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發于豆瓣（ID：Surnager），標題系《我們還可以如何向歷史發問？告別“天真的野蠻人”和“創世紀神話”，重提社會實驗與政治自覺》。

01

如何向歷史發問？

告別“天真的野蠻人”和“創世紀神話”，重提社會實驗與政治自覺

“在賣弄學問與老于世故之人的鼓勵下，我們養成了一個壞習慣，習慣于將幸福看成是愚蠢的?！?/p>

格雷伯和溫格羅在《人類新史》的一開篇就表達了對歷史進化論的不滿，這種陳舊的歷史敘事在他們看來不僅有誤，而且十分無聊。人類原本生活在平等但匱乏的狩獵采集社會，但因為農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不可避免的人口增長、私有財產、階級分化、城市革命和國家起源，使人類不可挽回地奔向文明的鎖鏈，這幾乎是《創世紀》中關于人類偷食禁果最終招來永久墮落的翻版。雖然包含著對現代文明的悲觀與不滿，但這樣的敘事通過將人類歷史的復雜性捏合在一條直線上，最終使得現代人將當下視為不可改變的歷史進程中的一環，認為歷史上存在的關于平等和自由啟示以及人類幸福的可能都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從而哪怕不認可也不得不接受如今一切制度安排，這就是進化論暗含的政治影響。出于對以上簡化的、僵化的和說教性的歷史的不滿，格雷伯和溫格羅利用新發現的人類學和考古學材料，進行了一次改寫歷史的嘗試，他們不再徒勞地追問一切關于“起源”的問題，放棄了目的論的歷史觀之后，他們提出的新問題是：“如果我們看重的是谷物馴化沒有導致產生養尊處優的貴族、常備軍或債務奴役的5000年，而不是導致了這一切的5000年，將會怎么樣？”換言之，他們發問的不再是究竟是人類命運之環的哪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最終一路導致今天的困局，而是在那些拒斥今日困局的同樣漫長的歷史中，我們能不能學會想象不同的生活方式？

雖然在這樣的表達中事情變得非常簡單，但進化論及其變體在現代社會的根深蒂固，使得拆解其中的一系列預設并提出新發問成為一個龐雜的工程，這不僅涉及重新解讀農耕、城市和國家，還需要審視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歐洲中心論和殖民權力，重建一個關于交流的空間。

▲逐出伊甸園，米開朗基羅，梵蒂岡西斯廷教堂

02

漫長卻無聊的“進化”：世界歷史中被排斥的“他者”與“她”

進化論講述的狩獵——采集、園耕、農耕、工業文明的經濟發展以及相對應的游群、部落、酋邦、國家的政治發展階段，在啟蒙時期的歐洲存在著兩個神話變體——霍布斯的利維坦和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兩個版本的故事分別宣告著文明的勝利和文明的危機，使得在此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政治理論不過是在二者之間搖擺或取舍。霍布斯講述的是一個早期一切人以一切人為敵的故事，這使得割讓個人權利建立國家變得必要；盧梭則講了一個早期人類生活在無憂無慮但離群索居的孤獨的童話，但隨著私人財產的誕生人類從此永遠告別童年。這雖然是極其不同的故事，但都指向啟蒙時代歐洲關于國家、等級制的重大爭辯。在以往的講述里，這種爭辯是歐洲意識理性化發展的結果，但在一個等級制擁有長期歷史的社會里（如法國），人們為什么能夠開始頻繁想象一種平等狀態？如果認為這是歐洲社會新出現的資產階級要求等級制的變革，那么想象一種新等級制顯得要比想象一種完全的平等要更有說服力。這意味著如果堅持啟蒙精神產生于理性的自我發展，那么社會之外的“平等”就只能說成是從天而降的神啟，格雷伯和溫格羅顯然不能只滿足于此，他們選擇走出理性內部，發現啟蒙時代同時是歐洲殖民擴張的時代，而在與美洲新大陸接觸的過程中，殖民者帶回的原住民故事和批判，成為啟發歐洲進行自我反思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我們所熟悉的現代自由、平等、民主之精神，是由與被貶斥為“原始人”、“野蠻人”進行接觸和交流所帶來的。

