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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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的長文《為孔子一辯——正儒與偽儒》在《天涯》2025年第3期“作家立場”欄目特別策劃的“中國古典時代”二人談推出后，正式由齊魯書社出版，為作者積二十余年積累與思考而推出的闡發中華文化核心要義的“大家小書”。 全書以深邃的思考、凝練有力的文字，深入剖析正儒、偽儒之別，逐一揭去時間、歷史籠罩在孔子身上的面紗，在層層遞進的邏輯分析與中西方文化對比中，將孔子及儒學歷久彌新的思想精髓娓娓道來，是一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深入溯源與全面展示。今日，我們推送學者、作家劉長允、鐘倩、顧廣梅關于《為孔子一辯——正儒與偽儒》一文的評論文章，以饗讀者。

“一輛輛馬車奔走的目的和方向”——讀《為孔子一辯》

劉長允

著名作家張煒先生的新作《為孔子一辯：正儒與偽儒》，我一口氣讀完，意猶未盡。這部書寫得何其好啊！只有六萬字左右，卻拎清了有關孔子和儒學的二十多個重大問題，灼見迭出，精義紛呈。我對孔子、儒學和《論語》并不陌生，但似乎讀了《為孔子一辯》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為人，才真正體味到《論語》的風采，才真正看清了儒學的實質。

《為孔子一辯》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這也是學界的共識。據有關專家統計，《論語》499段話中，有58段是專題討論“仁”的，“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104次。關于什么是“仁”，或者說“仁”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則會有一些爭論。張煒先生說，仁就是愛人，仁就是愛！“不管孔子對仁有多少解釋，也總是不離‘愛人’；對人的愛惜、憐憫和同情，生存的自由，愉快、富足和幸福。為了這個目的、奔向這個結果，就是‘愛人’了。正因為‘愛人’是十分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所以面臨一些眼前的事物，孔子需要不厭其煩地做出解釋。”《為孔子一辯》還毫不含糊地指出“天下歸仁，就是天下歸愛。”《為孔子一辯》最令人贊嘆和敬佩之處，是它第一次指出：“對專制王權說‘愛’和‘愛人’，這顯然是最大的冒犯。”“‘愛’和‘愛人’，說到底與專制王權是水火不容的。”

經張煒先生這么一點撥，我們似乎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和事情：孔子周游列國為什么到處碰壁？孔子與當權者的周旋為什么那么小心？當權者對孔子和儒家為什么既敬又避而遠之？孔子和當權者的關系為什么總是若即若離？這一切原因都在于：孔子大講并要不斷付諸實施愛和愛人，是對君主和當權者的嚴重冒犯，是最大的挑釁，甚至是點了人家的死穴。《為孔子一辯》中說：“孔子所處的時代是怎樣的？君王野蠻殘忍，民眾如草莽螻蟻。君王去世，奴隸殉葬。在這樣鮮血淋漓的‘語境’中奢談‘愛人’，會是多么刺耳。這究竟需要多大勇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不難想象，專制者最想剪除的，就是不停地宣揚‘仁者愛人’的人。”天天給當權者講仁愛，就等于天天與虎謀皮，不被殺掉，實屬不幸中的萬幸。是什么因素使孔子不僅沒有罹難，還做出了一番事業，張煒先生認為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君王不屑于講仁愛，但他們也不敢公開斷然拒絕仁愛，甚至有時候還會拿仁愛來作裝飾；二是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張和當權者是方枘圓鑿，自始至終都很謹慎，“他是靠了極大的克制和生存智慧才活下來的”；；三是“大眾無論多么低微多么無知，‘愛’作為一種語言，感召力和通用性還是最強的。……這種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情力，最終保護了‘儒學’”。

