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出現了非常優秀的五兄弟，被稱為“沙氏五杰”，他們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他們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也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有人說，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革命史。

今天我們就向大家介紹“沙氏五杰”的老三沙文漢。

• 發動工農運動

1908年沙文漢出生在浙江寧波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沙村，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陳元陽、張登。

前文我們說過，由于父親早逝，沙家孩子又多，大哥沙文若便義不容辭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他從浙江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畢業后，就先后在寧波兩個大戶家里做家庭教師，還一度執教鄞縣（現鄞州區）梅墟求精小學，以所入養家。

在大哥的資助下，沙文漢和四弟沙文威也先后考入了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由此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這期間，沙文漢受二哥沙文求的影響，開始接觸《向導》、《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并在學校結識了汪維恒、王鯤、楊眉山、卓蘭芳等一大批往后在浙江革命斗爭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精英人物。半年后，沙文漢轉入甲種商業學校。

1925年4月，年僅17歲的沙文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與此同時，他的二哥沙文求和四弟沙文威也在這一年先后入黨。

同年夏，沙文漢在寧波帶頭參加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愛國斗爭。在斗爭中，他迅速成長。

從此，三兄弟為了共同的理想譜寫了人生的傳奇。

翌年6月，沙文漢放棄大哥沙文若為他介紹的銀行工作，回到家鄉，接替二哥沙文求繼續從事農運工作。他組織農民協會，成立村中共支部，任書記。

事情是這樣的。

1926年初，受黨的指派，他的二哥沙文求回家鄉沙村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會，創辦夜校，成效顯著。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沙文求奉調離開鄞縣前往革命根據地廣州。

沙文漢接替二哥工作后，在二哥工作的基礎上，又取得了新的成績。

當時，正值北伐戰爭之際，工農運動日益高漲。為了配合農民運動的展開，寧波地委決定將鄞縣沙村與奉化松岙、馬頭三個黨支部合并為中共忠義區部委員會（又稱“鄞奉部委”），卓蘭芳為書記，沙文漢任組織委員。

為配合夏超獨立，他們發動奉化松岙、楊村等八個村的農民，手執大刀土槍，攻打設在翔鶴潭村的鹽局和稅關，繳獲長短槍十幾支，沒收七間鹽倉的食鹽。

但在強大的反對派面前，很快失敗，沙文漢只得一度避往鎮海。

1927年元旦，乘浙軍第一師獨立、寧波段承澤軍閥部隊聞風逃遁之際，中共忠義區委又組織發動奉化各區鄉數千農民進城配合縣城大橋的學生和其他市民，轟走了奉化縣的知事，大大推進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然而事隔不久，1927年4月10日以后，蔣介石叛變革命，提前在寧波發動“清黨”。寧波地委及其各支部均遭破壞，近百名黨團員遭逮捕，沙文漢被通緝。

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決定發動各地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清黨。9月間，接浙江省委命令，沙文漢重回寧波工作，任市委監察委員，兼管東鄉農民運動。11月，他被調到鄞奉邊區任中共奉化區委書記，主要任務是整理舊部，組織暴動，奪取寧波及奉化城。

在他的領導下，區委迅速組建農軍，籌辦武器，發展黨的組織。至12月底，奉東、鄞東組織了一千左右的農民，并建成了九個支部，共一百多名黨員，收拾了十來支長短洋槍和幾十支土槍。

隨后，他組織領導了蘆浦暴動，打響了寧波地區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運動第一槍并影響全省。

然而，由于此前消息已經走漏，國民黨在鄞縣蘆浦等地大肆搜捕，農軍骨干數人被捕，兩處機關被毀，區委與各地的聯絡也已中斷，致使暴動未動而止。

沙文漢在山上被圍了幾天，最后成功脫險。但此事連累沙村老家被洗劫，五弟沙文度被當地土豪惡霸抓捕，差一點被扔進施村前面的深潭。

• 在困境中堅定信仰信念

沙文漢“憤怒到極點，誓不能與中國國民黨兩立”。1928年1月，他被迫轉移至上海，一面通過大哥沙文若的資助進入東亞同文書院學習，一面從事團的工作，先后擔任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的黨團書記、上海法南區團的區委書記、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青工部長兼上海總工會的青工部長等職。

