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淮海戰役主要由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參戰，而華東野戰軍的參戰部隊數量又是中原野戰軍的3倍之多，因而，不少軍迷們覺得成立以中原野戰軍領導為主要領導的總前委，是否有必要的問題，這樣的組成是否科學的問題。帥克就這一問題進行一下解讀和分析。

首先，帥克認為，成立總前委是必要的。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

成立總前委，是兩大野戰軍戰略上的協同配合變成戰役上的協同配合的現實需要。

自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陳粟大軍實施外線出擊以來，兩大野戰軍盡管都在中原地區實施作戰，甚至在建制上陳粟一度也歸劉鄧的中原序列，但畢竟中原地區作戰地域廣大，兩大野戰軍更多地只能實行戰略上的配合作戰。包括豫東這樣的戰役，兩大野戰軍都是在戰略上進行的配合，都達不成戰役上的配合。最終只能實行各自的戰役指揮。也正是如此，豫東戰役給粟裕在指揮問題上有很多啟示，因為畢竟沒有達成戰役上的協同配合，導致雙方對戰場實時情況不了解，協調不夠順暢，最終影響戰果的進一步擴大。這次的淮海戰役，打大仗已勢成必然，而打大仗自然要求兩大野戰軍實現戰略上的協同配合轉變為戰役上的協同配合，這自然需要有一個統一指揮的問題。

有鑒于此，粟裕早在淮海戰役開打前，便提出了請“陳毅鄧小平統一指揮”。而隨著戰役進程的推進，兩大野戰軍戰役上的配合愈來愈密切。特別是第一階段黃百韜兵團快將被全殲，第二階段作戰提上日程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便明確提出成立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

成立總前委，是兩大野戰軍在淮海這一整體戰場上有效遂行聯合作戰的現實需要。

較之豫東戰役相比，這次的淮海戰役規模更大，但戰場的集中度反而更顯集中，都在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這一地區。盡管粟裕在此之前也提出了請“陳鄧統一指揮”的問題，但實際在運行過程中，基本上還是各自實施指揮。雙方更多的還是通過中央軍委來協調。而當時中央軍委的指揮，由于受通信條件的限制，只能是通過電報來實施戰略層面上的指揮。電報往返需要中轉、需要翻譯，通常有一天左右的滯后時間。顯然，這并不能滿足這么大的一個戰略性戰役的實時指揮問題。

特別是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演進的時候，戰場局勢變幻更加復雜，戰役上的配合明顯增多。這時，對指揮控制的節奏要求更高。在此前提下成立總前委，顯然更便于在淮海戰場上實施高效的統一指揮與協調，實施高效的統一聯合作戰。加之后來雙方又實現了電話上的通聯，更是給這種戰役層面上的協調配合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需求。

成立總前委，是統籌各種支前、動員、后勤、彈藥形成最大保障效益的現實需要。

60萬大軍，再加上百萬人的支前保障人員，大規模的連續作戰，對后勤的需求是空前的。實際上，淮海戰役前期就出現了炮彈消耗過多、糧秣消耗過多，保障跟不上的問題。特別是當時戰場上實行即俘即補即戰，大批俘虜成為解放軍戰士，因為服裝換不成而造成誤傷問題。這些都需要有一個總的機構來統籌協調。

大規模的戰役、歷時較長的戰役，對后勤的保障要求極高。一定程度上來講，也可以說是打后勤。被包圍的杜聿明集團因無糧草無彈藥，導致大量減員，甚至為了一口吃的，跑到我軍陣營。而我軍由于后勤保障扎實及時，指戰員們士氣高漲。這個對比便很說明問題。

盡管成立總前委很有必要。但我們要理解，在那種情況下的總前委的指揮，不同于我們現在意義上的高度集中統一指揮。而是有這樣的幾個特點：

一是總前委的運行，主要依托中原野戰軍指揮部進行日常運行。

因為總前委是以鄧小平為書記，劉陳鄧為常委的總前委。三人一直領導指揮著中原野戰軍，都在中原野戰軍指揮機關辦公。因此，總前委成員雖由兩大野戰軍的5人組成，但指揮機關并不是聯合組成，主要還是依托中原野戰軍原有的指揮機構運行和處理戰時工作。

二是總前委的指揮，對中野是直接指揮，對華野更多的是統籌、協調性指揮。

總前委實施指揮，對于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還是有所區別的。對于中原野戰軍，一如以前一樣，直接進行指揮。而對于華東野戰軍的指揮，我們通過大量公開的電報檔案資料來看，更多的是統籌性、協調性的指揮。具體的指揮，還是主要由華東野戰軍本級來實施。總前委很少直接給華東野戰軍下達作戰命令。實際上，總前委也好，華東野戰軍也好，每一個兵力部署、兵力調動等，都是附報中央軍委的。透過這些電報不難看出：總前委發揮了高度的軍事民主，給粟裕保留了很大的彈性和空間。

三是總前委的會議，僅召開過一次且主要議題并不是淮海戰役。

總前委是于淮海戰役發起之后10天成立的。戰役實施40天之后，總前委5人才第一次全體碰面，才第一次召開一個正式會議。有意思的是，此時，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打黃維已經結束，淮海戰役決戰決勝的大局已定。淮海戰役總前委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也是唯一的一次會議，主要商討的是戰后休整及打過長江問題，而不是淮海戰役本身的問題。這也使得總前委這次的唯一一次會議，更具有不一樣的特點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