提出“正儒”和“偽儒”的嚴重對立，厘清“正儒”和“偽儒”的界線，指出“偽儒”產生的機制及其危害，討論如何防止“偽儒”的滋生，這是《為孔子一辯》的中心議題，也是該書的亮點所在。《為孔子一辯》的大部分章節，都是圍繞著“正儒與偽儒”這一命題展開的，作者反復訴說，多方設喻，使讀者對這一重大問題有了清醒的、全方位的認識。儒家分為不同派別，古已有之，戰國時的韓非子就說過，孔子死后“儒分為八”。韓非子的老師荀子把儒分為七個等次，分別是：大儒、雅儒、俗儒、賤儒、隨儒、瞀儒、腐儒。張煒先生根據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事實，直截了當地把儒學一分為二，“正儒與偽儒”，它們雖然是孿生兄弟，卻代表事物的兩極：一優一劣，一善一惡，一真一假，一利一害，一白一黑。當然了，“偽儒”并沒有貼上標簽，人們經常錯認它為“正儒”。

《為孔子一辯》中說得痛快，“正儒之核即為愛人，那么偽儒之核就是治人”。多么分明，多么簡潔。書中繼續分析道：“這里的治人并非治理社會和民眾的意思，而是對人的統治、轄制，是‘御民之術’。”“無論那些權勢人物怎樣借助無良學人，將‘儒學’說得多么繁復和條理，言之鑿鑿且學問深厚，都不必被迷惑，因為只需睜開眼睛就清楚了。”關于“偽儒”是如何生成和發展的，《為孔子一辯》的剖析尤見功力：“偽儒的形成，有強權者硬性強扭使用的原因，也有大儒們自己的屈從和遷就，由他們的機會主義心態所致。”張煒先生把這種“機會主義的心態”，一直追溯到至圣先師孔子那里，當然，那時的問題還不算嚴重。到了西漢的董仲舒，他借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問題就大了。《為孔子一辯》中這樣斷言：“孔子的學識無論怎樣高深和正確，也只是一家之言。它一旦被王權專意尊崇，閹割和改造之路也就敞開了。獲得這種地位的代價是巨大的，這就像一種商品的專賣經營，一旦某些從業者取得這種權利，他們接下來會采取什么步驟，我們是知道的。”張煒先生對董仲舒的初衷表示出了極大的理解，“董仲舒本意并不險惡，卻釀成了一個可怕的惡果。他的系統言說，其中那些極為卓越的部分，也算深入堂奧，切中肯綮，細致條理。但由于他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儒學的某些局部，強化了為上所用的部分，遠旨近拉，便洇染了實用主義的色彩”。

對孔子性情的生動描述，對孔子一些言行的別樣解讀，像欣賞詩歌一樣的體悟《論語》的韻味，這是《為孔子一辯》不同凡響之處。《為孔子一辯》中說：“他身上的平易與怪癖交織，怯懦與剛勇并存；有時柔善，有時凌厲。他對一些廟堂人物充滿藐視，又表現出莫名的敬畏。他用地方上的土語與人交談，一旦去了講究的正式場合，他說起了普通話。”書中還記載了這樣一樁故事：“孔子去看一位叫原壤的老友，對方坐在地上等他，兩腿張開成八字。孔子說：‘你小時候不懂禮貌，長大了也沒有什么見識，老而不死，真是害人的東西！’說著，用拐杖敲了一下他的小腿。”

對孔子的很多言行，幾乎都可以作出多種解釋。比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多數人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上，那就是認為孔子是講述先王之道，自己不進行創造。張煒的解讀就深刻多了，《為孔子一辯》中說：“孔子的述，既是重復過去，也是類似的光鮮借口，是為了把變革的道理講得更清楚、更入耳入心罷了。他既然要‘述’，就一定要‘作’，因為這是無法回避的。好好總結過去，目的還是落在當下，這是古今中外所有保守主義者的基本特征。”

孔子周游列國的事大家都耳熟能詳，《為孔子一辯》以“馬車駛向何方”為隱喻，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孔子顛簸流離14年，備嘗艱辛，目的只有一個，為推行仁政，為了實施愛。當人們讀到這些章節時，仿佛能看到那車隊，聽到那錯雜不齊的馬蹄聲，感覺到孔子及其眾弟子的焦慮，從而不由得敬佩和心痛。《為孔子一辯》說：“愛人而不為民眾服務，愛人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將‘愛’落到實處，這是一輛輛馬車奔走的目的和方向。”

