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的浪潮中生存，沒有人能真正獨活，也沒有人能離開精神生活。余世存心目中的更好，是面對困境與寒冬時，個體不該被迫孑然一身。他認定，一定是自己要去問自己的內心，然后向外去問候這個世界，這才是噓寒的本意，也是更好的方法。

文｜萊克西

編輯｜辛野

燥與安頓

閉上雙眼，開始站樁，余世存進入心流。

在一片茫茫的樺樹林中，他靠近樹干，身體微傾，久久地定住。那一刻，他沉入靜思，世界驟然安靜下來。

生活節奏在變，工作的城市在變，接觸的人群在變。唯獨不變的，是站樁這件事，這是他保留多年的生活習慣，每天都會抽出幾十分鐘。工作忙了就在酒店，在自家后院，偶然有閑暇，就深入自然，來到樹林。

和《人物》對談的前幾天，他剛剛受邀到洛陽參加了一場線下交流活動。對談頭天晚上，他和太太一起去看了朋友的電影首映，心下已經想好過一陣要從傳統文化角度來分析這部片子，講給大眾聽。

作為一名文化學者，余世存需要一些抽離的時刻。過去幾年，余世存找到了將傳統文化推介給大眾更好的方法——他以時間為切口，以節氣為基底，先后完成了《大時間》《時間之書》和《節日之書》幾部著作，這是他自己的「中國時間」三部曲，讓年輕一代看到了傳統文化新的棱角。幾部作品都成為了年度暢銷書籍，他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新媒體時代的潮流中，向大眾講述過去的故事，分享自己的理解。生活肉眼可見地忙碌起來。

站樁撈了他一把。這件事既源自傳統文化，也讓余世存有了身心被安頓的感覺，給他帶來了難得的平靜，以及與自我獨處的機會。

時值秋冬交替，余世存久違地覺得「燥」。一方面是天氣干燥，另一方面是內心焦躁。北京已經踏入冬天，道路兩邊的樹木不再葳蕤，逐步展露了萎靡的模樣。余世存又一次讀出了「燥」。

余世存本能地感受到了變化正在生發——作為一名生長于上世紀70年代的文化學者，他感受過人與人之間的緊密相連，那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為緊要的；但如今，他時常聽到年輕人說「我不了解他」「我不理解他」，哪怕身處人群之中，他總會覺得人與人之間有了罅隙，有了距離。

我們一起行走在公園里，偶爾經過一些灌木叢。荒蕪枯槁中，偶爾能看見幾支不知名的花朵，從密密匝匝的枯草堆里擠出來，站在陽光下。冬天已經到了，但初雪尚未有期。作為最常研究節氣的文化學者，余世存形容小雪明凈、輕快——它不極端，也不凜冽，在寒冬徹底到來之前，在時間尚未凝固之時，余世存感受了自然的一股韌性，「還是有生機，有生命意義」。

他知道，凜冬未至，自己也應該與世界始終保持相連。植物仍然在努力表達自我，人和人之間更應增強聯系與問候，互示關照，健旺的生命力才能迸發出來，更好地與世界、與自我相處。這是自然和時間教會人的道理。

為了保持自我生命力，余世存始終在尋找能更好安頓自我的方法。

在余世存的家里，靠近落地窗的書柜邊是錯落疊放的書法卷軸，那是他用毛筆寫下的作品。十多年來每每入冬前，他就開始寫字。宣紙、毛筆、鎮紙、字帖全都準備好，站立桌前，抄寫古詩。書法時筆尖掃過宣紙，需要人絕對地安靜、絕對地投入，忘記一切別的事務。

他抄寫得最多的，是王維和杜甫的詩。冬天最適合寫《冬夜書懷》：「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草白靄繁霜，木衰澄清月。」寫下這首詩的時候，王維處在人生失意時刻，壓抑、不知如何自處，千年之后，余世存在冬日的庭院中寫下這些詩句，思忖很久。