格雷伯和溫格羅在書中引用了美洲原住民政治家坎迪亞洪克對歐洲社會的批評，他無法理解歐洲人為什么彼此爭吵、缺乏互助、盲目服從權威，而且能夠把財富直接轉化為對其他人的權力。以坎迪亞洪克為代表的原住民批判在當時的歐洲掀起了很大的波瀾，幾乎所有聞名的啟蒙思想家都曾承認其所帶來的反思。諷刺地是，原住民批判對歐洲文明優越性的動搖刺激了歐洲的回應，社會進化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進化論者杜爾哥看來，野蠻人的平等與自由恰恰是他們的劣勢，因為只有在一個家家戶戶都自給自足且人人同樣貧困的社會里，這樣的平等和自由才能存在，而歐洲技術的進步、勞動分工的發展才是社會繁榮的表現。就這樣，平等主義被轉換為社會進化階序最底層的特征，而歐洲與原住民之間的地理區隔也由此被轉換為時間區隔，活人被化石化了。同時，進化論也因此成為優越文明改造落后文明的殖民主義的辯護者，但這也制造了殖民帝國自己的短命，因為他們聲稱自己只是加速其統治對象走向文明的暫時工具。

至此，進化論的建構屬性和知識生產背后的殖民權力都被提交出來，這首先動搖了它渴望宣稱的科學性。同時，進化論的排斥性也被提交出來，這意味著被殖民者的歷史、生活、思想沒有被認真地納入考慮，而只是作為自我尊嚴破裂后條件性反射的拒斥被劃歸到無足輕重的位置，從而進一步確認自己長滿虱子的霸權。盡管格雷伯和溫格羅沒有非常明確地強調女權主義的立場，但在對進化論的批評和新發問中，他們同樣強調了在進化論框架下發展出的世界歷史對女性歷史的貶低與排斥，通過將提出“母權制”的女性學者污名化，通過把很多女性實踐和集體生產的生活經驗和技術演變竊取為男性力量主導的技術變革，進化論最終確認的是白人男性的中心地位，并還在持續不斷地生產著種族和性別的身份范疇。

▲ 加泰土丘出土的泥塑女性坐像，年代在公元前 6000 年前后。

這尊著名的塑像最初被解讀為一位“母神”

03

依次挑戰“農業—城市—國家”這一簡單卻令人滿意的歷史發展路徑

在進化歷史的框架里，農業的出現被視為文明的起源，這意味著人類開始馴服物種并定居，由此帶來了剩余勞動產品和人口增長，最終導致復雜城市與等級化社會的出現，而要管理其中的分化則需要建立自上而下進行管理的國家。這個推論太順理成章了，以至于聽上去像一個邏輯演算而不是真實歷史，格雷伯和溫格羅正是從這一推論出發，以此拆解了其中的論證環節。

對進化論的拆解首先來自于對農業革命的質疑，即將農業視為從狩獵—采集狀態發生的根本性的生產方式的突破與發展。第一部分的證據來自薩林斯所提出的“原初豐裕社會”，其反對將狩獵—采集者視為處于極度貧困依靠辛苦勞動只能勉強填報肚子的預設，而是指出在原初社會中人們花非常少的時間就能養活自己，因此休閑、游戲得到尊重和發展。相關的考古證據還有歷史上農業總是發展于自然條件貧瘠的邊緣地區，這否認了從狩獵—采集到農業是一種事實上的進化。其次，通過提出往往被忽略的關于季節性集散的材料，他們進一步否認了生產方式的變遷所帶來的定居式的生活是一步到位的，即開弓沒有回頭箭。人類歷史上紀念性建筑的冰期遺址，以及人類學關于南比夸拉人、因紐特人和夸扣特爾人的民族志材料都顯示，歷史上存在著季節性集散的社會生化方式，即按照一年中不同的時期，人們會不斷地分離形成小游群從而保持無政府狀態，也會從小游群聚集成大型社會并產生等級制甚至是集權，這意味著“隨著一年中時間的變化，會變成另外的人”。而生活在大平原上的農民部族在過上游獵生活后，基本上也放棄了谷物農業，這也意味著歷史上的大多數人并不像進化論假設的那樣被困在單一的社會存在模式和生產方式之中，而是用于從中進行選擇的自由和靈活性，他們進行農耕但不成為辛苦農民，他們的農業活動更像一種在阿多尼斯的花園里“種著玩”，因此他們的社會里耕種活動和狩獵、采集并存，擁有多種事物源可以使自己不必受制于農業，這一切更像一種“自由生態”。所以，農耕并沒有進化論所宣稱的那樣擁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性。再進一步，農業必然導致私有財產和不平等的出現也是站不住腳的推論，因為在很多社會里，財富的差異從來沒有轉化為發號施令或使人屈從的能力，農業與不平等并不存在必然關系。而農業與私有制的綁定關系更為致命的后果是其否定了原住民對土地的自然權利，因為他們沒有在土地上耕種（勞動），所以這些被用于狩獵—采集的土地屬于閑置土地，因此可以被殖民者占領。通過對農耕的重新梳理，格雷伯和溫格羅想指出的是，農業革命并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樣是一場爆發后迅速蔓延以至于將世界進程推向牢籠的事件，相反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人們都在有意識地拒絕徹底成為辛勞的農耕者，拒絕與物種的雙向馴服，拒絕由此可能導致的不平等狀態。農耕不是一場進化歷史中的突破點，而只是早期人類進行的一項社會實驗，當時人們依然保有退出、轉變的自由，以及讓嘗試之后發現并不幸福的社會實驗付之一炬的慨然。