由于白色恐怖，黨組織損失嚴重，許多人對革命喪失信心紛紛脫黨。盡管沙文漢也處境異常艱難，甚至曾三次失掉與黨組織的聯系，但仍然癡心不改，始終如一地追隨共產黨。

他曾作詩《自勉》：

吾道無人識，頻年獨苦行；貧遭街犬侮，病妒塞雞鳴。楚國雖三戶，秦王徒萬兵；勿云時未至，有志事方成。

1929年7月，他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命，到莫斯科少共國際馬列學院學習，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那里，他結識了自己的摯愛、后來成為他的夫人的陳修良。

1930年5月，沙文漢結業后回國來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團法南區委書記。同年秋，被調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人部部長兼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從事秘密的工會運動。

1931年后因患重病休息，暫時失掉組織關系。

1932年2月，為了找到黨組織，他和夫人陳修良不惜漂洋過海尋到日本去找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

在《燈蛾》一詩中自喻，表達了作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為黨獻身的堅定信念：

“燈蛾也會矢堅貞，爭取光明拼一死，了此微生”。

來到東京后，他考入了日本鐵道學校，并參與國際、國內情報系統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終于重新接上組織關系。

1932年，沙文漢遭到了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王明一伙的打擊（在莫斯科起就一直反王明），不給他分派工作。作為職業革命家，沙文漢失去了一切生活來源，貧病交加，經常一周之中只能吃上幾頓飯，幾次因饑餓暈倒在上海馬路上。

大哥沙文若了解后，在南京收留他養病，并介紹他到安慶教育廳任小職員，解決生計。

可是不久，他的黨員身份被叛徒告密，他只身逃離了安慶。

1934年秋沙文漢回到上海，經組織安排，不久重返日本東京。1935年10月，他在東京又一次同上海失去組織聯系。不得已，他又回到上海，幾經周折終于接上關系。

• 領導外宣和統戰工作

1936年4月，黨中央派馮雪峰重建上海地下黨并成立臨時工作委員會，調查、整理在職工人、學生、婦女中以及文化、戲劇界等方面得以保存下來的黨組織和黨的工作陣地。

沙文漢臨危受命，主要負責清理文化界和學生界的黨組織。

1937年秋冬間，上海地下黨的統一領導機構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沙文漢任宣傳部長，主管文委和學委，領導上海文化界和學生界的黨組織，直至1942年秋江蘇省委撤離上海。在此期間，沙文漢在文化戰線線上大展宏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堅持輿論先行。沙文漢既有蘇聯的留學經歷，也有在日本的工作經驗，理論功底扎實，對日本又有深入的了解，當抗日救亡的浪潮日漸高漲時，他以叔溫、陳叔溫為筆名在《世界知識》發表了一系列的國際時事評論，一方面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以事實為據，結合自身在日本的經歷，揭示日本外強中干的實質，以此來消除人們心中的恐日病。

此外，沙文漢還在《東方雜志》、《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中國農村》半月刊等雜志上撰文，公開號召民眾組織游擊隊進行全民族抗戰，宣傳了我黨的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爭的政策。

沖破文化封鎖。1937年11月，日寇占領上海，英法租界成為孤島。雖然條件惡劣，但上海作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仍然聚集了許多著名的文化人，如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鄭振鐸、孫冶方等。沙文漢便和這些戰友們和衷共濟，利用一切形式，沖破敵偽的文化封鎖，堅持領導抗日文化事業。

他先后主編省委主辦的黨內秘密刊物《真理》和《黨疆的生活》，宣傳黨的基本知識和政策方針。他又利用群眾團體出版公開的刊物和報紙，連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影響很大。為了出版進步書籍，沙文漢指導文委團結一批進步文化人士，以復社的名義，先后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魯迅全集》、《續西行漫記》、《資本論》等著作。

1939年4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又借美商好華圖書公司的招牌出版《時論叢刊》，大量刊載周恩來、朱德、項英、陳毅的文章，并轉載列寧和共產國際的一些文章。

這些進步報刊和書籍，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窗口。

沙文漢還與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文委書記孫冶方等商議，以文委出面開辦上海社會講習所（后改為社會科學專科學校）。講習所共辦了四期，為黨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 開展武裝斗爭和策反工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沙文漢還負責“外縣工作委員會”，接替張愛萍擔任江蘇省軍委書記，領導上海、江蘇地區的抗日武裝斗爭，先后開辟了蘇（州）常（熟）太（倉）游擊區，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游擊區，建立了江北特委、青浦工委，領導抗日武裝斗爭。

在浦東地區，省委還領導了以連柏生部隊為主的游擊隊。但由于浦東范圍狹小，游擊隊難于發展，大部分便轉移至浙東，成為浙東游擊縱隊的基礎，1940年春夏間劃歸新四軍由譚震林統一指揮。