張煒的小說我沒有全讀，但他寫的《讀〈詩經〉》《楚辭筆記》《陶淵明的遺產》《也說李白與杜甫》《斑斕志》《唐代五詩人》等著作，我都認真讀過。張煒先生不僅是一位文學家，也是一位學者和思想家。

孔子和儒學之于中國，既有學術價值，又有政治意義，既關乎歷史，又關乎當下和未來。關于儒學的“現代性轉化”問題，張煒說：“儒學中‘最好的東西’，與世界其他民族都是相通的、相似的。它們在言說時，表達的言辭與習慣可能是不同的，但深處含納的原理則是一致的。也還是因為這種一致性，才決定了它的價值、它的地位，特別是它的現代屬性。”是的，儒家的仁愛思想永遠不會過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永遠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共同遵奉的倫理原則。

劉長允1955年生，曾任教于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主要著作有《天下周易》《步入神秘的殿堂》等。

漸行漸遠的轔轔之聲

鐘倩

經常,有一幕場景在我的眼前浮現:孔子與弟子們描繪理想的生活場景,“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吹過沂河邊的那場浩大煦風,兩千年來不斷惠澤后人。作家李敬澤把從古人那里獲得的生命豐沛潤澤寫進了《詠而歸》一書,以此安頓身心。而張煒先生則以深邃思考與文學眼光探究和剖析正儒、偽儒之別,這就是最新出版的《為孔子一辯》一書。

書名即詩眼,一個“辯”字點睛作者的思想內核,為找尋、接近、指認一個真實的孔子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儼然,這是兩位思想者穿越時空的精神對話,正如張煒為孔子精準畫像:“他是一位謹慎保守的變革者、專制王權隱忍的抵抗者、活潑豐腴的人、感性豐盈的藝術家、最能夠與現代溝通的思想家。”作者心中有此一問: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國坐的那輛馬車,將會駛向何方?漸行漸遠的轔轔之聲,無處不在地叩擊著我的靈魂。

實際上,張煒先生的“儒學之辯”淋漓地體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它不是某個時間段內的即興發問,而是不斷積累的思想寶庫。從《古船》中的隋抱樸和隋見素、《獨藥師》中的季昨非,到《艾約堡秘史》中的淳于寶冊,再到《河灣》中的傅亦銜,張煒的精神世界乃是儒道互補,抱樸見素,他始終遵循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強大的理性主義。隋抱樸在老磨坊和葡萄園里苦思冥想；淳于寶冊在艾約堡里安靜思考,歷經小漁村之戰后他重回小書店,立志做個嗜讀的人、著書的人；而傅亦銜接手河灣,他的父親臨死仍在尋找“仁公”……小說故事內容迥異,作者滲透的思想極為一致,尊崇讀書和做學問,以此抵抗外部環境的“異化”和驚擾。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淳于寶冊的強烈發問:“我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該往哪里走啊?”這恰恰觸及本質的問題——價值觀的重塑,靈魂的皈依。

“讀取是困難的。”這是張煒先生的由衷之言,他在書中由歷史燭照現實,從現實反思當下,探究正儒、偽儒,為我們還原了一位有血有肉、言辭可愛的孔子,像是住在隔壁的長者,隨時可以訪問或促膝對談。無獨有偶,學者劉再復曾以學問的形態劃分儒學,有政治儒學(以董仲舒為源頭)、心性儒學(以朱熹、王陽明為發端)、宗教儒學(以康有為的孔教會為典型)、原典儒學(李澤厚先生提出)。他曾以《紅樓夢》為例闡釋賈寶玉,賈寶玉是拒絕“表層儒”(君臣秩序)、服膺“深層儒”(親情)的赤子,他超越了儒學的價值觀。回到現實中,比較來說,正儒的核心是“愛人”,即廣施博愛；偽儒的核心是“治人”,即對人的統治。當然,偽儒不僅是位高權重者硬性強扭,還有自身的屈從和遷就,后者屢見不鮮。作者擁有超越文本之上的獨特審美,從孔子的待人接物、講學授業、周游列國入手,闡述他的思想“述而不作”,如履薄冰地對待機會,看到他的貢獻,也清醒認識到時代背景下他的局限,以及深受孔子影響的大儒如董仲舒等人對后世的影響。書中還有另一條線索,西方文化代表人物托克維爾、蘇格拉底等的縱向對比,打開深闊視野,深掘思想的流變,觸摸精神的脈息。

