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巴黎3區的圣馬丁門，再往北走200米，一家陳列著影碟、書籍和電影攝影機的小店坐落在道路西側。

在電影眼睛和菲林齒孔的簇擁下，店名 “RE:VOIR”清晰可見。

RE:VOIR是一家致力于用影像媒介推廣和發行實驗電影的廠牌，由實驗電影人Pip Chodorov創立于1994年，至今剛好30年整。

RE:VOIR位于巴黎的門店

「AIMEZ-VOUS LE CINéMA EXPéRIMENTAL？」

（你們喜歡實驗電影嗎？）

Pip Chodorov的紀錄片《自由激進派：實驗電影史》回答了這個懸置在店名之上的問題。

影片采訪了大量20世紀上半頁實驗電影的先行者，他們大多鮮為人知，生活樸素低調，但當談起實驗電影時，他們對影像激進的實驗和執著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

二十世紀初，是先鋒藝術風起云涌的時代，科技的進步、思想的傳播、新國家的誕生都給予1920年代的歐洲某種初生的朝氣。懷著對變革的熱情、對機械的崇拜以及對藝術的信仰，實驗電影人在先鋒藝術的影響下，試圖將一切原本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在如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實驗電影，反對的就是那些「貧血的電影」，它們天馬行空地使用大量新技術和電影語言，并積極地將舞蹈、行為、繪畫等藝術形式融合其中，創作出電影視覺與表達的新可能。

夏末秋初之際，我在RE:VOIR附近的咖啡館對Pip做了采訪。采訪和文字整理期間，我時常被Pip與實驗電影人的熱情和生命力所打動。對于他們來說，實驗電影如詩歌般自由而純粹，而試圖以文字去讀解實驗電影，試圖以語言去囊括個體的豐富性，則像圈養一條安達魯狗。

實驗電影本身就是對規則的反叛，試圖以文字錨定實驗電影，則像是把月亮囿于手指圍成的相框。或許我們永遠無法像喬治·梅里埃那樣抵達月球，但透過文字，或許可以在旁邊感受片刻的月光。

《一條安達魯狗》路易斯·布努埃爾

ACCE：

您是如何真正開始并一直從事實驗電影這一領域的呢？

Pip Chodorov：

我在大學主修認知科學，但我仍然在拍電影。直到大學畢業后，在電影發行領域工作了一年，我才意識到想去巴黎學習電影理論。當我開始思考這件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可以將對心理學和語言學的興趣與電影結合起來。

在巴黎時，我也在創作自己的電影，這些電影實際上是具有實驗性的。我當時并沒有特別去思考它們是否是實驗電影，但它們確實是。后來，當我最終被邀請加入“電影人合作社”（the Filmmakers’ Cooperative）時，我才意識到，里面的電影人全都是實驗電影創作者。我想，如果我身處這個圈子，那我就應該努力創作更好的實驗電影。我應該放下講述故事的嘗試，真正去思考如何創作一部優秀的實驗電影。

ACCE：

提到紐約的“電影人合作社”，二戰時期，許多歐洲電影人前往美國，在當地交朋友、合作并創作實驗電影，形成了像緊密的社群。

但您選擇了從美國前往法國，是什么讓您做出這個反向的選擇呢？

Pip Chodorov：

我對電影理論的研究很感興趣。在80年代的美國，沒有很好的電影理論課程，更多的內容是關于電影分析，比如說，如果攝像機的角度向上傾斜拍攝人物，會營造出恐怖的效果。這些鏡頭分析的課程對我來說很無聊。但在巴黎的課堂上，讓我很興奮的是，我們甚至不看電影，只是討論如何將語言學應用到電影中，或者探討更具理論性和抽象的內容，而非實際的操作。

此外，我對在另一個國家生活也感到興奮。我逐漸發現自己在歐洲感覺更自在，在這里，人們之間發生的對話比在美國更深入。雖然一開始與法國人交流很難，因為他們有一點“封閉”，但幾年過去，當我開始交到朋友時，他們能成為真正很好的朋友。

