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中國，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并沒有完成思想上的統一。中國在思想上的統一是在漢武帝時代完成的，完成的標志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中，思想家董仲舒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事實上，“罷黜百家”的說法并不準確，因為儒家之外的各家思想并沒有被禁止，更沒有消失，而是始終存在于這個形成統一體的“大一統思想”里，只是這個統一體被冠以“儒”的名號，所以，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熔匯百家，尊崇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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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中國”這個政治理念出現得非常早，很可能伴隨著這片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批居民同時就產生了中國的概念，即“文明先進之國”的意思（詳見本刊2012年第一輯黃奇逸先生的文章《“中國”稱謂解》），但是，在秦統一中國之前，這片土地上并沒有出現過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所謂炎帝、黃帝、堯、舜、禹的傳說，可能更多的是對這片土地上最強大的部落的記憶，而夏、商、周三代也不過是分布在不同地域，在時間上有相當一部分重疊的較大的三個國家。商滅夏、周滅商不是秦以后那樣的王朝更替，更像是不同國家間的戰爭，如同金滅北宋、元滅南宋一樣。西周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周只是一個較大的“方伯”，即各國共認的一方霸主，西周時的各諸侯國有些是周天子分封的王族和功臣，有些本來就是獨立的國家，只是西周時，由于周國的力量強大，各諸侯國比較聽周天子的話，到了東周，就各顧各，甚至出現取代周天子為“方伯”的春秋五霸了。由于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也就沒有形成以國家為標志的統一的思想。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夏、商、周各有各的禮樂制度，而孔子對“周禮”的向往，并不是對一個曾經存在過的統一王朝的懷念，而是對一個理想化大國及國際關系的想象，只是這種想象被后儒當作一個真實的事實，反復地用作他們對現實看法做論證時的參照標準。

現在學者們較為普遍地接受了德國學者卡爾?雅斯貝斯在上世紀中葉提出的“軸心期”說法，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是人類精神運動的一個軸心時期，公元前500年前是它的高峰期，這一時期的中國誕生了老子、孔子、莊子、墨子等諸子百家，希臘出現了荷馬、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印度出現了佛陀，巴勒斯坦出現了以利亞、以賽亞等先知。而在此前，人類雖然已經出現了數萬年，但幾乎沒有什么精神活動的成果留下來。

按照這種說法，中國的思想自覺發生在東周的春秋時代，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百家爭鳴時期。但是，這恐怕只是基于當時能掌握的古代文獻資料基礎上所下的定論，從中國的情況看，早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的商朝就有了較完備的文字——甲骨文了，只是迄今為止，甲骨文界的主流學者一直把甲骨文當做占卜用的卜辭做了狹隘的理解，從而沒有正確釋讀出甲骨文的含義。按照當代杰出的甲骨文學者璩效武先生的理解，甲骨文是商代通行的文字，如今出土發掘出的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其實是商朝當時的辦公文件、歷史檔案。筆者曾就幾片內容較完整的甲片內容請教過璩先生，璩先生解釋說那是對一次交通事故的處理記錄，從璩先生的解釋中，我們依稀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子。基于此，筆者大膽地推測，中國的思想自覺遠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商朝就發生了，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思想萌芽在商代大部分應該已出現（這一推測有待于我們對甲骨文的徹底解讀才能得到證實），諸子百家的思想淵源已經出現，只是在春秋時期以完整的知識形態和組織形態爆發出來而已。

西周時期，中國這片土地上是周國一國獨大、諸小國同時并存的時期，而到了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則是強國群起、互爭雄長的多國混戰時期，從整體上看，各個國家的力量都顯著增強，提供了思想家一逞身手的政治舞臺。而這時的思想界，不僅那些由來已久的思想在知識形態上趨于完整成熟，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知識體系，更重要的是出現了以思想為凝聚紐帶甚至生存基礎的專業人群，即完整獨立的組織形態，通俗地說，就是有一幫人專門干思想這個事兒。人們所熟知的春秋時期十來個思想門派，如儒、道、法、兵、農、墨、名、陰陽、縱橫、雜諸家，不僅有學說，而且有組織、有活動，通過組織和活動將他們的思想擴散和傳承下去，只是組織的類型有所不同。儒家、法家、兵家像是一個學校，道家、名家像是專門的研究院和愛好者俱樂部，墨家、陰陽家則像是一個有著神秘教義和嚴格紀律的宗教組織。這些組織是獨立于各國政府之外的，而且從事的都是跨國活動，很有點像現在的NGO（非政府組織），而且是跨國性的NGO。而各諸侯國為了增強本國的影響力，也試圖借用這些思想組織的智慧和組織力量，所以，紛紛出臺招賢納士的政策，延攬這些組織為己所用，于是乎造成了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本來是國際性的思想組織，也因為與某些國家的特殊聯系而具有了國家色彩，比如法家在秦國受到重用，使得法家似乎成為了秦國的國家思想。由于諸國林立，各家思想組織又各有依附，無論從政治上還是思想上，中國還未形成統一的國家。

