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初，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抵達北京，與中國外長王毅舉行"戰略對話"。這是她就任以來第二次訪華，時機頗為微妙。就在她訪華當天，德國總理朔爾茨突訪基輔，歐盟新任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亞·卡拉斯也在烏克蘭與澤連斯基會晤。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在北京的表態，表面上是譴責中國"支持"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實則反映了歐洲在俄烏問題上的戰略困境和對中國角色的期待。這種看似強硬的外交辭令背后，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地緣政治博弈。

首先，德國方面指責中國產無人機在烏克蘭戰場上的出現，這種說法存在邏輯漏洞。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商用無人機生產國，其產品通過正常貿易渠道銷往全球各地是完全合法的商業行為。據統計，2023年中國民用無人機出口額超過100億美元，銷往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事實上，這些零部件經歷了極其復雜的國際貿易流轉過程：從中國制造商出口到中東貿易商，再轉售給東歐中間商，最后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戰區。這種多級轉售機制使得原始供應商根本無法追蹤最終用途。中國奉行防擴散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像某些國家那樣對全球貿易鏈條實施長臂管轄。

我們不妨重新梳理一下相關事實。作為全球最大的商用無人機生產國，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年出口額超過100億美元，產品銷往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些都是完全合法的民用產品貿易。中國一直嚴格執行出口管制政策，明確反對民用技術被用于軍事目的。但是，一旦產品經過正常貿易渠道出口，其后續流向就不是原產國能夠控制的了。

更值得深思的是，某些西方國家一邊指責中國無法管控產品最終流向，一邊卻在全球范圍內實施長臂管轄，干預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這種雙重標準本質上是一種霸權思維的體現。中國始終堅持，國際貿易應該基于互信互利的原則，而不是某些國家憑借優勢地位對全球供應鏈的單方面控制。

此無人機并非大疆生產，僅是外形類似的其他廠商產品

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無限擴大出口管制范圍，而是推動和平進程。一旦俄烏沖突趨向緩和，這些通過復雜渠道流入戰場的零部件自然會失去市場。這也是為什么中國一直強調，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愿意為促進和平對話發揮建設性作用。與其在零部件流向問題上做文章，不如共同努力推動沖突各方回到談判桌。

更值得關注的是貝爾伯克提到的"核心歐洲安全利益"。當她說"中國對俄羅斯戰爭的支持會影響雙邊關系"時，實際上暴露了歐洲的兩難處境：一方面需要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愿損害與美國的同盟關系。這種戰略模糊性導致其外交表態充滿矛盾。

從經貿角度看，德國的立場更顯尷尬。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去年對華貿易額達到2970億歐元。大眾、寶馬等德國汽車巨頭在華業務占其全球營收的30%以上。在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征關稅的問題上，德國就曾公開反對，呼吁與中國對話。這種經濟依存度，決定了德國不可能真正采取強硬立場。

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推動俄烏和談方面確實具有獨特優勢。當貝爾伯克說"這就是我今天來到中國的原因"時，暗示了德國希望中國在促成和平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實際上，一旦開啟實質性和談，那些通過復雜渠道流入戰場的軍事物資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貝爾伯克在北京宣稱"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影響中德關系"，這種說法本身就暴露了西方外交的慣性思維。實際上，這種近乎威脅的外交辭令，既不符合當前國際形勢，也無助于推進雙邊關系。

從根本上看，中歐關系與中美關系有著本質區別。中歐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戰略對抗，反而有著廣泛的利益交集。2023年中歐貿易額達到7847億歐元，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這種深度的經貿聯系決定了雙方必須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發展關系。

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一直是明確的：主張通過對話解決爭端，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王毅在會見貝爾伯克時強調，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德更應該在動蕩的國際形勢下加強對話與合作。這種表態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只要歐洲能夠客觀理性地看待對華關系，中國愿意在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德國外長此訪的真實意圖，與其說是要求中國"選邊站"，不如說是希望中國在調解俄烏沖突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考慮到中歐之間深厚的經貿聯系和共同利益，中國自然會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承擔應有責任。畢竟，一個和平穩定的歐洲符合各方利益，這也是中國一貫主張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