書中有個關鍵詞:金屬扳手,意指維修輪轂的工具,暗喻改造世界的信心,即“找個機會,拆卸和改裝這臺隆隆轉動的專制機器”。那輛吱嘎作響、落滿灰塵的馬車(有時也會坐牛車)走過十四年的泥濘長路,孔子飽嘗危難屈辱,難逃搜查之劫,饑餓、圍困、監禁、追殺,最可怕的是不被理解。臨淄街頭聽到《韶》樂,他稱“盡善盡美”,直呼“三月不知肉味”；泗水河邊一聲長嘆,詩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遇見弟子“躺平”,他痛罵其是“爛木頭”“糞土墻”；看見盲人樂師走過來,他細心告知臺階、左膝、旁邊坐的是誰；田成子弒君,他齋戒三日,請魯哀公出兵討伐；當心愛的弟子顏回死了,其父請求孔子賣掉馬車為兒子置辦外槨,孔子以不因私情破壞禮制而拒之……

足可見,孔子大事大節講道義,言談舉止有分寸,把禮儀看得與生死同等重要。他的那輛木車,承載著一介寒儒讀書做官、入世求仕的理想,也承載著書齋和廟堂的沖突。但是,他著述育人、訂《詩》正《樂》,是用另一種方式傳道。

張煒先生寫道,“道理和意趣在生長,在不同的光線下變換顏色,這就有了無限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理性分析,思想之路從來都是迂回向前的,有多艱難就有多重要,關鍵是看見和照亮,“一生言說是仁政,儒學的核心是愛人,這已經很頑強、很耿勇了”。“耿勇”一詞分量很重,能夠感受到從春秋時代走來的孔子的自強不息。要知道,讀取有時候也是誤讀,被遮蔽和被異化的孔子,需要我們共同去發掘、走近和認識,某種意義上也是重新認識自己。

時至今日,蜿蜒的車轍無限延伸,“詠而歸”的歌聲響徹耳畔。借《為孔子一辯》一書,我們溯源文化發展流脈,審視正儒、偽儒交織的復雜環境,從而找回丟失的大勇,還有“扳手”。昔日的金屬扳手,早已幻化為思想的“開關”,經常擦拭,照亮前路。

孔子的木車緩慢前行,朝向精神深處,每一步都是思想者的低吟。

鐘倩，青年作家，山東濟南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創新寫作范式，重建儒學與當代文化的關聯

——張煒新著《為孔子一辯》細讀

顧廣梅

公元2025年，或因數智時代的全面開啟而被載入人類史。就在人類浩瀚旅程中的這一站，著名作家張煒出版了學術文化隨筆《為孔子一辯》，其大開大合、探古論今的思想視野，其直指問題、直面沉疴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深沉濃郁的歷史意識和生命意識，都令人嘆為觀止，思緒萬千。張煒為孔子一辯，可視為兩位知識分子或兩位人文主義者的古今對話，也可視為當代知識分子對古代哲人的一次精神訪問、一次心靈相遇，更可視為當代作家、人文主義者張煒對中國傳統文化巨擘孔子的思想文化資源進行一次全面深刻的再梳理再詮釋，對孔子其人的精神肖像、心靈圖景、文化人格進行細膩描摹和高度還原，并力求對正遭逢人文困境的當代文化展開拯救式的重塑。