秦完成了國家的政治統一。秦能統一中國，和他們對法家思想的接受與應用不無關系（當然，先秦諸子的思想本身就有互相交叉的因素，秦的法家思想中也含有一定的儒家成分，只是以“法”家這個名號統一出現罷了）。秦的立國思想是法家，法家思想過于直白露骨地鼓吹人君馭民的權術，赤裸裸地以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這兩種賞罰手段作為管理臣民的主要方法，短期內在進行國家間的民族戰爭時是有效的，但如果已經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新的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卻會產生嚴重的問題。這是由法家思想的邏輯本質所決定的，法家把國家這種公共權力機構的合法性建立于掠奪和恐怖的基礎之上：誰是強者誰就是國君，臣民要絕對服從國君，稍有逾越或怠慢，就被治以重罪。臣民付出這種代價的補償是國君領導他們進行大規模的對外侵略戰爭，根據戰功，本國臣民們可獲得很大的封賞，實際上就是去奴役新的被征服的別國人民。但這種狀況是不能持久的，當對外征服戰爭結束，沒有對于人們服從嚴刑峻法的利益補償增量來源了，人們對于嚴刑峻法的反感便會增強，而且按照公認的政治行為規則：誰更強更狠，誰就可以成為國家的主宰，那么膽略過人、意志強悍的豪強英雄人物便開始謀劃著造反奪權，當年項羽見到秦始皇視察時所說的“彼可取而代之也”，就是這種心態的真實反映。

秦也試圖完成思想上的統一，他們的方法是焚書坑儒、以吏為師，具體說來就是以國家的制度法令作為人們的精神生活內容，以各級官吏作為人們的思想文化教師，用暴力手段禁止其它思想文化的傳播，把全國人民變成只服從但沒好處（征服戰爭已經結束了）的奴隸，這種做法滿足不了人們大腦思維天性的要求，自然不能持久，所以，秦朝贏得了“暴秦”之名，而且很快就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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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在各路造反大軍的聯合攻擊下滅亡的，此后的楚漢戰爭中，劉邦雖然戰勝了項羽，完成了國家的政治統一，但事實上，這個統一是不徹底的。漢朝只繼承了秦朝一部分的郡縣制遺產，漢初，各異姓諸侯國還大量地存在，為了抗衡這些國家，只好以多封同姓王的方式弱化異姓王的力量，這些同姓諸侯國事實上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等著異姓諸侯國滅完了，同姓王又開始造反，所以，一直延續到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之后，漢朝才可以說真正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當然也不徹底，徹底完成是在漢武帝實行“推恩令”之后）。

景帝以前的漢朝以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為官方哲學，并非出自某個帝王個人的思想偏好，而是實際的政治形勢使然。黃老道家的思想是中國思想中最為放任自由的，倡導誰也不管誰，物競天擇、各競雄長，這種思想是天下英雄群起造反、誅暴秦的共同思想基礎，只有在這種思想基礎上，群雄才能團結起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奮斗。暴秦雖倒，群雄仍在，漢朝天子也只能在這個思想基礎上維持局面，緩圖殄滅。在這個階段，黃老思想發揮了重大的積極作用，它迷惑著漢初群雄余孽，給了他們一段過逍遙日子的時間，也為中央政府的小火慢燉、逐個消滅贏得了時間。

