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使腐敗的條件趨向成熟，毀滅的因素隨著征戰的擴張而倍增。一旦時機到來，或是意外事件的發生移去人為的支撐，龐大無比的機構無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壓力而倒塌。

——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

導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3月11日被指定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種種環境即使現在也不完全清楚。不過，當時顯而易見的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來到了。 戈爾巴喬夫本人回憶說，他在上臺前夕告訴他妻子賴莎：“我們不能再像現在這樣生活下去。 ”猶如里根和舒爾茨的回響，他后來承認“制度本身奄奄一息，它的緩慢流淌的衰老血液不再包含任何生機。 ”

參加契爾年科葬禮的國務卿立即領略到新領導的潛能：“戈爾巴喬夫”，他告訴報界，“與我曾會晤過的任何蘇聯領導完全不同。 盡管有往后發生的一切，但舒爾茨的評估依然正確：戈爾巴喬夫確實是里根——還有一直上溯至凱南的遏制戰略家們——始終在等待的克里姆林宮領袖。

戈爾巴喬夫成為了美國決策層一直期盼的“關鍵人物”。

事后來看，緩和時代有三個不同的蘇聯。 一個從外界看最可見，那就是一個野心勃勃、自信的超級大國，其全球影響似乎愈益增長，在美國的世界權勢肯定并非如此的時候。 自它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蘇聯以被人稱作“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信條，聲稱有權利在“敵視社會主義的內外勢力試圖逆轉一個既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使之走向資本主義制度復辟”的時候進行干涉。

然而，從內部看，蘇聯是個非常不同的地方。意識形態令它背負著僵硬不化的領導階層、臃腫腐敗的官僚機構、消磨期望的經濟、嚴重惡化的生態環境和幾乎完全不容不同政見、新鮮思想或變革計劃的政治體制。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積累的各種矛盾已經有了集中爆發的跡象。

此外，還有第三個蘇聯，當時幾乎未顯現的蘇聯——但其對遏制史來說，被證明是最有重大意義的一個。 它存在于新一代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行政管理者、外交官、情報分析者、律師和教師的心中，他們全都受益于克里姆林宮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大規模高等教育的巨大投入。這投入的目的是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加強蘇聯制度：畢竟，赫魯曉夫已許諾在1980年時要趕上西方，不僅在軍事能力上，也在日常生活質量上。 ”

可是，不激發好奇心，就難有好教育。反過來，好奇心將產生疑問，疑問導致批評，而批評若不得到答復，就將招致對現狀的不滿。

蘇聯著力培養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最終卻成為了蘇聯制度的質疑者和掘墓人。

在美國和西歐，戰后時代也見證了大學教育的巨大擴展，結果是反叛青年公然攻擊所有各類“權勢集團”。 在蘇聯，這挑戰必然較謹慎。 它悄悄地發生在討論班的教室內、在公園散步時、在廚房餐桌旁的徹夜長談中。 并且更重要的是，在一類興起中的蘇聯精英的思維中，得益于蘇聯制度給了他們的教育，已開始認識到這種制度無法以其現存形態生存下去。 戈爾巴喬夫在這代人中間第一個抵達克里姆林宮等級制的頂端。 他在那里的存在并未立即改善蘇美關系：“戈爾巴喬夫將像他們的領導人中的任何一位一樣強硬”，里根在1985年4月預言。 “如果他不是個被證實了的意識形態分子，那么他永不會被政治局選中。 ””反過來，蘇聯資料證實，戈爾巴喬夫當時懷疑里根，而且在以后數月中依然如此。

然而，這位克里姆林宮新領導與其近期的前任不同，沒有那么被意識形態所封閉，以致聽任它鎖上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心靈。 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交流猶如與機器人談話，那對一位像里根那樣的自豪于其溝通技能的總統來說，是個令人沮喪的經歷。 相反，戈爾巴喬夫極為靈活，里根迅速意識到由此提供的 機會。 他一向意在使他的對抗戰略為說服戰略鋪平道路 ：現在，時機已經到來……

戈爾巴喬夫與以往的蘇聯領袖不同，他樂于傾聽外界的聲音。甚至可以說，他內心深處早已有不同的聲音在期待回應。

冷戰拉開大幕之際，喬治·凱南曾告誡不要幻想美國領導人或可影響他們的蘇聯同行，“通過對他們講道理，通過與之論辯，通過走近他們并說：‘看這里，事情就是這樣。’”他們不會轉過身，并說：“‘的確，我先前從未想過這點。我們會馬上回去，改變我們的政策。’······他們不是那種人。”這對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來說足夠正確：無疑，里根自己試圖與這最后三位蘇聯領導人——迅速接連而來的死亡給他們加諸了本身的任期限制——溝通的努力成果甚微。

