。
至24日將廣州城外各要點拔除后,英軍開始持續炮轟廣州內城。對于如何保廣州,城里的官員將領只能面面相覷。最后奕山和隨軍參贊大臣隆文、楊芳想到的辦法是,甩鍋林則徐(在任時未積極籌劃防務)并和英人議和。
注:林則徐雖被流放新疆,但待遇一直不錯,而且很快就被免罪起復。琦善的經歷跟林類似,先是被判抄家和斬監候,很快就被道光改為從輕發落(軍臺效力)。道光心里清楚他們都是背鍋俠
和他倆相似的還有不少,如耆英(廣州將軍)、牛鑒(兩江總督)、奕經(吏部尚書兼揚威將軍)、怡良(繼任閩浙總督)等。而清廷準備近半年的浙東之戰,更是讓不少沒上戰場的朝廷官員轉變了態度 ……
可以是說這些主戰派都是被英軍給“打成”主和派的。除了笑話他們貪生怕死,不能不考慮戰場上跨時代的差距帶給他們的絕望感。
這種跨時代的差距大到什么程度,我說個堅船利炮之外,大家不怎么注意的地方。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遠征軍高峰時只有1.8萬人(海陸合計),而清軍高峰時投入了25.8萬軍隊。但戰爭期間最主要的11場戰斗中,大部分是英軍在以多打少。比如徹底壓垮清廷的“鎮江之戰”,英軍投入6997人、清軍守軍只有1600人。
原因不僅僅是英軍靈活應用海路機動性更強,還有清軍的組織體系相對于英軍太過原始。
受限于生產力、管理制度等,清軍不僅日常部署分散,而且也非常缺乏動員裝備(不是戰馬,是后勤載具)。這讓各部清軍不具備快速集結和遠程調度的能力,需要地方府衙配合提供載具、役夫等。
注:清軍綠營在非戰時需要配合地方府衙執行治安任務(類衙役),常常一協(四千)士兵被分散到七八百個駐點。
同時受限于落后的軍事理論,到清朝時還沒有形成后勤獨立管理的理念。所以各地府衙也幾乎不可能有序配合清軍的調度(從A到達B, B還沒有準備好車馬役夫等)。這樣不僅浪費朝廷軍費,也讓清軍的調動速度很低,平均一天不到三十里。
當英軍攻打某地時,一天行程以上的清軍基本無法提供有效支援,因為趕到后英軍已打完收兵了。而清廷這邊的官員、將領在知悉來自萬里之外的英軍還能快速調度后,要么不信、要么覺得他們在飛 ……
隨著戰爭的深入和持續,主和派的陣營也迎來第二波擴充,這次主因是軍費。
清廷為應對這場戰爭,投入的軍費雖然沒有準確數字,但至少2000萬兩。而這個時期,是整個清季朝廷最窮的時候。比如戰爭前一年,負責戶部事務的軍機大臣潘世恩,上報不平賬目已累計,“一千一百五十三案,計銀數一萬萬零八百一十七萬二千兩”。道光為啥以“節儉”聞名,不就是窮么?
戰爭后期為籌措軍費,清廷不得不要求各地督撫去截留地方官員的養廉銀,并督促各地士紳“捐輸”。開始強掏這幫社會中堅的口袋,他們自然也轉投主和派的陣營了。
本就不想打仗的道光帝,看到這難以獲勝的局面,以及朝廷逆轉的“戰和”對比,怎么會不順勢議和呢?
編者附:
網上有些朋友覺得清廷本土作戰兵還多,如果骨頭硬點、愿意多抗一陣就能打贏(或者耗贏)第一次鴉片戰爭,這是沒正確認識滿清這個古代國家和近代工業強國之間的差距。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的軍費總計為421.5萬英鎊,折合庫平銀1263萬兩(清軍軍費在2000~3000萬兩之間),也可以認為英軍的軍費消耗率為清軍的一半。而1840年英國財政收入為9000萬英鎊,折合庫平銀2.696億兩,同期清廷歲入為3700萬兩。
財政收入只有英國的七分之一多一點,軍費消耗率卻是英國的一倍,大清憑啥耗贏英國?真要耗下去,必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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