某種程度上，余世存與王維有著相似的人生感悟——當年華流逝，老之將至，人該如何更好地保有自我，又該如何與時代共處？

書寫也是勾勒心境的過程，這讓余世存覺得愉悅，「你體會到一種張力，現代生活是如此的劇烈、快速，發生變化后，只有通過慢才能夠找到平衡。」如今，余世存發現，自己無法忽視古人所熱衷的「噓寒」，每當小雪來臨，冬意漸深，人與人噓寒問暖，彼此關照。他想重拾這樣的溫情，和世界彼此相連，感知外界的溫度，也與時代共處。

在這個平衡的世界里，一撇一捺、一點一橫，每一筆都有力量，每一次與世界的噓寒都有獨特的意義。

勾連

入冬之前，余世存和正在念一年級的兒子看完了電影《里斯本丸沉沒》。電影完結的時候，他感受到了一陣暖意和感動。

電影講述的故事發生在82年前，是與828個個體和一艘沉船有關的歷史故事。這個故事關于人和無處安放的情感，也關于生活和命運。導演方勵從2016年就開始尋找沉在海底的「里斯本丸」，調查取材多年，才最終將這段歷史呈現在銀幕之上。

故事之外，余世存看到了某種屬于知識分子的使命——總有人在記錄，總有人在表達，也總有人在關照整個世界、關照個體，讓人動容。

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余世存經歷了一段漫長的「蟄伏期」。那時，他在體制內做著穩定、重復的工作，很長一段時間，他覺得迷茫，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形容自己只是「一個中文系出來的，只會點文藝理論、文學史知識的普通人」。

余世存深覺自己遇到了阻礙，并感到隱憂和不安，「過去受到的教育不足以支撐我面對社會、服務社會，也不足以支撐我進行更好的表達」。這讓他無比苦悶。

他沒有沉迷其中。在體制內的工作越來越被推崇之時，余世存轉身離開，成為了一名獨立作家。他希望撿拾自己的理想，保有自我，做一個「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他想要成為真正關照社會的一個人。在寫作路上，他也在重拾自我，他先后寫出了《重建生活》《一個人的世界史》《人間世》等著作，他將自己對世界的感知和思考寫進文章，又將傳統文化、古代文學帶給大眾，試圖提供給世人另一個認知世界、理解他人的角度。

對余世存而言，2019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那一年，他48歲，寫作了一本關于龔自珍的著作《己亥》。余世存很多次提到，這是知天命之年，送給自己的禮物。

在書中，余世存研讀了龔自珍的《己亥雜詩》，也寫了自己和龔自珍相同的處境。龔自珍是清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和改良主義先驅，但那時的他一無所有，在外界看來，他既沒有接續上外祖父的學問，又沒有展示新的策論動力。他整日憤憤不平，有人稱他龔瘋子，覺得他是憤青、刺頭、麻煩。但龔自珍全然不在意，繼續寫作、繼續為國民呼號。

在走近龔自珍的同時，余世存在叩問自我的來路。那一刻，面對過往人生的不安、隱憂，余世存得到了解答。「龔自珍示范的是，一個人在與環境不斷互動的狀態中，他仍然堅持自己的底線，尋找機會把自己變成一個巨大的精神體，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余世存深受觸動，他覺得，一個知識分子之所以珍貴，就是要彰顯自己的個性，要彰顯自己的才華，要彰顯自己的表達。

后來，余世存將自己的表達與觀察延續下去，去關注傳統文化和傳統節日，在他看來，傳統文化所闡釋的是，人和天地，人和時間、空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勾連，這同樣是一種重要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我所提供的是一種生活的哲學，是對世道人心的維系，是對社會秩序的關照」。

精神共同體

余世存總是懷念在北大的時光。

1986年，他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念書。那是如此年輕、鮮活、生動的時候，「是生發的季節」。當時，他加入了多個文藝社團，和身邊的同學們一起過著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課業之外，他們還會一起參加舞會、詩社、棋社，彼此親密無間，每個人的興趣和特長都能得到充分展示。