我意識到，這里的關系更牢固。在美國，每個人都忙于工作，可能10個月也見不到朋友一次。

而在法國，朋友可能會說：“兩周沒見，我們去喝杯酒吧！”總體來說，法國的生活更有趣也更有收獲。在美國，人們看完電影后只是出去吃飯、聊聊生活。但在這里，人們會討論電影。在法國，電影被非常認真地對待，不僅作為一種產業，更被視為一種藝術形式，這點超過了大多數國家。

80年代末我來巴黎時，有人告訴我，他們小時候住在小村莊里，有人告訴我，他們小時候居住小村莊里，每周都會有巴士運送電影到村莊的廣場進行放映。所以在這里生活，你可以真正接受電影教育，而這種教育在其他國家是無法獲得的。

而在法國工作和生活一段時間后，我也意識到有很多法國人不知道的實驗電影，我可以把它們帶到這里，把一些美國的方式，比如發行錄像帶，應用到法國。我想，無論是不是我，這些東西都會來到這里。不如，讓我來做吧。

Pip 在 RE:VOIR 店里工作

ACCE：

您從事實驗電影創作及出版、發行工作很多年了。對您來說，什么是實驗電影？

Pip Chodorov：

實驗電影是不講述故事、不展示現實的電影。所以它們既不是紀錄片，也不是劇情片。當然，任何規則都可以被打破，尤其是被實驗電影創作者打破。因此，這一定義也可以被打破。

但一般來說，如果你把敘事電影看作小說，那么可以將實驗電影視為詩歌。它可能是對世界或內心世界的視覺表現，也可能是對材料進行的形式實驗。實驗電影是一種探索，也與藝術創作有關，但并不以一種矯飾的方式。你制作實驗電影不是為了讓它進入博物館，而是因為你想看看可以用這些素材做到什么。

你不能像讀小說那樣去閱讀詩歌，這樣一定會讓你感到沮喪。基本上只需讓圖像在你的視覺和感官上流淌，從中提取你喜愛的東西。

我們曾在一個臨時占領的影院放映了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的《狗·星·人》。這個露天劇院沒有屋頂，墻壁也因風雨侵蝕而破損。兩位鄰里的老太太來看了放映，電影結束后她們還坐在那里，我便去問她們的感受。她們說：“我們沒看懂，但劇院的墻很美。” 我覺得實驗電影讓她們以全新的視角看待事物，更新了對周圍世界的感知。

《狗·星·人》斯坦·布拉哈格

ACCE：

您是如何看待實驗電影中的一些敘事，以及敘事電影和實驗電影之間的關系呢？

Pip Chodorov：

其實很難一概而論，一切都可以講述故事，甚至白色屏幕上的一個紅點也能講述一個故事。

每一部敘事電影本身也是一部記錄正在拍攝的電影的紀錄片。演員、布景——這些都是劇組在拍攝電影的那個時刻瞬間的記錄，即使它是在講述一個故事。兩者的差別在于，敘事電影試圖讓你相信一個虛構的世界；而實驗電影讓你忘記一切，只集中于物理性的屏幕。

在實驗電影中，你可以用故事和角色來進行實驗。你可以設置一些情境，讓觀眾開始相信一個故事，然后突然讓它崩塌；或者，畫面突然變黑，旁白開始直接對觀眾講話，突然之間，你在影院中就會意識到自己所在的情境。一切都有可能，充滿了自由。當然，自由越多，就越難想到一個好點子并創作出有力的作品。如果你在拍一部敘事電影，你會有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你可以有瘋狂的想法。而如果完全沒有框架，什么都可以做，那你就得從零開始。

實驗電影還有一個特點是前面提到過的社群。實驗電影人們認同并識別出彼此，繼而形成社群。它獨立于電影工業，是植根于地下的。實驗電影人們一起成長，逐漸擁有了自己的機構和實驗室。像在RE:VOIR，我們都是電影制作者，幫助電影制作者。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自然和有機的過程。例如，梅卡斯在紐約發行了我的電影，而我則在巴黎發行他的影片。