▲夸扣特爾面具舞者（Edward S. Curtis 攝，1907）

接下來，格雷伯和溫格羅著手拆解關于城市的進化假設。城市原本是接在農業 發展的后面，隨著人口聚居和規模擴張而帶來的結果，意味著大型社會和復雜分工、管理的出現。但亞歐大陸沖積平原的例子恰恰說明生態因素是城市產生的誘因，而粗放農業可能是城市產生的結果而非其原因。進一步，格雷伯和溫格羅對城市概念的側重點進行了從物質實體到觀念想象的轉換。正如卡蒂內所說的，“城市誕生于頭腦中”，這是在說盡管人們認為自己生活在城市里，但其真正生活空間也許仍然只是小群體，超大規模的社會群體實際上是“看不見的人群”，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通過將城市從根本上看作是一種想象而不是擁有固定規模的實體，他們指出：“覓食者或許有時以小群體的形態出現，但他們并不，或者說從未，生活于小規模的社會之中?！边@是因為在早期的共居群體中，人們并不是按照血緣親屬的關系構成的，親屬關系更像是一種隱喻，支撐著早期跨越遠距離的遷徙，因為人們相信自己遠離親人也依然能找到招待之所，在他們的想象里，“看不見的人群”同樣存在。因此“城市本身和早期綿延百里的氏族或半偶族聚落差不太多，它只是一個首先存在于人類想象中的結構，在其中未曾謀面之人也能和平共處”。同時，存在一定實際規模的聚居城市也不意味著對環境的極盡利用、對他人極盡剝削。烏克蘭的超大遺址、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墨西哥谷底的特奧蒂坎城都在驗證著大規模聚居下平等、民主、互助的可能性，特奧蒂坎城甚至啟動了非凡的社會住房工程。相反，我們今天很熟悉的貴族制和彰顯暴力的英雄社會恰恰出現在文明城市的邊緣，他們對平等主義的城市“歸根結底是充滿敵視和怨恨的”。當然，這并不是說早期所有城市都是平等的，而是說我們可以將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視為自覺的社會實驗場：“在那里，對于城市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不同見解可能會引發沖突，這種沖突有時的和平的，有時則爆發出驚人的暴力。”

最后一步我們進入政治的領域，格雷伯和溫格羅像放棄不平等的起源一樣放棄了對國家的起源的探索，相反通過對歷史和當代不同政治實踐的梳理，他們確認了社會權力的三個可能的基礎：暴力控制、信息控制和個人魅力，分別對應主權、官僚制和競爭性政治場域。歷史上的大多數政治體要么以其中一個作為主要基礎，要么突出其中兩個，因此被稱為“一階”和“二階”的支配政權，而現代國家事實上是各種元素在人類歷史某個時刻偶然匯聚的產物。而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非常不同的權力形成過程，各有其獨特的對暴力、知識和魅力這三種基本支配形式的組合。從主權來看，歷史上存在很多沒有“國家”的主權，當統治者以“大太陽”或神明等一類至高無上的權力出現時，也同時標志著主權的范圍：在范圍內是絕對的，在此之外則迅速減弱。暴虐的主權者令人恐懼、具有破壞力且是非常神圣的，尊嚴使得他們“不能觸碰地面”、“不能直視太陽”，從而限制了行動自由，“神圣國王自己將面臨儀式性死亡”。同樣，官僚制也不像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在社會發展超出一定規模和復雜度時作為解決信息管理問題的實用方案才出現的，而多誕生于儀式性情境中。三個基礎的提出意味著在談論歷史上的政治實踐時，我們無法談論“國家”的起源，因為這只是一個自我論證的命題，我們談論的只是廣泛的區域系統，在實踐中，整個區域系統碰巧被單一政權統一了，或統一只能存在于理論中，或區域性霸權很少能維持超過一兩代人，或兩個主要勢力集團曠日持久地爭斗不休卻勝負難分，這意味著“事情總有調整的余地”，也意味著人類歷史大部分時間都假定存在著三種原始自由：遷徙的自由、不服從的自由和創造或改變社會關系的自由。