到了漢武帝當政時代，異姓王已被悉數翦滅，同姓王經過七國之亂后也元氣大傷、噤若寒蟬，天下完成了真正的徹底的政治統一，思想統一的條件成熟了。

漢代的思想統一是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溫和的方式進行的。所謂“罷黜百家”，其實用語不準確，那些“百家”學派組織也沒有一個當官的，所以不存在“罷黜”的問題，當時實際上所做的只是在各級政府設立官學，中央政府設立太學，各級學校均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設置五經博士這種官職專門教授儒學而已，并沒有殺戮別的學派人員、禁絕別的學派思想。事實上，別的學派的思想依然存在，法家思想以秘而不宣的形式存在于帝王和大臣們的心里，道家、陰陽家的思想以半自治的組織的形式廣泛地存在于民間。

從今天的角度看，漢代的思想統一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完成了國家權力合法性的哲學轉換，將國家的性質由法家的征服壓迫、嚴刑厚賞、恐怖殘酷變成了儒家鼓吹的君權天授、仁政道德。用董仲舒的系統論證就是：上天造就了一切，造就了愚昧的民眾，也安排了英明的君王和智慧的圣人，上天給君王設定的使命就是教化萬民，使他們向善棄惡，天大于君，君大于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國家就是為了維持這種上天設定的人倫綱常而服務的，誰違反了這個綱常，就會遭到上天的譴責報應，那些被推翻的國王就是因為違反了上天賦予的使命被上天借助造反者的手給推翻的。通過這些學說，他們把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和秩序的基礎之上，而不是暴力恐怖的基礎之上，誰違背了這個基礎，誰就要倒臺，暴力只是維護國家政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2、完成了國家意識形態標志符號的轉換，由漢初的黃老哲學轉變為以儒家哲學為官方思想的代表符號（關于為何儒家獲得了官方思想符號的地位，后文將有專節分析，此處便不贅言），為儒學傳播與發展建立了官學、官職等體制性的保障。

3、將法家思想不著痕跡地保留在政府的體制設計和官員行為準則中。董仲舒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提出的官僚機構設置方案，實際上是法家讓各個部門互相牽制、互相監督，以便于君主控制的權力控制技術思想的體現。自此以后（此前也一樣）的各朝各代的政府機構都是按照這種互相牽制的原則設立和運行的。而無論是皇帝，還是文武百官，只要真正進入了政治實踐領域，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法家的馭人之術行事的，只是大多時候只做不說。西漢時的宣帝算是比較坦率的一個人，當時的太子（即后來的漢元帝）提醒過父皇：“陛下用刑太深、太重、太多，應該用些儒生，實施德教。”宣帝教訓他說：“漢家天下自有制度，實質內容是雜合霸王之道，怎么能盡用儒生實施德教呢？難道真要效仿西周的政治嗎？”漢宣帝是少有的把問題說得坦率透徹的皇帝（沒辦法，當著自己兒子的面，而且是將來要繼承大位、擔任皇帝職位的人，不能不掏心窩子，說真話），他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和實際的政治控制手段是兩回事，在實際政治中，王霸之道（法家的權、術、勢）更具有操作價值，而西周的禮制實際上是子虛烏有的傳說而已。中國官場的官員們實際上也都深諳這個道理，他們雖然都受過漫長系統的儒學教育，但一進入官場之后，實際上奉行的也是諂上欺下、嚴苛小民的法家哲學，他們把這些東西當做秘不示人、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官箴”，暗中奉行。這就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中“外儒內法”的特征。簡言之，法家不但沒有被罷黜，反而以儒家的面目占據了朝廷的主要位置，法家思想通過皇帝和官員隊伍，像一種隱秘的內部密碼一樣，深刻地存在下去了。

4、兵家也沒有消失，只是從民間愛好者組織轉任為正規軍的傳承渠道，在大多數情況下，正規軍隊的軍官是要學習兵法（即兵家思想）的，在正規軍隊已經完全腐朽，喪失了戰斗力時，民間的好兵事者便會自發地通過知識的傳承，重新自修為能帶兵打仗的兵家，漢末時的曹操、諸葛亮、陸遜等人，皆是如此。

5、道家、陰陽家、墨家的思想也沒有消失，甚至組織形態都沒有消失，他們平時借助各種民間宗教組織，松散地存在著，對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起著積極的作用，如祈福禳災、安慰心靈、愛民互助、醫療救濟等，而一旦正規的政治秩序崩潰，這些“非政府組織”就是轉變為能取代政府的政治組織，成為造反者的工具，例如漢末的黃巾軍起義和五斗米教起義。