Pip在法國發行的梅卡斯作品紀念套裝

如果一個好萊塢的名導現在開始制作實驗電影，他也不在實驗電影創作的圈子內，不屬于我們的社群。因為他不需要依靠我們來獲得發行或實驗室的支持，也不需要電影人合作社。無論他拍什么樣的電影，都會有觀眾。

電影是一個需要售票的產業，而藝術界則是售賣物件。而即便是在電影院里，實驗電影也賣不到足夠的票。這種情況下，實驗電影就像處于這兩個行業之間的無人區，實際上是沒有位置的。但正因它不受制于任何行業，沒有權力或金錢的束縛，它成為了一種自由的方式。你可以將一切變得觸手可及，你可以創作電影，拍攝和沖洗膠片。如果你負擔不起實驗室的費用，那就用咖啡或者其他有機化學物自己沖洗，總有人在想辦法不用錢也能做出新的東西。

ACCE：

與上個世紀相比，您認為實驗電影是否有什么變化或者發展？

Pip Chodorov：

我沒有看到巨大的變化，但看到了演變。我最近觀察到一些年輕電影創作者，他們稱自己為實驗電影制作者，他們的電影中包含了很多信息，涉及政治、性別身份或家庭，而不是影像本身的趣味。這讓我覺得有些失望，因為他們在用實驗電影做更具政治性的東西。創作實驗電影有很多種方法，個人而言，我不太認同這種做法，也不會拍攝這樣的電影。對我來說，個人體驗才是有價值的。

ACCE：

所以對您來說，實驗電影更像是一種視覺旅程，而非政治表達。

Pip Chodorov：

我不認為電影創作必須是一個由爭論性的行為來證明什么或傳達某個信息。它可以只是一次視覺體驗。我看到的最好的電影是那些讓我希望自己能拍出來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拍出來的電影。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成片的結果，更是它們的創作過程。

ACCE：

除了關注的主題之外，您如何看待數字技術的發展？商業電影以及藝術電影大多轉向了數字化，但在實驗電影制作中，這種轉變并沒有那么快。那么您認為技術發展對實驗電影意味著什么？

Pip Chodorov：

我認為使用新技術來進行“實驗”是很困難的。使用膠片時，你可以用不同的化學藥品進行顯影，你也可以刮劃膠片、倒置拍攝或進行多重曝光。但數字材料不是有機的，而是編程的、技術性的和工業化的。

如今，想要創作實驗性影像作品的人，往往只是拍攝現實世界(物體)，同時創造一個實驗性的環境，但圖像本身不再具有實驗性。就像透過窗戶（圖像）看向一個世界，那世界可能是實驗性的，但窗戶不是。數字技術的目的是讓你忘記自己在觀看一幅圖像（忘記窗戶的存在），從而關注里面的世界。

然而，使用膠片時，窗戶本身就是實驗性的，充滿形狀和圖形。你看的不是一個虛構的空間，而是一個可以感受到質感的表面。有些人試圖讓世界變得抽象，但對我來說并不有趣。相反，在邊界上的某種東西——圖像與質感的互動，產生的引人入勝的視覺效果，才是讓我感興趣的。

ACCE：

近幾年，您有看到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新興實驗電影人嗎？

Pip Chodorov：

我覺得亞歷山大·拉羅斯（Alexander Larose）的電影非常驚艷。他從加拿大的家中出發，沿著周圍布滿樹木和柵欄的小路漫步，這條小路偶爾有行人經過，他一直沿路走到河邊。與此同時，他用一臺大型的35毫米攝像機進行拍攝。然后，他走回起點，把膠片倒帶，再次重走這條路，來回重復30到40次。

他的圖像變幻為移動的小顆粒，充滿了無數色彩和光點，就像一個隧道。成片的效果和其他影片結果完全不同，非常創新，既記錄了他的體驗和身體的運動，也呈現了膠片如何對光作出反應。