120個曠世奇問：諤諤聲中辯真偽、曉義理

要完成以上的對話、詮釋與還原，“辯什么”當然是問題的一方面，而“如何辯”實則是問題更重要的一方面。張煒要“辯”的核心問題是“正儒與偽儒”，這一問題本身的內涵與特質基本規定了寫作的主要內容，那么應該如何呈現這些具體內容，采用何種話語方式和論說腔調，無疑決定著“辯”的成效。《為孔子一辯》不是一部架梁疊屋式的、學究氣十足的理論書，而是一部辨析與辯白、知性與詩性相融合的學術文化隨筆。全書問題意識鮮明，邏輯謹嚴，圍繞“正儒與偽儒”之辯，不斷拋出一個個曠世奇問，又不斷深入淺出地回答這些問題。開篇“圣人何須辯”即連續發問：“這么多不盡相同的觀點，無數的延伸、開發和辨析，我們該怎樣梳理和采信？”“反孔的目的是破除精神枷鎖，進而推翻奴役和統治，那么一旦達到了目的，還會繼續反孔嗎？”“這樣的一個歷史人物，今天如果不是出于特殊原因，不是另有所圖，誰又會繼承和踐行他的思想？真的是這樣嗎？現代人是不是搞錯了？如果錯了，又錯在哪里，疏失了什么？”如此這般貫穿全文的各式各樣的發問，包括疑問、正問、詰問、反問、追問等等，竟達120個之多，這無疑催發了作品最令人難忘的話語特色和寫作特色：在一次次活潑潑、明亮亮的問與答中形成論說話語不可辯駁的感染力、召喚力和說服力，讀之有扣人心弦、欲罷不能的震撼與誘惑，作家鮮明的主體意識和思想立場也隨之彰顯、確立。

圍繞著問題鏈環環相扣的設置，辨析與辯白兩種論說腔調相輔相成，一起導向明晰的申辯，厚重的學理性內容張弛有度、揮灑成篇。辨析，側重分析；辯白，尤重獨白。要“辯”出一個真實的孔子，“辯”出正儒的義理，“辯”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蒂，必然離不開鞭辟入里的分析，又因作家本人的精神氣質和藝術調性，驅遣灑脫自如的獨白隨物賦形，筆墨間現性靈。細究之，全書充滿大大小小、或遠或近的辨析，且邊破邊立、層層遞進地分析論證下去，間或輔以自由聯想式的心靈辯白，這使全書出現的120個發問皆得以落地，正儒與偽儒之辯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根本問題與細節問題，以及因與果、效與用、名與實等等問題都給出了張煒式的篤定回答。

與這樣的雙重論說腔調相諧的是，《為孔子一辯》以知性與詩性相融合的話語方式形成了議論性抒情性兼備的獨特美學氣質。因其知性，才能更好地辨析孔子及其創立的仁愛學說，辨析千百年來儒學何以成為了儒教，辨析正儒與偽儒的截然不同；也因其知性，才能更好地揭示儒學的當代價值這一重要問題。張煒所運用的知性話語，以學術為根基，化繁為簡、去偽存真。除了靈活跳脫的問句占據很大比重，判斷句的頻頻使用不容忽視。“強權者真正的頑敵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愛’和‘愛人’者。”“偽儒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文化桎梏。”“學問的基礎是求其本真，絕不能為了行世而不惜最大筆墨放大某個局部，更不能求助官家。”可以說，書中出現的每一個判斷句分明就是一個觀點，一個結論，甚或一個命題。再者，并列句式的巧妙運用，也極大增強了論說語言的知性色彩。如書中談到孔子的保守主義：“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談及孔子看重禮法：“禮法既是大事，又是小事。”分析對話錄《論語》：“論語是用來理解的，也是用來感受的。”闡述孔子的文化人格：“孔子既是一個‘常人’，又是一個‘異人’。”“他骨子里是決絕的，行為上是有分寸的。”這種并列式的論說表達，摒棄二元對立思維，力求還原事物本來的復雜性豐富性，充滿了辯證的、對話式的思想智慧。另外，像轉折、因果、條件、假設等等多種語法關系句式在書中自始至終都穿插交替著靈活使用，不斷深化話語內涵，增強理論說服力。