那也是文化激蕩的年代，那個時候，大家都過著一種單純、更注重精神性的生活，建立了一個彼此支撐的精神共同體。身邊的同學們并不知道未來到底是什么樣，也不去擔憂前路，他們想的是，用自己學到的改變社會、改變生活，相信未來。

余世存覺得，這個精神共同體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始終在引導他們去追求更好的人生，去結識更好的友人，也去創造更好的生活。

從幼時起，余世存就生活在一個人際關系極其緊密的環境里。他成長于湖北隨州農村的一個普通家庭，村子曾經發現了著名的曾侯乙編鐘，與傳統文化淵源頗深。

隨州向來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地，受氣候影響，這里半年產麥子，半年種水稻。小時候，余世存割過麥子，插過秧，也放過牛，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農耕生活。后來，余世存讀到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更感覺到，中國社會就是鄉土性的。

印象中的鄉村生活，除了農事、鋤禾，還有每一個新年。一到除夕夜，家人們圍在一起做年飯，放鞭炮，哄著小孩寫春聯，一直熱鬧到新年到來，孩子們組團去拜年，在村子里追來跑去。余世存記得，鞭炮紙炸裂的瞬間，每個人都滿臉歡欣——是年俗把人勾連在了一起，莊重又熱烈。

在這種氛圍的滋養下，余世存始終感念人與人互動所帶來的力量，近三十年后，他也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共同體。

疫情之后，余世存在業主群主動提議要和鄰居們聯誼，他舉辦了節氣酒會，每到一個節氣就張羅幾家人在一起聚會、聊天，互相交流最近的身邊事，分享看到的好書、好電影，也會針對時事彼此互換觀點，拓寬思維。觥籌交錯的過程里，大人們能夠獲得安頓，孩子們也能夠找到年紀相仿的玩伴。

更重要的，在一次次聚會中，「噓寒」的念頭逐漸在余世存的腦海中浮起，他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實際意義——它既是人類溫情的投射，也意味著我們被認可、被關照，可以更從容地度過漫長的冬天。

面向更廣泛的讀者時，余世存也找到了更為現代化的表達方式。幾年前，他受到啟發，開始在自己的公眾號更新文章，每隔一天就寫一篇原創隨筆，話題也從不設限，有的時候是聊魯迅作品中的現代性，有的時候是聊「如何掙脫生活的牢籠」，有的時候只是發一發自己的書法作品。

余世存覺得，這是他同世界保持連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從這些零散的文章中，很容易就看到，一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表達的決心。

經由持續不斷的表達，余世存在紛亂與繁忙中獲得安穩，也逐步填補了自己與時代、與社會之間的縫隙，為更好的生活儲蓄不斷的力量。

精神噓寒，抵達更好的自我

余世存曾經放棄過很多穩定的工作。

大學畢業后，他來到北京一中做語文老師，也做過班主任，在很多人看來，做老師待遇好、社會地位高、生活平順，父母還時不時地稱他「孩子王」，每次聽到他都覺得赧然。生活看上去穩定堅固，但他始終感受到一種落差，失落不時襲來。

那個當初的青年不安于穩定的池水，想要跳進大江大河。帶著出走的決心，兩年后，他辭了這份教職。

在當時，余世存的出走是一種隱喻，也是大多數人的集體選擇，年輕人們想要跳出生活的框架，他們有底氣、有自信，覺得自己站到了新生活的起點。

成為自由作家之前，余世存還嘗試了很多職業，開過家政公司，研究過房地產，在《中國科學報》當過編輯，在《中國土地》雜志擔任過副主編，在《戰略與管理》雜志當過執行主編。而回頭一看，不少北大的同學早已站在了時代的風口上，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余世存拒絕了走向風口的機會和誘惑，他仍然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每一次工作體驗當作認識世界的方法。人生海海，他更在意的是自我成長，以及有沒有獲得精神滋養。