《brouillard #19》亞歷山大·拉羅斯

當你看到一些前所未見的東西時，那是令人興奮的。如今，對于年輕電影創作者來說，在一切似乎都已被做過的情況下，創新是很有挑戰性的。但年輕的電影人們仍然能創作出前人未曾有過的作品。

ACCE：

在什么樣的契機下，您創立了發行和推廣實驗電影的廠牌RE:VOIR？

Pip Chodorov：

我1990年開始在另一家實驗電影發行公司LightCone工作，一直到1997年左右。

當時，許多電影節的策展人會來LightCone看片。我是公司里的年輕學生，所以由我來放映那些影片。但由于頻繁的放映，膠片逐漸會被刮花。在20世紀80年代，VHS錄像帶剛剛出現，并在美國流行起來，但法國并不普及。我們開始詢問電影人是否有VHS(家庭錄像系統，video home system)可以給策展人播放，比如瑪雅·德倫（Maya Deren）第三任丈夫的最后一任妻子。她繼承瑪雅·德倫電影的版權，提議我可以出版這些VHS錄像帶，并且創建一個廠牌。

于是，我和LightCone的朋友們討論了創建LightCone Video的想法，因為如果我們不做，別人也會來做，而我們是那些真正關心實驗電影的電影人。他們同意了，不過說：“如果你想做可以去做，我們也會幫助你，但這是屬于你的事情。”

所以，我和來自LightCone的合伙人一起開始了我的項目。1995年，我第一次出版了三部錄像帶，瑪雅·德倫、帕特里克·博卡諾夫斯基（Patrick Bokanowski）和漢斯·里希特（Hans Richter）。

后來，LightCone認為我因為錄像帶的項目分散了精力，并且覺得我在借用LightCone的名聲。但LightCone幫助我從公司離開，讓我可以領取政府的失業金。靠著失業補助，我可以生活一年半左右，同時發展我自己的公司RE:VOIR。

RE:VOIR門店

ACCE：

可以分享下RE:VOIR這個名字的由來嗎？

Pip Chodorov：

這個名字有兩個含義。

法語中的“voir”的意思是“觀看”，“revoir”便是“再次觀看（to see again）”。

我的構想是希望人們首先在電影院觀看這些電影，之后如果想再看一遍，就可以購買錄像帶。

第二個含義是，當你回復一封電子郵件時，通常會在主題前加上前綴“re:”，“re”源自拉丁語，意思是“關于(regarding)”，re: voir的意思就是“關于觀看”。

對我來說，這些電影是關于電影創作者如何看待世界，關于他們的視角和感知。因此，我取名叫“RE:VOIR”。

ACCE：

現在RE:VOIR通常每年發行多少部電影，你們又是如何做出選擇呢？

Pip Chodorov：

現在，我們有一個出版計劃，每年發布6到10部影片，具體數量取決于項目的規模。通常，我們有一份很長的計劃清單，列出認為重要的影片，不僅僅取決于個人品位，更多的是關乎實驗電影的歷史。

這些影片大多數不為人所知，有些電影人已經去世，家人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些電影。

例如，我正在準備出版艾德·艾姆許維勒（Ed Emshwiller）上世紀50到70年代的電影，它們非常重要且有力量。艾德的電影在60年代對許多電影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且在70年代出版的實驗電影書籍中有所提及。他是一位重要的實驗電影人。你可以在書上讀到關于他電影的內容，但無法找到途徑觀看這些影片。

盡管電影人合作社在多年前出版過這些影片，但它們仍然鮮為人知。我非常激動可以出版它們，因為我將能夠將這些美麗的電影分享給從未見過它們的人。

RE:VOIR出版的部分DVD

ACCE：

除了RE:VOIR，您還在1996年創立了一個名為L’Abominable的共享膠片實驗室，能否介紹一下？

Pip Chodorov：

大約在1992到1994年之間，我和朋友們在格勒諾布爾學會了自己沖洗super-8和16毫米膠片。格勒諾布爾是距離巴黎四小時車程的一個小鎮，當地有一群年輕電影人開設了自己的暗房。他們非常慷慨，不僅教我們如何操作，也讓我們使用他們的設備。我們也決定在巴黎開設自己的實驗室，于是開始尋找便宜的場地。