對孔子精神肖像和文化人格的還原，對正儒義理的探源，詩性話語的靈活融入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家張煒特有的藝術思維將詩性表達精當自如地揮灑到字里行間。《在歌聲中歸來》如是描寫：“孔子的真正歸來，是還原他所贊許的那個放松自由的形象：唱著歌，一路往家里走來。一個真切的和藹可親的生活中的人，熱情、專注、認真而有趣。”《將扳手揩亮》這樣想象：“夜深人靜時，我們會聽到曠野上隱隱傳來的轆轆之聲，這是孔子的車隊。我們會想起車上的人，他們的焦渴和顛簸，他們藏起的‘金屬扳手’。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將‘扳手’揩亮。”唱著歌回家的孔子，馬車上藏起來的“扳手”，都成為鮮明矚目且意涵豐富的獨特意象，兼之長長短短、復沓又有韻律的句子，使文本獲得詩歌般含蓄悠遠的審美屬性。

由話語特色和話語方式看《為孔子一辯》的文體特質，不難發現，這無疑是一部集思想考辯、知識考古、感悟心得于一體的學術文化隨筆。與尋常所見的隨筆相比，其在寫作范式上做了有意識的創新嘗試——寫作對象是孔子及其言說，寫作依據是一部《論語》，用120次問與答，抵達了中國第一位人文主義者的心靈秘地，抵達了儒學思想的核心，也將之引領到當代讀者的觀照視野中，引發持續的共情與共鳴，書末附“主要參考書目”，20部文獻皆為儒學的經典之作和權威版本，為全書的寫作提供了學術性標識與保障。

理解與感受：重建孔子與當代文化的人文關聯

學術文化隨筆的寫作對作者的素養、修養與氣度要求極高。既要有專門學問，又不能囿于學問。以學問為根基，以性靈、胸襟為兩翼，才能達到這類寫作的較

高境界。張煒寫作《為孔子一辯》，為當代作家和知識分子群體提供了創新性啟發性的典范文本。他于書中做的最大創新，或在于始終將當代讀者視為重要的對話者。強烈的讀者意識與鮮明的寫作意識打通了作品的任督二脈。正是因由讀者意識，張煒才會在書中不厭其煩地分析講述閱讀《論語》、走進儒學的貼切方式，真誠地向當代讀者分享可借鑒的有效路徑與方法。而這樣的讀者意識，不僅將匯集到孔子與當代文化的人文關聯這一效用價值層面，也將匯集到儒學精神承繼與超越的內在價值層面。

那么，如何閱讀《論語》？張煒指出：“《論語》是用來理解的，也是用來感受的。”“《論語》其實是富于詩意的文字，所以面對它，除了要打通道理，還要感受意蘊。”一方面，“理解”對應著思維的認知層，這是把握儒學理論核心問題之關鍵，也是還原一個具有高度理性和強悍邏輯的孔子之關鍵。書中全面有序地給出了理解儒學知識的指示圖，通過一環環的辨析辯白，形成清晰完整又新穎獨特的儒學認知體系。張煒構建的這一認知體系主要包括六方面內容：第一，對正儒之核的理解，認為需把握“仁”即“愛人”思想——“對人的愛惜、憐憫和同情，生存的自由，愉快、富足和幸福。為了這個目的、奔向這個結果，就是‘愛人’了。”如此簡單純粹，又如此艱辛冒險。與之相對立的偽儒之核是“治人”，其極端形式為“殺伐”。第二，對儒學的三處重墨“民為貴”“乘桴浮于海”“出兵齊國”的理解，認為需從三個關系式切入，即：“民眾與君王及社稷的關系”“個人與君王及集團的關系”“國與國的關系”，把握住這三層關系有助于準確理解儒學的三重實質。第三，對儒學原典的主要理路、舉目之綱——“名”“實”之辯及其現代性內蘊的理解認知，認為孔子對“名正言順”的強調，既基于樸素的事物道理，又出于對“義務、責任和邊界”等等事物原則的明確維護，指出恰是“這種理性的遵循與持守”，因其蘊含“堅實的邏輯”，儒學就一定是屬于現代的，不會過時。第四，對正儒之另一核心“禮”的理解，認為其本質是“社會治理的表與理，是因也是果”，孔子持守“禮”、強調“禮”，其根本目的是達到“政通人和”的理想境界。第五，對“天道”的理解，這是理解孔子和儒學的難點，“儒學以‘天道’為目標”，規避了形而下的諸多局限，避免止步于“民本”與“民貴”，贊許為“它葆有的現代性元素”。第六，對孔子其人的理解，認為“他是一個人，必有人的弱點，也必有時代的局限”，力求用歷史的、理性的態度去分析還原孔子的文化人格，不造神，不粉飾，不歪曲，不貶損。凡此種種，理解認知層層推演，構成本書的理論骨骼和知識地圖，并形成論證的內在邏輯機制，引導讀者一步步走進《論語》的世界、儒學的世界。