余世存從不后悔自己一次次的嘗試，他知道，人少不了與世界碰撞：「一個人想要有所成就，光靠才華是不夠的，我相信他在跟周圍的碰撞當中會被反彈，會被抵抗，會讓他校正自己，這些會一次次支撐他走出困境，更好生長。」如今，余世存已經來到了人生開闊地。

面對自我的時候，他時常生出具體的精神性詢問：自己的情緒狀況怎么樣，有沒有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是否在盡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知道，只有不斷地理解自己、掌握自己，才能真正走向更好的生活。

他一直保持著屬于知識分子的清醒——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除了向外連接、向外噓寒，還應該更關照自己的精神世界。「還是在想給自己和周圍的人尋找一條心安理得的人生道路。」

身處時代洪流中，余世存敏銳地察覺到，當下的年輕人正在經受著群體不安。面對一個動蕩的世界，他們的未來被種種不確定性填充。躺平是高頻詞，緊繃和焦慮是常態。正因為此，他們對穩定的工作、生活更為迫切，他時常碰到一些年輕人，大學還沒畢業，就在為編制、員額做準備。

物質生活之外，他們似乎沒有時間再關照自己的內心和精神世界。AI極速發展，科技迅猛向前，取代人工作的同時，也帶走了很多深入交流、達成精神共振的機會。

如今，他時不時地會懷念大家真誠相待、彼此認真傾聽的時光，那時，人們會分享生活中的精神收獲，也把內心世界全權交付出去。他也非常想念精神關照的感覺，「它讓你的人生變得莊嚴起來，也讓你的生活變得利樂起來，既莊重，又愉悅、有趣」。

在與《人物》對談期間，余世存多次強調，在時代的浪潮中生存，沒有人能真正獨活，也沒有人能離開精神生活。他心目中的更好，是面對困境與寒冬時，個體不該被迫孑然一身。「我們既要充分地世界化、社會化，我們也要充分地個人化、個體化，在噓寒中才有鑒別和分別，才會抵達更好的自己。」他認定，一定是自己要去問自己的內心，然后向外去問候這個世界，這才是噓寒的本意，也是更好的方法。

充分噓寒，以社會關系為鏈條重建精神世界，不斷追逐更好的行動，也是特侖蘇鼓勵、珍重的嘗試。不只是言語上的互動，也不只是物質上的給予，更關乎精神與深度。深層次的精神噓寒，能夠「讓雙方都知道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活著不是輕率的，也不是輕浮的」，最終，我們都將更好地看到自己、認識自己、調整自己，這是人生真正的養分。

小雪到了，冬天的寒氣越發深了。余世存已經做好了過冬準備——繼續書寫，繼續關照世界。

在《時間之書》中，余世存在「小雪」這一章寫下：君子以自昭明德。在找到自我、更好生活的過程中，這是他對自己的勸冕。他覺得，每個人內在的精神、德行，自有光輝，我們只要去把它敞亮出來就可以。

拍攝那天，《人物》和余世存走在冬天的郊野公園，他穿了一身雅致的亞麻色棉服，舒適、溫暖，看著遠處飄落的懸鈴木樹葉，他知道冬天馬上就要來了，要準備新的聯誼和聚會了。

每到小雪時節，余世存總會想起詩人穆旦的一首詩《冬》，有這樣幾句總是讓他深思：「我愛在冬晚圍著溫暖的爐火，和兩三昔日的好友會心閑談，聽著北風吹得門窗沙沙地響，而我們回憶著快樂無憂的往年。」

寫下這首詩的時候，穆旦正在準備迎接未來，迎接新生活，過往已經成為了深刻的記憶，是指引自己更好生活的燈塔。穆旦曾最鐘愛冬天，他在冬天看到希望，也在冬天收獲友人的精神支撐。

余世存也有同感，他說，「人生的樂趣也在嚴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