6、農家、醫家、星象家的思想和學說依然存在，而且也獲得了一定的官方地位，雖然沒有儒家那么顯赫，但也是獲得了體制保障的。

7、名家、縱橫家、雜家的思想也沒有消失，他們混跡于官學、私學以及后來的寺廟等各種場所，平時只是有同好者的語言游戲，一旦天下有變，秩序崩潰，這些人和思想便極有可能甚囂塵上、風云一時。

簡言之，漢代的思想統一，不是消滅和禁絕了春秋以來的諸子百家思想，而是通過體制性的調整，使他們各安其位，同時并存，各自發揮其不同的作用，統一后的漢代思想，并不是儒家一家獨尊，而是熔匯百家、多元一體的思想文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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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僅漢朝的思想文化整體是由多種思想復合組成的，就是以“儒家”為符號的儒家思想，也不如春秋時期那么單純，而且有意無意地融進了其它學派的思想，變成了成分復雜的大雜燴，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春秋大一統”的董仲舒的思想，就最有代表性。盡管漢代一直把董仲舒當作儒家的代表人物，司馬遷將他列在《儒林列傳》中，班固在《漢書》為他單獨立傳，稱他“為儒者宗”，但近代以來，有學者以他思想內容的駁雜出發，認為他算不上是儒家，比如章太炎就評價他“其實凌雜巫史，實兼習陰陽家說”，還有學者稱他為道家。

上述各種看法都是有根據的，仔細分析董仲舒的思想內容，會發現極其駁雜、各家的成分都有。他強調仁政，仁的含義是從熱愛自己的親人開始（親親），強調教化人民使之向善，這些思想的確是儒家的思想，他是治儒家經典《春秋》的著名學者，論事每愛從《春秋》中尋找證據和案例，而且他事實上一直活動于儒家學者的組織系統中，從這些因素來說，說他是儒家當無疑義。但是他喜歡談天人感應、談陰陽五行，這些東西從知識形態上看，是來自陰陽家的，而且依筆者分析，可能還和他從小生活在民間社會，從民間自然神秘宗教獲取的實際經驗有關，從這點來看，說他是陰陽家并不過分。他的思想中也有法家的成分，比如他借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提出文武百官要互相牽制，其實就是法家的思想。在教導帝王加強個人修養時，他提出的又是道家的原則，如“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說到底，董仲舒的思想本身只是一個以“儒家”為旗號，融合進各家思想的大雜燴。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家在解決實際所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時，無法用某一家學派的思想解決所有問題，比如按儒家的原則，所有受過儒家教育的官員，都應自覺地忠君愛民，一心為公，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不自覺的官員在欺上罔下，儒家的教育手段失靈，就只能以法家的刑罰手段解決問題，有史為證，標榜獨尊儒術的漢武帝，也是任用酷吏最多的一個皇帝，甚至比秦始皇還多。二是當時的各家思想間本身也有著諸多相通互補之處，比如儒家的德政和法家的刑罰，陰陽家的天人合一與儒家的天理良心等觀念，無論從原理上，還是操作上，都可以水乳交融地匯合在一起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在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間，本來就不存在著那么壁壘分明的界限。

何為思想？就是人們的想法，這種想法有兩個來源，一是對某種外部事物的認識與反映，二是出自每個人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社會立場所作出的判斷。外部的客觀世界是相通的，但由于每個人主觀上的差異，所以，人與人的想法有所不同，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相近的人會形成相近的看法，持有相同或相近看法的人群，根據其群體的大小和性質，被視為有共同思維文化的群體，如民族、國家、階級、學派等，因為有著共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這片土地上的各個人口聚落，才最終能形成一個大的政治共同體——統一的中國。在這個共同體形成之前各個聚落原有的那些已經形成知識形態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帶入到新的政治共同體中，熔合為新共同體共同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在思維本質和價值天性上，有著太多的共同點，之所以能形成各種不同的學派，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這些學派人的思想不同，而是因為組織體系不同，想借以發揮本身作用的國家、機遇不同。一位法家組織里出身的人物可能懷著儒家的濟世安邦理想，一個儒家陣營出身的人物可能更擅長使用法家的嚴刑峻法解決實際問題。因此，落實到每個人身上來看，每個人都天生地就具有儒、道、法、陰陽等各家思想。所謂學派之分，只是在強調幫派利益時才被提出來，沒理找理地找出些牽強附會的差別來。從此點看來，將一個人物如董仲舒劃分為“什么家”的實際意義只是能判斷出他屬于哪個組織體系或利益團伙的人，與他的思想內容是沒有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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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諸子百家各學派中，為何儒家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尊崇地位呢？