另一方面，“感受”對應著內心世界的情緒情感體悟，是對理解認知的有益補充，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論。張煒大大強調“感受”之于閱讀《論語》的重要性，而這一方法維度之前被普遍忽略。或許，“理解”維度下的孔子其人其說是可敬可畏的；“感受”維度下的孔子其人其說則可親可愛。書中調動“感受”形塑出一個走下神壇的具身化的孔子、一個拒絕被工具化的真孔子，其情感趣味與舉止、壞脾氣與內心的不安，羞澀和溫柔……種種身體實感、生存實感摻雜著駁雜的生命經驗、生活經驗紛紛進入所謂“感受”之通道。張煒嘗試對千百來年被遮蔽、被輕視、被誤解的孔子的諸多內心感受進行了重新感受，這無疑是特別有價值的主體間性的觀照，是真正意義上的古今對話，也是一場頗具現代性意味的實踐行動。豐富貼切的感受自然會帶來更豐富更貼切的感受。被重新感受、重新觀照的孔子，既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非凡英雄，又是一個向往自在生活的普通人；既是一個克己復禮的保守主義者，又是一個果決勇毅不怕冒犯的革新家。

可以說，張煒首先是《論語》的一位理想讀者，其次才是《論語》的當代書寫者。他在深入理解了悟《論語》之核心義理后，擷取其中的思想文化精華和語言精華，將之在內心捂熱才拿出來生成寫作材料，重新進行創造性的自由書寫，最終完成古今對話式的嶄新詮釋。無論是“理解”還是“感受”，張煒向讀者傳遞的分析論證都指向了孔子與當代文化的種種關聯。在張煒看來，孔子留給世人的思想文化資源蘊含著強大的理性光芒和動人的感性力量，并始終追求人類的福祉和自由、追求向前發展的合理路徑，所以總體上儒學就是“現代性”的，可與當代文化進行直接對話，應被當代人繼承和發揚光大，至于孔子思想中的保守主義局限，也應有清醒的認識和超越。同時，張煒指出孔子文化人格的現代性，這位倡導“和而不同”的孔子作為“自由理性的個體”，是“反思者和思想者”，而這顯然與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理路相契合。

類比和對比：視界融合及在場的意義

如前所述，邊破邊立、層層思辨是《為孔子一辯》的主要論析方式。破的是偽儒虛假的殼，立的是正儒堅實的核。全書用大量筆墨辨析了正儒與偽儒的本質區別，在這一論析過程中，最值得稱道的寫作方略或許是作者始終堅持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類比、對比，以期在可貴的視界融合中達成深度文化探詢。