突然有一天，格勒諾布爾的暗房關閉了。他們說來的人太多了——從日內瓦、布魯塞爾、巴黎以及法國各地趕來——他們已經無法幫助所有人，但愿意幫助我們建立自己的實驗室。1996年，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們成功開設了自己的實驗室。它最初在巴黎郊區阿涅爾(Asnières)的一間建筑的地下室。

我們最初是手工沖洗，但很快就從90年代逐漸倒閉的商業實驗室中購入了許多設備，用來印片、加工、特效處理、剪輯和音效制作。很快，我們就積累了很多大型、重量級的設備。8年后，隨著所有者去世，建筑被拆除，我們也不得不搬離阿涅爾。

ACCE：

后來，L’Abominable搬去了哪里呢？

Pip Chodorov：

我們給郊區的很多地方寫了信，想要尋找另一個空間。最終只有一個地方回應了我們，就是庫爾訥沃（La Courneuve）。那是一個非常工業化的郊區，但他們希望引入更多藝術文化活動。

于是在2004年，我們搬到了庫爾訥沃，被分到一所空置的學校的廚房，那里有很多儲藏空間和巨大的冰箱。這對我們來說非常合適，因為冰箱低溫和黑暗的環境就像暗房一樣。

我們便在這個空間里重建了實驗室。在當時，許多膠片實驗室都停業了，比如曾經非常大型且重要的LTC，它曾為電影節和發行商沖印長片。我們試圖從LTC那里獲得舊設備，但被拒絕了。不過在LTC離開后，我們聯系了拆除承包商，他們表示“拿走你們想要的東西吧”。最終，我們甚至得到了標有LTC的白色工作服，更重要的是獲得了許多實驗設備。

庫爾訥沃的空間一直到了2022年被拆除，我們陷入了困境，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但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于是我們把一切都打包在到盒子和木箱中，又開始在郊區尋找希望接收文化組織的廢棄工廠。

我們最終找到了埃皮奈（épinay-sur-Seine）。那里有一個非常大的電影實驗室，叫做éclair。它是繼LTC之后最重要的實驗室，雖然還存在，但已經關閉了膠片的沖印工廠。埃皮奈希望保護這棟建筑，使其成為一個文化中心。于是我們申請加入，埃皮奈將主樓提供給我們，里面有所有的沖印機器和放映室。

但他們要求我們簽訂一份35年的租約，并支付翻新和重建費用，總預算為330萬歐元。對于一個非營利組織來說，這筆錢太巨大了，我們不得不進行籌款并尋找資助，比如來自CNC、法蘭西島大區（?le-de-France）、個人捐贈等等。最終我們籌集到了340萬歐元。接下來的步驟就是進行建造、修復和重新布線這些大型舊機器，等待搬入，重新開始我們的活動。

ACCE：

你們是如何定義這個共享實驗室的概念呢，又選擇可以加入成員？

Pip Chodorov：

這是一個自助式、會員制的實驗室，我們不提供服務，每個人都要自己動手操作。但我們會提供幫助，指導他們能獨立完成。之后，他們可以培訓下一個新人，從而使知識和技術得以一代代傳承。

我們不會選擇只是出于好奇想體驗的人，而是希望成員是正在使用膠片并想自己進行沖洗的人。我們的機會很有限，一年大約四次，每次接納六個新成員，通常會另外有等待名單。

最開始，我們會全程指導新成員，包括如何處理化學藥品和使用設備，以及確保實驗室保持一個良好的狀態，以便下一個成員使用。當成員最終能夠獨立操作時，他們就成為了正式成員，可以自主預約實驗室時間。如果再有新成員加入，我們會詢問現有成員是否愿意幫助新人們。

此外，當成員需要一些幫助時，比如搬運設備或借用卡車，我們會向所有成員發郵件詢問，大家都會在需要時伸出援手，我們是一個充滿社區精神的集體。

“電影人合作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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