1942年秋，沙文漢隨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據地。

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華中局黨校教務處處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城工部部長。

國共內戰時期先后任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和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副書記，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情報工作。沙文漢深知統戰工作的重要性，為了配合解放軍前線作戰，沙文漢和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等一起繼續致力于統戰工作，致使國民黨后院起火。

國民黨發動內戰后，變本加厲地加強了對國統區思想文化界的控制。許多進步人士被捕殺，許多進步報刊被查封，形勢十分嚴峻。

沙文漢憑著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重建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嚴格執行黨的隱蔽政策，利用各種方式與敵人周旋，或公開或隱蔽地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介紹國共雙方的戰爭實況。

沙文漢和文委還特別關心影劇界的工作。1948年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上海影劇協會，廣泛聯絡影劇界群眾，做好上層統戰工作，擴大了黨在上層人士中的影響。

內戰爆發以后，國統區人民反戰呼聲日漸高漲，上海局因勢利導，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為突破口，上海等地同時發動“反饑餓、反內戰”運動。

1947年5月，震撼全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爆發了。毛澤東稱之為“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是“第二條戰錢”。這條戰線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加速了人民革命勝利的進程。

1948年下半年，國共內戰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勝利在望，上海局專門成立策反工作委員會，張執一任書記、沙文漢任副書記。沙文漢直接分管南京的策反工作，而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正是他的妻子陳修良，而他的四弟沙文威則是南京市委領導下的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員會”書記。

沙文漢清楚地記得：1946年4月，他送妻子陳修良潛入南京任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那時的南京軍、警、憲、特多如牛毛，共產黨的南京市委前八屆書記都已犧牲，此去南京，任務艱巨，危險很大，于是，他作“丙戎春送修良主持南京地下黨工作，贈詩以壯其行”：

男兒一世重橫行，巾幗豈無翻海鯨？欲得虎兒須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在他們兄弟和夫妻的努力下，中國國民黨海陸空軍紛紛宣布起義。僅沙文漢直接參與策劃和指導下起義的就有：

中國國民黨軍艦“重慶號”（這是國民黨最大的軍艦）上海起義：張權起義；中國國民黨空軍俞勃駕機在南京起義；國民黨九十七師在南京起義，師長王宴清還帶來了絕密的江防地圖。

具體策反過程，筆者曾在介紹老四沙文威詳細鋪敘過，在此不再贅述。

這些起義的成功，給國民黨政權敲響了喪鐘，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

1949年后，沙文漢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臺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1954年12月，沙文漢擔任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

1956年7月，在浙江省黨代會上，時任新中國建立后第一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在會上發言，明確指出黨政不分問題，主張黨政分工、實現黨內民主。

這些意見得到許多代表的支持。

1957年10月，開始揭發批判沙文漢，說他所提出的“黨政分工”是“資產階級政權觀點”，“包庇黨內外右派宋云彬、李士豪、陳修良、黃源等”。12月13日，沙文漢和楊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長）、彭瑞林（省委常委、省檢察長）、孫章祿（省委委員、財貿部長）四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定性為“共同反黨”的“反黨集團”，同年12月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身處逆境中，沙文漢仍堅定信念。從1957年錯劃為右派后，他想研究黨史和編地方志，但是都沒有被允許，他渴望為黨為人民再做一點貢獻，以便“春蠶到死絲方盡”，最后只好去研究歷史——中國的奴隸社會。

他起早落夜閱讀了大量古籍和文獻史料，以及甲骨文、金文等，做了大量筆記。一盞孤燈，一間陋室，一身病軀，一把蒲扇，一盆炭火，春、夏、秋、冬，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終于寫出了《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一書，約八萬多字，在1963年七一前夕，送到省委統戰部，作為給黨的生日的獻禮。

這本書是二十幾年之后，先由《浙江學刊》發表，后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許多專家學者給予很高評價。

沙文漢還是著名的古體詩人，錯劃右派后，他在身體極度衰弱情況下，寫了“病中有感”：

莫說沉疴久未愈，但看形影日枯衰。孤燈夜永油將盡，老馬途遙力不支。夢里少年猶競氣，望中功業豈狂癡。人生得失毋須計，畢竟事成總可期。

這是沙文漢生命最后的絕唱。

1964年1月2日，沙文漢在杭州含冤病逝，終年55歲。

1982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宣布對他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一個人的功績會被歷史所記住，一個人的品德會推翻所有污蔑。沙文漢先生用自己的一生書寫了愛國愛黨、忠于人民的篇章。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就是沙文漢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