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1955年的全軍大授銜，就不能不提到彭德懷。因為他當時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也是整個授銜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他對實行軍銜工作的看法考慮，勢必對整個軍銜評定工作帶來一定的影響。

其一，對授銜存有一定的矛盾心理

據《彭德懷傳》記載：“彭德懷對軍銜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

這種矛盾心理一是基于：彭德懷認為軍銜制是必不可少的，是我軍建設和作戰的現實需要。對于這一點，他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這樣說道：“軍銜主要是確定每一個軍人在隊列中的地位和職權，以便按職責條令的規定，行使職權，同時又是國家給予軍人的一種榮譽，以鼓勵其在軍隊中工作和上進心”。

這種矛盾心理二是基于：彭德懷在“個人思想上，卻對這一區別身份的標識，感到厭煩”。他最主要的擔心是，實行軍銜后官銜表面上的明顯區分，會否影響上下級之間的政治平等關系，會否妨礙軍隊同人民之間的親密關系。他本人每遇到外事活動和重要場合需要穿軍銜禮服時，“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緒”，就是這種矛盾心理的真實寫照。

其二，對自己的元帥軍銜并不“感冒”

“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兵”。但彭德懷的心理卻與這句名言大相徑庭。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這個人并不需要這個‘牌牌’，我也夠不上什么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么‘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不評一些元帥，那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對于別人稱呼他元帥，彭德懷很明確地表示說：“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元帥，這是戰爭的結果，是學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將來會沒有的”。

“將來會沒有的”這句話，不僅說明彭德懷不喜歡稱呼他元帥，也體現他開始懷有早晚取消軍銜制的一些心理。

其三，對評上將軍銜人員親自找各位“老總”談話

當時的軍銜評定工作，是由中央書記處提名元帥和大將的授銜名單，由政治局審議確定。而對于1000多名將軍，特別是幾十名上將的授銜名單，則由彭德懷親自主持擬定，上報中央政治局審批。

為確定好這些上將人員的預選名單，彭德懷從1955年春開始，親自拜訪每位“老總”，同他們磋商每個高級將領的軍銜。因為這些“老總”們都是當年這些預選上將的直接領導，對他們的整體情況比較了解，最有發言權。經過和這些“老總”們多次溝通磋商，較好地達成了一致意見。

其四，對帶有“爭議”人員親自找他們進行談話

評銜是個大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特別是對那些帶有“爭議”人員的方案，如何處理是個敏感問題。為此，彭德針對一些特殊情況的將領，直接和本人見面，敞開心扉同他們交談，充分聽取本人意見，積極消除他們思想上的誤解。

對于主動要求降銜的，彭德懷也同他們進行了談話。比如，對于許光達、徐立清兩人的讓銜問題，他就當面作了兩人的工作。許、徐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都非常了解。許光達幾次向中央軍委寫報告要求降銜，彭德懷請他來當面解釋，最終才答應接受。而徐立清本就是正兵團級，理應授上將，對于他的讓銜，彭德懷并不同意。最終，經徐立清稱自己負責評銜工作，不能“近水樓臺”等為理由，反復申請堅持，彭德懷最終才表示同意他的請求。

其五，對女軍人的授銜工作留下了歷史遺憾

1955年的大授銜工作，總的來說效果是好的。但有一個群體“對彭德懷是不滿意的”，她們“是一部分婦女工作人員”。據《彭德懷傳》記載：這些婦女人員，在“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

原來，授銜前出臺了《國防部關于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要求絕大部分女軍人做轉業或者復員處理，原則上不再給她們授銜。關鍵問題是，《規定》當中使用了“期限滿后未處理者，停發薪金”，“一律停止供給”等用語。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和用語，對于很多從戰火中走過來、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的女軍人，顯然口氣過于剛性、難免有傷感情。

最終，全軍獲得授銜的“女軍官只有4665人”。對于一個有數百萬軍隊的大國來說，僅有這個數量的女軍官獲得授銜，其比例是非常低的。不得不說“這是整個大授銜工作的一個歷史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