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是何許人？知道這個名字的讀者或許很少，我就簡單的先介紹一下他是誰？

　　閻長貴是釣魚臺11號樓的首任機要秘書，這11號樓居住的人是偉人的妻子，他也是11號樓里面學歷最高的一個。他當時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人大這個學歷在現在也是一個金字招牌，更別說是在60年代了。

　　閻長貴在11號樓擔任秘書的時間很短，從開始到結束，也就剛還是一年的時間（1967年1月——1968年1月）。

　　因為這兩個人，讓他失去了秘書的身份

　　其實要說來，閻長貴還挺冤枉了，他本身是沒有犯什么錯誤，而且工作上也是盡職盡責。那么，他為何會在一夜之間從釣魚臺11號樓，搬去了秦城監獄呢？

　　是因為和這兩個人有關。

　　關鋒

　　閻長貴從人大畢業后，進入到紅旗雜志社工作，他被分配到哲學組。當時，這個小組的組長正是關鋒。和閻長貴這個正經科班出身的人比起來，關鋒在哲學上的研究是野路子出身，因此，對于這個新來的員工，關鋒是格外的照顧。

　　在外人看來，閻長貴就是屬于關鋒的老師。

　　戚本禹

　　在工作當中，有一段時間，閻長貴的直屬領導是戚本禹，而且戚大帥對他的印象特別好。

　　1967年，11號樓挑選首任機要秘書的時候，其實最開始相中的是戚本禹。但是呢，戚本禹知道在11號樓的工作不好做，因此也就婉言謝絕了。

　　在謝絕以后，戚本禹同時把閻長貴給推薦了出去。在外人看來，閻長貴之所以能順利進入11號樓，當秘書就是因為有戚本禹的推薦。

　　關鋒，是閻長貴的老師；戚本禹，是閻長貴的推薦人。

　　即使在閻長貴自己看來，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屬于任何一方，但是，在外人看來，他就是屬于關鋒和戚本禹那一個圈子里的人，已經是和關鋒和戚本禹捆綁在一起了。因此，在1968年這一年，戚本禹和關鋒被轉去了秦城監獄的時候，閻長貴的命運也早就已經注定了。

在職場上，任何人都是很難獨善其身的。　

　　1968年，這一年的1月9號，這一天的上午，閻長貴被要求移交工作。

　　當天晚上的八點左右，他被要求搬出了在11號樓的宿舍，然后被送到了警衛連連部，住進了該連部的一間房子里。

　　1月24號這一天晚上，在兩個戰士的押送之下，閻長貴坐上了開往秦城監獄的車子。

　　也是在這一晚，他八年的監獄生活正式開始了。

八年監獄生活

　　閻長貴被送到秦城監獄的時候很突兀，甚至還沒來得及和家人告別，也來不及收拾自己的衣物，連夜就被送去了監獄。

　　那時候，他的妻兒正好也在北京。

　　1968年1月24號，這一天晚上，閻長貴去了秦城監獄，他的妻兒當晚也被送去了招待所軟禁了（北京東郊通縣的空軍某機場）。

　　后來，閻長貴的妻子再三要求，這才把他們送回了山東老家。

　　和妻兒的境遇比起來，閻長貴在秦城監獄的境遇就不是很好了。

　　自打踏進秦城監獄的大門，閻長貴就沒有了名字，取而代之的是6820這個編號，意思就是1968年第2十個進來的犯人。在正式進入牢房之前，管理員首先把他帶進了一個屋子，在這個屋子里，管理員對他全身做了搜查，比如鞋帶，皮帶這些不適合帶進牢房的個人用品，通通都要收走，登記在冊，等出來的時候再發放給他。

　　搜查結束以后，就給他發了一套黑色的囚衣。隨后，閆長貴就正式開啟了自己的牢獄生活。

　　這八年的牢獄生活里，給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兩個字：孤獨。

　　原本以為進去以后，他將會面對頻繁的提審，哪知道他進去以后，似乎一下子就被這個世界給忘記了，沒有人來提審他，也沒有人來過問他的事情。他就像一個被世界遺忘的人，在那15平方米的牢房里面，整天無所事事，不知道要做什么，就連時光進入牢房都變漫長了。

　　一個人無聊的日子里面，他只能以自言自語的方式來打發這漫長的時光。

　　如果說度日如年，是對時光漫長最深的體會，那此時的閻長貴，可以用度秒如年來形容了。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人是群居動物，是要和人接觸的，而此刻的他，仿佛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人類。他在想，此時此刻，哪怕讓他干什么臟活累活都是一種幸福。

　　到了1969年，這一年召開了九大以后，閻長貴在監獄里面的日子才有了些許的改善，也是在這一年，管理員給了他一份《人民日報》和一本《紅旗》雜志。

　　有了文字，對于這個讀書人來說，日子就變得沒有那么漫長了。

　　雖然給他的報紙和雜志，他反反復復看了很多遍，但是有了文字的陪伴，日子也不是那么枯燥了。沒過多久，管理員又把之前沒收他的一些書籍還給了他，這對閻長貴來說可是太好了。他又有了新的文字，可以閱讀這時光的漫長，日子就變得沒有那么無聊了。

　　在監獄的那段時間，有的文章他甚至看了不下于100遍，以至于到了晚年，對那些文章的記憶還很深刻，就連標點符號都難以忘記。

　　時間很快來到1975年，這一年的5月22號，專案組突然來到了秦城，他們告訴閻長貴一個消息，決定讓他走出監獄，但是要送到湖南的某個國營農場接受勞動。這個消息對于閻長貴來講無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于他而言，他終于可以走出監獄，走出這方寸之間的孤獨了。

　　只要是能和人打交道，對他來說那都是好消息。

　　于是乎，他來到了湖南的西洞庭農場，在這里開啟了自己五年的農場生活。

　　1979年的九月，閻長貴的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組織上決定恢復他的工作，把他調回北京，安排在原來的老單位《紅旗》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