這是由儒家這一派的思想內容和組織形式決定的，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逐一分析一下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情況。

首先，得先將那些與政治關聯不大的學派如農家、醫家剔出去。這兩個學派是直接為民生服務的，哪一個朝代都缺不了們，也廢不了他們，但是，哪一個朝代都不會在政治上把他們尊崇為最重要的派別，因為他們的思想中沒以治國為主要內容。

其次，得把名家剔出去。這些沉浸在語言思辯游戲的群體，只是極少數愛好者的臨時聚會而已，既對政治無用，也不會引起更多社會大眾的興趣。

第三，雜家和縱橫家得剔出來。這兩派人物在思想上沒有確定性，根本沒有明確的原則和長遠的目標，在行為上也基本上是單打獨斗的個體戶狀態，沒有形成組織體系。這兩派人物共同的特點是沒有原則，輕于去就，屬于有思想無幫派的類型，形不成大的氣候。

第四，看似有力的兵家也要剔掉。表面上看起來，是“槍桿子里出政權”，但實際上，每朝每代真正發揮作用的都是“黨指揮槍”的原則。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個能凝聚起大多數人的政治理念，就無法形成有戰斗力的軍隊。所以，兵家就像是一個職業軍官團體，在亂世之時，各投其主，本質上是工具性的學問，不可能獲得獨立的政治地位。

第五，墨家的思想非常特別，像是一個國際主義的神秘宗教團體，他們的理想主義色彩和超越國家之上的行事風格，使得他們與任何國家組織都保持著距離。他們更像是一個神學組織，而非世俗政權所能利用的組織，而且因其學說過于理想主義，所以，信眾日漸凋零，從未形成大的氣候。

第六，道家學說在思想內容上十分龐大博雜，包容性很強，儒家和法家的很多思想是從道家中來的。但道家獨有的清靜無為、俯瞰終生的思想，使得這個學派離實際政治的距離較遠，歷來，就是實際政治家們主動去學習道家哲學，很少有純正的道家學者主動介入政治的，打著道家幌子的儒生們倒是不少。在先秦時代，道家僅僅是種思想，少數持此種思想的人物有時互相辯論，切磋一下學問，沒有形成大的團伙。漢代以后，道家逐漸轉變成一種民間宗教形式，主要是煉丹養生、行醫治病、算卦解難。在社會動蕩之時，一些懷有政治理想的人有時會以道觀為藏身之所，有時還會借助民間對道教的信仰發展組織、發動起義，這種民間性質使得道教成為一種始終獨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要么在政府外圍以民間宗教的方式為政府服務，要么是反政府力量藏身的淵藪。它的思想內容和組織形式使其無法作為體制內的一個正規部門運行下去。

第七，陰陽家可能源自民間的自然神信仰，在其理性化和知識化時，只是少數有興趣追問世界本質的人的興趣愛好；而在其以非理性的原始狀態在每一個個體生命身上發揮作用時，幾乎是人們面對不可克服的災難時共同的心理安慰。以董仲舒為例，他的學說中有大量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的內容，從他的行為來看，他不僅說，而且真信，他擔任江都相時，天不下雨，他就想了些幾近巫術的方法，比如讓男人全藏在家里不出門，來求雨，說是雨少是因為陽氣太盛，男人屬陽，故應藏在家里，減少陽氣；等遇見連陰雨、發生水災時，他又讓女人藏在家里不出門，說是雨水多是因為陰氣過盛所致，讓女人躲起來會減少陰氣。據說，這種做法還有實效。說明，他對自己那套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學說，不說是完全相信，至少也是半信半疑的。其實，在中國人中，從飽學碩儒到愚夫愚婦，對天地自然現象都存在著這些幾近迷信的觀念，董仲舒將女人藏起來祈求澇災結束的手段經常被受過多年儒學教育的各級官員反復應用，比如近代鴉片戰爭中，用女人糞便加狗血退兵的楊芳將軍，其理論就與董仲舒所說的如出一轍。倒也未必是這些人讀了董仲舒之后才有這些想法的，那些跑到龍王廟祈雨禳災的文盲農民，沒有人知道董仲舒這個人，但他們對事情的看法與董仲舒并無二致，只能說他們有著共同的思維天性。