然而，戈爾巴喬夫不同。無論是蘇聯，還是先于它的俄羅斯帝國，以前從未產生過一位兩者兼具的領導人：對外部世界開放，同時不愿粗暴行事。因而，他在準備聆聽一個如是說的美國行政當局：“看這里，事情就是這樣。”而且，他確實改變了蘇聯的政策，比他或任何其他人有可能預期的更徹底。戈爾巴喬夫為何選擇這條道路？最佳解釋之一出自里根本人。

“當我（1985年）秋天首次與他會晤時”，這位前總統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他清楚地表明，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共產主義政府制度。我從他的話里推斷，他認為共產主義一向被管理得不好，他意欲改變其管理方式。”可是，在某個時候，“他最終決定拋棄共產主義的許多基本信條，連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斯大林在東歐獲取的帝國。”一個原因，里根猜測，可能在于“質變開始時他仍是個年輕人，在低效和腐敗的官僚體系里往上爬，目睹了斯大林政權的粗暴。”但這也有可能出自“發現百分之三的蘇聯農業用地由賺取利潤的個體農夫經營，竟產出了他的國家的百分之四十的肉類。”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使蘇聯人不再相信時間站在他們一邊。

或者，可能“美國和西歐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衰退之后勃然復興，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各國的經濟卻止步不前，這使他確信中央計劃和官僚控制······削弱了人們生產和創優的積極性。”無論如何，戈爾巴喬夫必定認識到蘇聯

不再能支撐或控制斯大林的帝國，蘇聯的生存對他來說更重要。他必定看到他的國家面臨著的經濟災難，斷定它不能照舊將它的那么多財富花費在武器和——如我在日內瓦告訴他的——我們將永不讓他的國家贏得的一場軍備競賽上。我確信，切爾諾貝利的悲劇······也影響了他，令他更努力地去嘗試解決蘇聯與西方的歧異。而且我認為，在我們的會晤中，我可能已幫助他理解為何我們認為蘇聯及其擴張主義政策是對我們的一個威脅。與他所認為的相比，我可能已幫助他明白蘇聯不需那么害怕西方，蘇聯在東歐的帝國對蘇聯的安全來說并非必要。

最后，里根斷定，“戈爾巴喬夫有為變更而戰的勇氣，還有，最重要的，引入初始的民主、個人自由和自由企業的明智……

“里根的表現令人驚嘆”，亨利·基辛格寫道，“而且對學術界的觀察家來說近乎不可理解······歸根結底，一位只有最淺陋的學術背景的總統竟然會發展出一種擁有非凡的一貫性和適切性的對外政策。”里根靠利用幾項簡單的習慣做到這一點：集中關注結果，而非細節；懂得在政策達到目的的過程中，輕重緩急次序可以轉變；拒不讓正統觀念嚇倒自己；明白權勢既寓于物質實力，也寓于思想；能夠將信念與表達它的能力結合起來；相信沒有任何戰略能自我持續下去，如果它未能弘揚它試圖捍衛的社會所立基的原則。里根的小癖好——他有許多——也以一種方式構成力量的源泉，因為它們那么容易促使別人小看他。而且，他總是以他多有的幽默和常識去平衡這些怪癖。

演員出身的里根，展現出了卓越政治家所具備的敏銳、堅毅和果決。

是這些素質，加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內部招致的改革，使這兩位領導人能夠取得凱南希望遏制戰略實現的結果，那是四十年前他最初提出這戰略時所期盼的。在里根任總統期間，凱南一直不是他的贊譽者。然而，當我在1996年問他是誰或是什么結束了冷戰時，他的回答反映了大幅度的重新評價。“我認為歷史力量在克服冷戰方面是個更大的因素，大于任何個人的行為”，他答道。“可是，如果你要找兩位對此大有貢獻的個人，那么我會首先提到戈爾巴喬夫······但還有羅納德·里根，他以他自己的無法模仿的方式，或許甚至不很清楚他真正在干什么，做了極少有別人在打破這僵局上將能夠做的事。”

當然，也有可能，里根一直確實知道他正在干什么。到里根1989年1月離任時，遏制戰略已大致達到它的目的：一位蘇聯領導人確實已承認意識形態的失敗和帝國主義的徒勞。剛剛上臺的喬治·H.W.布什政府發覺自己難以相信已經發生的事。“我猜疑戈爾巴喬夫的動機，懷疑他做出的展望”，布什的新任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回憶道。“他在試圖用善意殺死我們······我的擔憂是戈爾巴喬夫能哄騙我們解除武裝·······在十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們可能面對一個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嚴重的威脅。”

蘇聯的轉變太過突然，以至于布什政府認為這背后隱藏著陰謀。

布什自身的懷疑稍小，1985年在契爾年科的葬禮上，布什便與戈爾巴喬夫第一次相識。然而，布什表示“我當然不想做出愚蠢或短視的行為。”結果是一番對美蘇關系的廣泛的重新審視，花了幾個月時間，以便確定對里根和舒爾茨來說以一目了然的事情：與該國在冷戰大部分時間里的情況相比，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是個大為不同的國度。戈爾巴喬夫試圖消除一切與華盛頓沖突的根源，這顯示出他看來已預料到斯考克羅夫特的反應。似乎他完全照搬了一種戰略，那是克里姆林宮長期以來的美國問題專家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Georgii Arbatov）一直戲謔地建議的：令美國失去一個敵人，從而“遏制”美國。