張煒的觀照視野中，中西方文化傳統確乎為一個大的系統，其中的優秀文化既相互類比參照，又尊重葆有各自的異質性。書之始，他即做了一個有趣的借用：“關于儒學，在這里想借用一下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那句著名的開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古今中外，所有民族中最好的東西都是相似的，而不好的東西則各有各的不好。這里的‘最好的東西’，主要指思想品質及其影響下的情感和行為。”對此，他言之鑿鑿：“儒學中‘最好的東西’，與世界其他民族都是相通的、相似的。它們在言說時，表達的言辭與習慣可能是不同的，但深處含納的原理則是一致的。也正是因為這種一致性，才決定了它的價值、它的地位，特別是它的現代屬性。”這一總體性的觀照和判斷貫穿始終，賦予全書不同尋常的理論高度。隨著論析的展開，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托克維爾、庫克等西方哲人們時時進入與中國古代先哲的類比、對比視域中，形成一個個富于啟發性的思想維面。比如通過與孔子生活在差不多同一歷史時期的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諸哲進行比較，得出東西方文化具有明顯差異的結論：“蘇格拉底、柏拉圖和孔子一樣，都是以對話方式教學的，不同的是他們努力將修辭改為推理，而孔子有更多的感性。在表述上，感性和倫理經過顯在的邏輯驗證和厘定，遞進到理性層面，就有了更堅硬的質地。這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屬于文化基因范疇。”基于這樣的體認，孔子對于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張煒不僅重視東西方哲人之間的比較，還自然而然地將東西方的文化、文學思潮作為富有關聯性的因素展開探詢：當談及孔子“述而不作”中蘊含的“復古”思想時，他用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唐宋古文運動這一遠一近兩個例證進行博古通今的比較辨析，由此厘清了“復古”的性質意義；當面對孔子所敬畏的“天”（或“天道”）時，他用“西方信仰的人格化”進行比較后指出，孔子所言的“天”也具有信仰的意義。

與之相呼應的，在駁斥偽儒、確立正儒的關鍵處，張煒于中國文化內部展開的歷時性比較，高高舉起了歷史之鏡——暴秦的冷酷及其推行、遺留下的鐵血文化。他用近乎決絕的語調不斷強調暴秦所代表的強權暴政之實質，這種冷血王權體制，極易用偽儒來裝點門面，二者形成的合體“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絕望最黑暗的文化，沒有之一”。其與人類未來格格不入的陰暗性劣質性，必然帶來民族文化的危機、文明的危機。只有徹底清算鏟除這種劣質文化，才能實現文化的自救，才能拯救民族的危機。他如是分析：“魯迅一直深惡痛絕的‘鐵屋子’，就是由暴秦以來的‘冷血主義’，再加上‘偽儒’，這兩種材料打造構筑而成。”由古而今，由中而西，正反兩面，多方多維地驗證著儒學思想的重要價值意義，由此抵達論證的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張煒對儒學接受史的復雜性有相當清醒的體悟，雖然這為他在書中展開的對話與潛對話帶來無法回避的巨大挑戰，但他仍以平和理性的讀者姿態走進了這部曲折復雜的接受史，并以非凡的智慧嘗試給予接受的各方以重新詮釋重新驗證的機會。比如他反復論析大儒們的貢獻與局限，一方面顯示了儒學的價值意義和有限性，一方面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人文傳統和易被利用的弱點；又如他三次提及現代文學巨匠魯迅，一方面辨析回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謂反孔思潮的實質，一方面指出真正的儒者當秉持魯迅“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戰斗精神。而這一切，無疑證明了書寫者在場的意義，真正的寫作必然蘊涵著反思與批判、召喚與燭照，讓文化記憶、文明烙印有了承載之地。

結語

《為孔子一辯》已然跳脫出以往繁瑣堆砌的闡釋框架和深奧艱澀的論說方式，在扎實的文本細讀和翔實的文獻資料掌握的基礎上，力求名與實的一致性，開創了學術文化隨筆的全新寫作方式，時而激越時而舒緩，以契合孔子的方式走進孔子的言說和心靈世界，梳理探尋中國古代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道路。

這部學術文化隨筆對作家張煒而言，是他個人閱讀史的一次重要小結，亦是他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又一次證明。令張煒汲汲于懷的是：數智時代論斷孔子及儒學的意義何在？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甚囂塵上，那么究竟何為寫作？寫作何為？為孔子完成一辯的張煒，像極了他筆下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他以一部思想之書，印證了數智時代下人文知識分子的寫作如推巨石上山的西緒福斯，在荒誕之地反抗荒誕；亦如精神高原上的一場燭火，溫暖人心啟迪智慧。

顧廣梅，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師范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