但這種蒙昧迷信的思維方式是不能作為清醒理性的治國手段發揮作用的，故只能是在一切能想到的理性手段都失效后，死馬當作活馬醫時的無奈手段。所以，陰陽家的思想遍布社會各階層每個人的心底，但無法作為一種體制性的力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

第八，法家，這個學派和儒家一樣，有積極入世的特點，而且，在春秋戰國時期，也形成了不小的組織力量。但有三點，它不如儒家：首先是在學說內容上，過于片面地崇尚暴力和恐怖原則，將國家的合法性理解為單純的暴力壓迫，那么，對于政權的長期穩定是不利的；其次，在知識范圍上過于狹窄，主要集中在法律治術上，這些知識，如果離開衙門，連個社會實踐的機會都沒有。如果以學校來比喻的話，法家更像是一所政法類的專科學院，而儒家則是綜合性的文科大學，法家的學科單一，知識面狹窄，受業人數少于儒家；最后，在組織形式上，由于法家學說的內容必須在權力機構中才能獲得實踐與提高，而且與權力直接相關，所以，一旦形勢穩定，形成統一的政權，政府不會允許在政府正式權力系統之外，再存在著一個以政府權力運用為主要內容的培訓機構，所以，自春秋戰國以后，法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在組織上已經不存在了，習法家之術的人已全部轉入政府體制內，法家的思想內容在政府內部以官員實踐經驗的形式流傳下去。說起來，官場中的人只要與權力沾邊，人人都是法家，法家就是政府，只是這個政府不能以赤裸裸的法家招牌出現而已，所以，法家的名號也沒有成為統一后的中國思想的標志符號。

第九，現在只剩下儒家了。儒家學說的內容首先是道德中心主義，它所鼓吹的仁愛、德政、綱常秩序、忠孝仁義等等觀念，并不是儒家學者們主觀臆造出的抽象知識，而是生長于每個中國老百姓心底里的天然觀念。誠然，作為任何一個皇帝或官員個人，都有可能口是心非，對他們自己鼓吹的儒家原則嘴上說一套、行為上是另一套。但不管什么人，都不會在原則上否定這些儒家的說教，而且都以這些說教要求別人。事實上，儒家學說真正構成了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儒家學說的內容是諸子百家中最為豐富博雜的，除了正兒八經地講綱常倫理之外，還有純粹知識性的史學如《春秋》、文學如《詩經》，甚至和民間巫術融于一體的《易經》。這樣，修習儒家學問的人，在沒有機會進入官府去實現其治國安邦的設想時，仍可以維持一種日常聚集狀態，他們在一起讀書認字、吟詩論學。在先秦諸子中，只有儒家的學問不需要其他附加條件便可以長久持續做下去（農家要有田地當實驗園，法家要有政府做實驗室），而且不會傷害到政府的權威。在組織形式上，儒家的組織是學校，是大量存在的私學，即使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沒有把這些學校盡行摧毀，人員趕盡殺絕。儒生們本來就人數眾多，在秦代的暴政下，他們的組織體系并沒有崩潰，依然有老師給學生授課，依然保持著他們獨特的衣帽服飾，他們仇視暴秦，熱衷政治，一有風吹草動便聞風而動。想當年，陳勝、吳廣剛拉起桿子造反時，就有一批魯國的儒生攜帶孔子家族的禮器去投靠，絲毫沒有后世儒生視造反者如盜賊的虛偽，只是陳勝不成熟，沒把事弄成而已。儒生對漢代政治的參與從漢高祖打天下時就開始了，從酈食其到陸賈，這些劉邦隊伍中的知識分子骨干都是儒生出身。可以說，儒家之所以在西漢武帝時代獲得尊崇，是多少代儒生不懈努力的結果。