1988年12月，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宣布單方面從東歐和中歐撤出50萬蘇軍。1989年夏季，他絲毫未阻止莫斯科的權威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崩潰。10月，在其建國四十周年的慶典上，他告訴東德人他們將不得不自我改革。當他們沒有這么做而柏林墻在下個月崩塌時，他讓人明白他贊成已發生的事情。他未作任何努力去保存余下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衛星國政府，它們到這年底全都已經垮臺。 而且，12月，在戈爾巴喬夫與布什總統于馬耳他舉行的首次峰會上，前者特別注重承認美國在歐洲的作用合法正當，同時卻未能講明蘇聯在那里的作用應當如何。

摘自《遏制戰略》

作者: 〔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譯者: 時殷宏

出版年: 2019-6

不過，到那時有件事已在變得一清二楚，即倘若戈爾巴喬夫有什么遏制戰略，那么它也不是針對美國的。 毋寧說，它旨在為本國遏制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這些事件現在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華盛頓沒有一個人能加以控制。 因為，一旦戈爾巴喬夫讓人明白蘇聯不會武力抵抗自決要求，那這要求就不會面臨任何阻礙。

他別無他法，只能聽任斯大林很久以前在東歐構設的勢力范圍在幾乎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他全無手段去抵抗壓力——來自德國內部的和來自布什政府的、要求該國重新統一的壓力。 他全無辦法去防止新近統一了的德意志國家被納入北約：傳統觀點一向堅持認為蘇聯永遠不會接受這種地緣政治結果。 而且當然，最終他也無法阻止蘇聯的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獲得自決，或就此而言俄羅斯加盟共和國亦然，后者現在由他的經自由選舉產生的對手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領導。

八一九事件之后，葉利欽在大會上公開羞辱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后來回憶道：“我對葉利欽的態度可能過于開明了。”

在與戈爾巴喬夫相關的諷刺中，并非最小的一樁是這么一個事實：盡管在整個蘇聯和東歐全境使自決成為可能，但他從未讓自己受制于一場民主選舉。 結果，即便他在國際上的聲譽得到了提高，他的國內支持基礎卻在萎縮：這令他在面對幾乎將他趕下臺的八月政變時十分脆弱，也使他易于成為無足輕重的人物，那最后在1991年圣誕節結束了他的領導，其時蘇聯本身終于不復存在。

在“這最后幾個月里”，布什總統是日晚間告訴全國，“你們和我見證了20世紀最重大的戲劇性事件之一，蘇聯的歷史性和革命性的轉變。 ”美國在四十余年里一直領導了斗爭，“反對共產主義和它給我們的最為珍貴的價值觀造成的威脅······這對抗現在結束了。 ”這是一篇匆忙編撰的演講，看來幾乎沒有說出它在談論的事情的重大意義：布什缺乏里根的將語言與歷史聯結起來的技能。 不過，歷史本身講對了。 美國確實避免了在戰爭與綏靖中二選一，在四十五年前凱南同樣匆忙地編撰“長電報”時，它們似乎是西方可用的僅有選擇。 “我們的敵人”，布什簡潔地收尾，“成了我們的伙伴 。”（《遏制戰略》，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

圖書簡介：自“冷戰總設計師”喬治·凱南首次締造遏制戰略以來，它成為了冷戰中歷屆美國政府處理美蘇競爭的指導性戰略。并且，保羅·尼采、艾森豪威爾、基辛格等杰出的大戰略家在不斷賦予“遏制戰略”新的內涵和手段。這一嬗變過程在冷戰史學巨擘約翰·加迪斯的代表作《遏制戰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徹且視角獨到的分析。該書視野宏大，是一部經典的國際關系史和戰略史杰作，并且在大戰略理論方面做出了重要建樹。加迪斯從戰略的目標、對威脅的認識以及實現戰略的手段三個方面，對遏制戰略進行了系統考察，通過歷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戰略”“靈活反應戰略”“緩和戰略”等各種不同版本的遏制戰略的實施效果及優劣。

作者簡介：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耶魯大學羅伯特·A.拉韋特軍事與海軍史講座教授，是當前最享有盛譽的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研究家之一，曾獲美國“國家人文獎章”，其著作曾獲包括班克羅夫特獎、普利策獎在內的眾多獎項，代表作有《遏制戰略》《喬治·凱南》《長和平》《冷戰新史》等。

譯者簡介：時殷弘，國際政治學者，國際戰略家，美國問題學者。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二級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現當代國際關系史》《國際政治與國家方略》《新趨勢·新格局·新規范》等書，譯有《遏制戰略》《馬基雅維里主義》《戰爭論》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