04

重新發問，重新回答，重新想象：關于過去、現在和未來

格雷伯和溫格羅在《人類新史》中不僅挑戰了進化論的抽象化、簡化和背后的政治權力，同時還對其內部一環扣一環的推論以此進行了挑戰。通過不只是將原住民視為“天真的野蠻人”或“高貴的野蠻人”，他們拒絕對歷史上大多數時期存在的人的簡化和浪漫化（雖然本文中引述的例子還是有浪漫化的嫌疑，所以推薦大家讀原文），而是致力于將他們視為和我們一樣擁有同等反思能力的人，并進一步追問我們可以從和他們之間跨越時空的交流中學會些什么。因此，在這里，他們并不去追問關于不平等、國家的起源，好像真的存在一顆導致一切災難的種子，相反，他們追問的是歷史上人們努力保持自由、平等的實踐是多么復雜、不穩定但也因此總是保有希望的。但也正如我們所知，大多數對人類歷史的探究并不完全致力于復原歷史，而經常是試圖理解當下的努力嘗試，所以既然拒絕了“不平等的起源”這樣的追問，格雷伯和溫格羅還是需要回應“我們的現在究竟怎么了”這一問題。通過放棄尋找一個必然導致一切的因，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人類歷史上靈活的實踐在今天卻仿佛僵化了？我們為什么失去了歷史大多數時期人們都擁有的退出、重建的能力？這是一個很巧妙的提問，因為其避開了歷史目的論，將我們的當下也視作一種偶然性，只是這種偶然的結果呈現出可能前所未有的約束力。

格雷伯和溫格羅對這個問題沒有做出非常詳細的回答，但通過使用文化區的概念，他們將文化視為“拒絕的結構”，即相鄰的人們總是通過強調與鄰居的不同來標識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認為這種夸大差異、制造身份的實踐需要為今天的困局負有一定責任。隨后，他們也強調戰爭暴力的作用，即盡管早期的政治實踐很可能是人們演著玩的過程，但當國王扮演者開始殺人的時候，他就不再是扮演的國王了。戰爭的暴力不僅維持了邊界，還把另一團體的社會成員視為可被替代的，這種“社會的可替代性”是對具體的人的抽象暴力，與之相關的還有官僚化對承諾的去個人化和可轉讓化，在這種抽象化暴力和戰爭暴力中，人們玩樂、扮演的權力儀式中出現了永存的欲望。在對暴力的進一步描述中，格雷伯和溫格羅還提到了暴力和照護的組合，在對史坦納“一切都源于慈善”的引用中，他們非常迅速且隱晦地提出一個和《狗屁工作》結尾用SM（施虐/受虐）解釋對工作的忍受一樣大膽的可能，即早期社會中提供庇護的過程常常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這里可能在暗指父權制的強化），而外部暴力往往又與女性在家庭內部的地位變化有關，這也就是說有可能是慈善與仁愛之心在實踐中偶然地變質將我們帶到了不知是何處的地方。

▲《人類新史》書影

在重新追問歷史、現在的過程中，格雷伯和溫格羅提醒的是進化論不是一種事實而只是一種神話，努力重建的是一種偶然性，一種作為人的反思和政治自覺，以及社會作為一次實驗的可能性，這種重建其實是將我們引向未來：如果我們從來都不只是被推著向前的人，那么我們現在有沒有停下來想象一下過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我們是否依然握有改變未來的權力？

推薦書籍

《人類新史：一次改寫人類命運的嘗試》

作者: [美] 大衛·格雷伯 / [英] 大衛·溫格羅
譯者: 張帆 / 張雨欣
定價: 128.00元
叢書:智慧宮

思索人類社會的命運時，我們總會借助大歷史的廣角鏡頭。可耳熟能詳，甚至被默認為公理的人類發展敘事——從人人平等的狩獵采集小游群到現代民族國家，歷經“農業革命”“城市革命”“國家起源”等關鍵節點——真的反映了事實嗎？《人類新史》向我們揭示出，這或許只是一個現代版本的起源神話。

兩位作者追本溯源，發現上述理論其實源自18世紀美洲原住民對歐洲殖民者的批判，以及歐洲人做出的保守反擊。隨后，作者們綜合考古學和人類學等領域近年來涌現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人類實際上有過怎樣多元和流動的社會組織形態，歷史的道路又有過多少分岔與并行。重新理解人類的過去，重新發現人類本就擁有的其他可能性，或許也能賦予我們新的思想資源，去想象一個更具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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