從整體上看，到了漢武帝時代，儒家已經成為天下第一大學派，成員眾多，具有分布于全國城鄉的組織機構——各種學校。董仲舒的貢獻是不失時機地對儒學的內容做了偷天換日般的改造，使之包容了其它學派中已經被政府和群眾廣泛接受的思想內容，同時，又將儒學本身的內容改造得更能為皇帝所使用，這些特點和機緣使得“儒家”獲得了官方哲學標志性符號的地位。朝廷設立教授儒學為內容的官辦學校，間接地也是對儒生們在民間所辦學校的承認，自此之后，官學和私學共同存在，形成了傳承儒學知識、發展新成員的組織網絡，儒學成為中國思想體系中份量最大、人數最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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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所完成的思想統一是國家的思想統一，而不是某個政治集團內部為打天下而完成的思想統一。一個政治集團為了凝聚追隨者，提高各級干部的行動自覺性，也要進行思想統一工作，統一后的思想是該集團內部認可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其所起的實際功能是加強團隊紀律，提高行動效率。而國家層面的思想統一是在全國范圍內整合各政治集團后的結果，其功能是將各種政治力量融入一個共同的權力框架內，各安其道，因此，具有更強的包容性，也具有更少的強制性。同樣的道理，漢代的思想統一，也不是某個階級的思想統一，我們已熟知的一個觀念是：占社會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但是，從漢代思想統一的情況來看，并不完全是這樣，準確地說，漢代的思想統一是包容了社會各個階級思想要求的統一，統一后的思想混合體中，各個階級的要求都有存在的空間。即以儒家思想這個具有標志性符號意義的思想流派來講，它反映了統治階級對忠君、服從的政治秩序要求，也反映了社會大眾對孝順、敬老的社會秩序要求，所謂綱常人倫是社會各階級共同認可的原則，并非某一階級的特殊利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由各個階級構成的，任何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都無法取代國家的整體利益，因而，任何一個階級，哪怕是統治階級，也無法以其階級的意識形態取代國家的意識形態，漢代思想統一后形成的國家意識形態是包容了各階級要求的混合體，不能按某種階級利益來劃線分析。

在本質上，漢代的思想統一，只是對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的各種思想事實的官方確認過程，因而，并沒有伴隨著更多的暴力強制手段（以暴力手段強制推進的思想統一往往發生在某一政治集團進行征服或者革命過程中的集團內部的思想統一，前者如以宗教為符號的民族征服，后者如以革命為原則的黨派內部思想統一）。官方所采取的唯一“干預措施”，就是使“儒學”成為官學，成為國家認可的思想符號。因而，這種思想統一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自然生長的過程，符合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一點與秦代拔苗助長式的思想統一（焚書坑儒，以吏為師）失敗恰成對照。從這個角度看，漢代前期的黃老無為而治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也許不是漢武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那段無為而治的歷史創造了各種思想和平融合的整體氛圍。

統一之后的各家思想仍然沒有停止其進一步完善的過程，完善的方向只有兩方面：一是在思想內容上進一步豐富、系統，例如儒家的行為準則日益涵蓋了從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到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領域；一是在表現形式上發展出更多的制度和儀式，這些制度與儀式包括官方的升學、考察、祭祀和民間的節日喜慶、婚喪嫁娶等方方面面。在實際操作層面，人們可以感知到的就是這些思想內容和制度儀式的東西，有時甚至把這些東西當作思想本身。

思想內容完善的功能主要是對更廣泛人群的擴散，對人們更多生活內容的擴散。比如，儒家綱常內容從朝堂政治秩序向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師生關系的擴散，形成了天、地、君、親、師這種無所不至的“規范條例”。形式化的完善是某種時間上的延伸，以那些日益繁多瑣碎的儀式填充著人們生活的閑暇時間。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穩定后，人們就獲得了更多的閑暇時間，他們將通過對各種思想來源的某些文化儀式的完善與豐富打發這些空閑出來的安逸時間，于是節日、禮儀、慶典越來越多，比如有了加冠禮，有了春節，婚禮的儀式越來越復雜，祭祖的說道越來越多，等等。總之，以更多繁文縟節的東西填充人們自由游蕩的心理空間。

作為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思想與文化的首要作用是使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各安其位，讓他們的想法、意識、意志在一個統一的和平的框架內得以實現，每個人的心靈充實、安寧、快樂，社會整體保持穩定。再通俗些說，就是讓每個人都忙著想這個體系內已預設好的各種問題，忙著在這個體系內上進求變，而不是改變這個體系。

