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開國上將中有兩位上將是比較特殊的，分別是王建安（1956年上將）和李聚奎（1958年上將）。如果說李聚奎是因為工作原因缺席授銜，那王建安缺席1955年全軍大授銜一事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而且曾被中央軍委表彰的功臣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副司令員王建安在建國后長期擔任二級軍區副司令，其待遇之低，令葉劍英元帥感慨：“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啊！”

那么為什么王建安會“高開低走”？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兵團司令員王建安的資歷

王建安，1927年入黨，早期參加黃麻起義，隸屬于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31師。

紅軍隊伍中，紅四方面軍的發展還是比較好的，扎根大別山深處的紅軍隊伍多次挫敗敵人的反“圍剿”斗爭。

應了那句“千錘萬鑿出深山”，挫折和磨難把王建安磨礪成一位“軍政雙全”的指揮員，長征時，他就已經是紅4軍政治委員了。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王建安都是在山東革命根據地工作，他帶領的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具有很強的戰斗力，并且在濟南戰役時得到充分展現，“濟南第1團”“濟南第2團”的稱號就是中央軍委授予給東線兵團的榮譽稱號。

抗美援朝時期（1952年），王建安擔任第九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沒錯，就是接任宋時輪領導參加過長津湖戰役的第九兵團。

如果履歷說到這里就打住，那么正兵團級干部王建安必定會參加1955年全軍大授銜，而且授銜起步就是上將。

正兵團級干部授上將這是沒什么問題的，1955年全軍36位正兵團級干部只有一位是中將（徐立清主動要求降銜，后被授中將），其他35位除了兩位大將（王樹聲、許光達）以外，全部都是上將。

但是問題就出在1954年，1954年王建安被降級，成為副兵團級干部。

被降級的王建安不僅缺席了1955年全軍大授銜，而且此后王建安再未像之前一樣，一人身兼司令、政委兩職，1956-1969年他都只是擔任二級軍區的副職（副司令員）。

他這肯定算是“高開低走”，就連葉劍英元帥都感慨他“不容易”。很明顯，1954年發生事了，而且還是大事。

高饒事件對王建安的影響

高饒事件影響了很多人，其中有兩個比較具有代表性，分別是高崗影響了賀晉年（兵團級干部被授少將），而饒漱石影響的就是王建安（缺席55年授銜）。

饒漱石是新四軍的領導人之一，在新四軍系統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許多新四軍系統出身的將領都比較信服饒漱石。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饒漱石的地位多有變動，但是變來變去都無法改變饒漱石對華東野戰軍、華東局的領導地位。

華野內部協調有很多問題，有的時候矛盾沖突起來，壓不住矛盾的粟裕就會請陳毅來解決，而陳毅解決不了的矛盾就交給饒漱石，山東、華中野戰軍合兵就是在饒漱石的主持下進行的。

在長期工作期間，王建安和饒漱石的關系越來越近，甚至在饒漱石的推薦下，王建安擔任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副司令員。

擔任東線兵團副司令員是王建安人生履歷中的重要一環，也是王建安軍事生涯的高光時刻。基于此，王建安與饒漱石建立起脫離純粹的上下級關系的私交。

1954年，在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后，全軍掀起了批判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

但是在華東軍區會議上，與饒漱石關系較好的王建安拒絕批判饒漱石，以至于軍區對王建安下了驕傲自滿的定論：軍區會議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驕傲自滿、功臣自居、拒絕自我批評與對抗軍區黨委領導的嚴重錯誤。

王建安無緣1955年全軍大授銜

1954年王建安被降為副兵團級干部，不過他的名字仍舊出現在上將擬授名單上，《關于元帥、大將、上將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提到了王建安的名字，而且排名還較為靠前。

因病缺席1955年全軍大授銜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跟腳，況且全軍大授銜時期許多有病不能出席儀式的干部不照樣被授銜嗎？（林彪、粟裕、徐海東這幾位身體都不好，但是仍舊參與了55年授銜，只不過本人沒有出席儀式）

王建安缺席55年授銜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1954年犯的錯誤導致他的軍銜降低為中將，但是負責授銜的工作人員認為這樣有點不合適，于是就索性沒有授。在王建安檢討錯誤后，1956年才補授上將軍銜。

但是這次錯誤還是影響了王建安日后的任職，長期擔任副職就是一個明顯體現。在很久一段時間后，王建安才被重用，擔任中央軍委顧問、中紀委常務委員……