6

漢代的思想統一有什么實際后果？

首先，它標志著中國這個國家的理念以成熟的文化形式顯現出來，建立起了真正的國家認同。在漢代以前，“中國”這個國家理念是以這片土地上各個部族（或國家）互爭雄長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自漢代以后，則是以一種文化實體（包括思想內容、典章制度、禮儀民俗等諸方面的龐大系統）表現出來，自此以后，這種國家理念以“天下”的名義獨立于各朝代、民族之上，這才有了后人將“亡國”與“亡天下”區分開來的前提。此后，無論怎樣的朝代更替和民族征服，所改變者僅是不同的統治集團，所未改變者是“中國”（天下、典章制度、天理人倫）的文明原則，“中國”這個概念，作為一種文化實體，有了漫長而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使中國具有了文明本身的擴張能力。眾所周知，漢代是中國版圖急劇擴張的時期，其地理范圍擴大了一倍。這期間，固然要有武力擴張，但更重要的是文明的擴張。單純的武力擴張或許能一時征服某些區域和人民，但獲得不了該區域人民的長期認同。漢代的擴張是以文明為后盾的擴張，中國輸出的并不只是軍隊與安全，而且是一個涵蓋了全部日常生活體系的文明系統：包括基本的人倫規范、文學藝術、生產方式、醫學、農業、節日、民俗、禮儀等等。

那些分散的西北、西南、華南等地的落后小國和部落，面對著這樣一個可以給他們帶來全新的生活目標與體驗的文明體系，由衷地向往，渴望學習與接受，渴望融入這個文化共同體。正是這種原因，使得在西漢軍事實力已經完全衰落，失去對西域地區控制數十年后的東漢，幾乎兵不血刃地重新建立了對西域的控制。客觀地說，那時，周邊地區“人心向漢”，那些人民要求的并不是政治歸附，而是文明歸附、文明認同。中國，首先是以一種文明的概念獲得了周邊地區的認同后，才作為一種政治實體建立起遼闊的疆域的。

第三，這種統一的思想與相應的政治制度、經濟基礎一起，造就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這種思想體系內部，不僅有循規蹈矩的保守性內容，也有重建新天地的革命性內容，任何一場王朝更替都可以在這個思想體系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資源。

第四，這個思想體系是個開放的體系，不斷地吸收，接納來自其它文明的因素，而且具有超強的改造能力，能把一切外來文明改造為中國思想的組成部分，比如東漢以后對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接受，以及近代以后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只不過由于這種文化的自我認同過于強大，在接受外來文明時，更多只是接受形式上的符號，在實際思維方式上，仍維持原有的習慣。佛教被改造成中國佛教，佛陀被改造成菩薩；一切來自西方的“主義”（無論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被改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主義。這種特點在現在看來，正是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重大障礙。

中國思想產生于農耕文明，也適配于農耕文明，所以，在一切以農耕文明為生產基礎的人群中，它有強大的同化力，只是當產生于工業文明的現代西方思想興起后，中國思想才在現代化的參照系中成為一種落后的東西。和西方思想相比，中國思想缺少科學理性和公共理性，缺少自由與人道精神，因而，嚴重地不適應現代世界的要求。

還應該承認，西方的現代思想與他們的古代思想有一定的承繼性，古希臘的哲學、中世紀的神學到現代科學之間，有著共同的思維線索，他們的那種思維方式造就了西方世界始終是個分裂的世界，但始終處于競爭創造的活躍狀態。而中國思想的統一扼殺了再次出現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創新的機會。西方的思想革命促進了產業革命，推動人類進入工業文明的時代，中國卻只能以產業這種物質形態入手，艱難地接受西方文明。由于缺少思維方式這種最具生命力的基礎，所以，對西方文明的學習總是言不及義，步履蹣跚。我們只能寄希望于隨著物質文明的現代化，使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人口學會按照工業文明的原則去思考問題，只能在這種基礎上，才能實現中國思想的新革命。

未來，經過自我革命的中國思想必將進行一次新的統一，這次統一仍是對已經轉為存在的某些現代思維方式的確認，至于以何種符號為象征物，現在還無法預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又是一個熔匯百家思想的混合體，一定是保留著形形色色原創思想來源的混合體，一定是和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與人口數量、疆域范圍相匹配的文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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